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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Jackal》Federic Forsyth

弗．福塞斯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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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黎。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六點四十分。這一天的清晨特別冷。

　　尤其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的時候，似乎天氣顯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區伊弗雷堡的大院裡，有一位法國空軍中校被反綁著雙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樁前面。此刻，他那雙眼睛不時地閃現出冷漠、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站在二十米以外的一隊士兵。

　　他，就是三十五歲的讓．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為了稍微鬆弛一下緊張的情緒，他用腳尖踢著地上的砂礫。這時，有人走過來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將降臨之時，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邊，嘴裡念念有詞地說著什麼。

　　二十位士兵拉開槍栓，推上子彈。在一陣子彈上膛的喀啦聲中，神父的誦讀聲更加顯得軟弱無力。

　　從高牆外面，傳來了一輛向市區飛馳的汽車的喇叭聲，正好掩蓋了行刑隊長發出的「瞄準」的口令聲。

　　世界此刻一片寂靜。突然響起的槍聲，並沒有引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的絲毫反應，只驚動了一群鴿子，它們被嚇得撲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飛去。槍聲的餘音，也消散在牆外車輛往來的噪音之中了。

　　被處決的這個軍官，是「秘密軍隊組織」ＯＡＳ的領導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謀刺法國總統。而隨著此時他的死亡，應該說謀刺總統的活動也就結束了。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命運的撥弄，它卻反而成為另一個重大事件的開端。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追述為什麼在三月的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區的軍事監獄的院子裡，要槍決這個人。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

　　當夕陽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在宮前廣場上投下了長長的影子的時候，人們才感受到了一絲令人快慰的涼意。

　　在每年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到了傍晚的九點，氣溫仍然達到攝氏二十五度。在這樣悶熱的城市裡，每到週末，婦女和孩子們就爭先恐後地坐汽車或者火車到鄉間去度假。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就在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幾個人等待一個時刻的到來。他們認為，在這一天，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的生命即將終止了。

　　當城市的居民們正打算到郊區比較涼爽的河濱和海灘去躲避市區的酷暑時，愛麗舍宮裡的內閣會議仍在緊張地進行著。

　　在廣場的樹蔭下，停放著十六輛黑色的雪鐵龍ＤＳ型轎車，這些轎車首尾相接，連成一圈，占去了廣場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車司機們都在樹蔭下乘涼。他們連續不斷地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著主人們的到來。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內閣會議時間特別長。直到快九點三十分時，一個身戴飾鏈、胸掛獎章的侍從官，在皇宮六級臺階頂上的厚玻璃門後出現了，他朝警衛打了個手勢，司機就即刻行動起來了。

　　有的司機把吸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了礫石縫裡。

　　大門兩邊，崗亭裡的保衛人員和警衛都站得筆直。

　　巨大的鐵柵欄門打開了。

　　當第一批部長們在厚玻璃門後出現時，司機們已經坐在轎車的駕駛座上。侍從官把門打開，內閣部長們亂哄哄地走下了臺階，臨別時互相祝願能度過一個安靜的週末。轎車依次開到臺階下面，侍從官躬身打開後座車門，部長們各自登上座車，在舉手敬禮的共和國衛隊面前疾馳而過，駛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十分鐘，他們都已走光。

　　兩輛長長的黑色ＤＳ十九型雪鐵龍轎車仍然停在院子裡，它們緩慢地開到臺階下面。

　　第一輛車插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小三角旗，開車的是法朗索瓦．馬魯，他是國立薩托里憲警學校訓練總部出身的警察司機。他生性沉默寡言，從不參加院子裡部長司機們的玩笑；他的冷靜果斷和開車又快又穩的能力使他一直當著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魯以外，別人不駕駛這輛汽車。

　　這輛車後面的第二輛ＤＳ十九型轎車也是由一個薩托里憲警學校出身的警察駕駛的。

　　九點四十五分，玻璃門後面出現了另一群人，礫石路上的共和國衛隊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見戴高樂身著慣常穿的深灰色雙排扣西服，打著黑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面。

　　按照傳統習慣，他先把夫人讓出玻璃門，然後挽著她的胳膊，走下臺階，來到等待著的雪鐵龍轎車旁邊。他們在車旁分了手，總統夫人上了第一輛車，坐在左邊後座上。戴高樂將軍在她後面從右邊上了車。

　　他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當時是法國陸軍裝甲兵參謀長，他檢查了一下左右兩扇後車門是否都關好，然後才坐到前排司機旁的座位上。

　　另外兩名警衛人員陪著總統和夫人走下臺階後，登上了第二輛車。其中一個是身材高大的警衛人員昂里．德儒戴，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間的手槍，坐在司機的旁邊。從這時起，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轉動著，他並不注意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

　　第二個人對留下來的警衛人員囑咐了幾句話後，進入了轎車的後座。他就是戴高樂總統的警衛隊長讓．杜克勒。

　　在廣場兩側的牆邊，有兩個戴白頭盔的摩托車手發動引擎，徐徐駛出陰影向大門開去。摩托車手並排停在大門邊，他們互相保持著十英呎的距離，注視著後邊的汽車。馬魯駕駛的汽車啟動後，緊跟在前面的兩輛摩托車後邊。第二輛汽車則跟在馬魯的汽車後面。

　　這時，是下午九點五十分。

　　這一小車隊駛入通向市郊的大街，進入馬利尼大道。小車繼續向前行駛著。在大道邊的樹下，有一位頭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車隊，就駕車離開便道，他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

　　八月週末的大街上，車輛往來都很正常。總統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聽到摩托車的警報聲後，才知道小車隊的到來，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駛的其他車輛，讓小車隊通過。

　　小車隊在樹蔭濃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車速，飛快地進入了克雷蒙梭廣場，直向亞歷山大橋駛去。只見那個騎摩托車的人，緊緊地追在這個車隊後面，繼續跟蹤著。

　　馬魯駕駛著汽車跟著兩位摩托車警衛後面過了大橋，直奔向加里昂尼將軍大道，然後駛入寬闊的莫凡立特林蔭大街。

　　到這時，後面跟蹤摩托車的那位青年人確認戴高樂車隊是駛向巴黎郊區的，他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館。到了裡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枚小金屬輔幣，利用咖啡館裡的公用電話，打了一個市內電話。

　　這時，在巴黎的郊外，讓．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著。他在空軍部工作，已經結婚，並且有三個孩子。雖然他有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心裡則充滿了對夏爾．戴高樂刻骨的仇恨。因為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放棄給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在一九五八年使他重新上臺的人的背叛。

　　對他自己來說，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未使他個人遭受到什麼損失。所以說他仇恨戴高樂並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他認為誰要是出賣了祖國的利益，他一定要殺死這個人以表示對祖國的忠誠。

　　在那個時期，有這種觀點的人何止千萬，但像他那樣成為「秘密軍隊組織」領導成員的到底還是少數。這個組織的人員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他正在喝著啤酒。酒吧間侍者把電話遞給他以後，就到酒吧間另一頭去調整電視機去了。巴斯蒂安．蒂尼聽了幾秒鐘後，對話筒低聲說：「很好，謝謝你。」就放下了電話。他的啤酒錢是先付過了的。於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間，走上了便道，從腋下拿出一卷報紙，小心翼翼地把報紙打開了兩次。

　　街對面，一個青年婦女把她一樓套房窗子上的紗窗簾放了下來，轉身對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走的是第二條路線。」五個青年人──他們不都是老練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來。

　　其餘七個人年齡較大，也不那麼激動。他們之中有一個老於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蘭．布格勒內，他是一個極右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紳士家庭。他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這間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當。他三十九歲，寬寬的肩膀，方方的下顎，是一個狂熱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他原是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農業工程師，兩年後變成了「秘密軍隊組織」的一個最危險的刺客。由於他腿上曾經受過傷，所以，人們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這個消息以後，十二個男人通過樓房的後樓梯來到了一條小街，那裡停放著六輛車，都是偷來或租來的。這時是九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尼親自花了許多天研究行刺地點、測量射擊角度、計算車輛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輛所需要的火力。他選定的地點是通向小克拉瑪區主要交叉路的一條又直又長的名叫解放大街的馬路。

　　計畫是這樣的：第一組由帶長槍的射擊手組成，他們在不到交叉路二百米的地方向總統的汽車開火。他們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輛埃斯塔費特牌麵包車裡，以非常小的角度向開過來的車輛射擊。

　　根據巴斯蒂安．蒂尼的計算，等到前面一輛車開到和麵包車並排的地方時，應該有一百五十顆子彈穿過那輛車子。等到總統的汽車被迫停下的時候，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就從一條小街擁出來，以近距離猛掃，把總統的警衛人員幹掉。然後兩個小組會合到一起解決總統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後，跳上停在小街的三輛汽車撤走。

　　八點零五分時，兩個小組的射擊手已經守候在各自事先看好的射擊位上。巴斯蒂安．蒂尼親自擔任瞭望員，他站在距射擊地點向巴黎方向約一百米處的一個公共汽車站旁，他手裡拿著報紙，眼睛一眨不眨地向遠處望去。

　　他們共同約定的信號是：他揮動報紙向站在麵包車旁的第一組組長賽格．貝爾尼發出命令，後者再把命令轉達給四肢伸開趴在他腳邊的射擊手。阿蘭．布格勒內將開車攔截警車，而「拐子」喬治．瓦當開槍掃射。

　　戴高樂總統的小車隊離開巴黎市中心擁擠的街道，進入較寬闊的郊區大道時，車速已接近每小時六十英哩。馬魯看了一下他的手錶，他知道坐在他後面的那位老將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車速又加快了一些。兩輛摩托車已經落到了車隊的後面。

　　戴高樂將軍一向不喜歡這種鳴鑼開道的排場，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就樂意讓他們離開。

　　正在擔任瞭望的巴斯蒂安．蒂尼這時不知道他已經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是他在被捕一個月之後，才從警察嘴裡明白了其中的奧秘。他在研究行刺時間表時，查對日曆，知道八月二十二日到八點三十五分才天黑，即使戴高樂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還有充裕的時間。戴高樂這一天的確是晚了。但是這位空軍中校查看的是一九六一年的日曆，而一九六二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卻在八點十分天就黑了。這二十五分鐘改變了法國的歷史。

　　八點十八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車隊沿著解放大街以每小時九十英哩的速度朝著他飛馳而來。他拼命地揮動報紙。

　　街對面十一米以外的地方，貝爾尼憤怒地努力透過朦朧夜色凝視著公共汽車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揮動了報紙沒有？」他也不知在問誰。

　　話音剛落，他就看到總統汽車那尖尖的車頭閃過車站進入了眼簾。「射擊！」

　　他對腳邊的人尖聲叫道。他們開火時，車隊已到了他們眼前，他們以九十度的角度，對一個以每小時九十英哩速度駛過他們面前的活動目標射擊。他們的射擊技術還算高明，汽車被十二顆子彈擊中了，但大多數子彈是從後面打中雪鐵龍轎車的。兩個輪胎被擊中了，雖然它們是自封式輪胎，但是氣壓的消失使開得很快的車子全靠前輪在地面上滑行，東倒西歪地向前衝去。正是這個時候法朗索瓦．馬魯救了戴高樂將軍的命。

　　這時，另一個射擊手又射中了輪胎，其餘的人則向汽車的後窗傾瀉他們的子彈。

　　有幾顆子彈射進車身，有一顆子彈在離戴高樂的鼻子只有幾英吋處穿過。坐在前座上的阿蘭．德．布瓦西尼上校轉過身來對總統和夫人大聲吼道：「趴下！」此刻，總統夫人立即把頭伏在丈夫的膝蓋上，而這位將軍扭轉身子望著後窗叫道：「怎麼，又來了？」

　　馬魯緊握方向盤，慢慢地讓車子滑行，同時柔和地逐漸把油門踩下去。雪鐵龍轎車在一剎那間失去了動力之後，又重新往前衝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處，正是在這交叉處的一條橫街上埋伏著第二組「秘密軍隊組織」的成員。警衛車緊跟著馬魯的車尾巴，沒有挨著一顆子彈。

　　阿蘭．布格勒內把車子引擎開著等在杜布阿大街上，兩輛汽車的高速度使他顯然只有兩種抉擇：進行攔截而自殺，讓猛衝過來的金屬體把他輾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離合器，連半秒鐘也遲疑不得。他選擇了後者。當他把車子開出小街，駛上和總統車隊並行的路線時，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樂的座車並行，而是和戴高樂的警衛人員德儒戴和杜克勒警衛隊長的座車並行。喬治．瓦當把半個身子伸出右邊的車窗，把衝鋒槍的全部子彈傾瀉在前面的雪鐵龍轎車的後部，他從打碎的玻璃窗裡似乎可以看到戴高樂的身影。

　　「為什麼不還擊，這些白癡！」戴高樂生氣地問道。此時，德儒戴原打算對準十英呎以外平行的「秘密軍隊組織」的汽車射擊，但是汽車司機遮住了他的視線。

　　杜克勒警衛隊長對司機大聲吼道，要他緊跟總統的座車。幾秒鐘後，「秘密軍隊組織」的車子落後了。兩名摩托車警衛人員中，有一名因阿蘭．布格勒內突然從小街衝出而從車上跌下來。這時，他們很快就清醒過來，飛速地向前面的車隊靠攏。這樣，總統的車隊衝過十字路口，向郊外駛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擊地點的「秘密軍隊組織」的射手們來不及互相埋怨，他們急忙離開原來的汽車，跳上預先停在路旁準備逃跑的三輛汽車，很快消失在漸漸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衛隊長杜克勒利用車上的無線對講機，把剛才發生的情況通知了前面的機場。十分鐘後，車隊到達機場，戴高樂命令把汽車開到直升飛機旁邊。

　　汽車停下來後，一批官員立即圍了上來。車門打開了，他們把震驚的總統夫人先扶下車，戴高樂把膝蓋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則從另一邊下車，他不顧四周官員們慌張的慰問，繞過車子攙扶住夫人的胳膊。

　　「來吧，親愛的，我們回家去吧！」總統對夫人說。

　　然後，他轉過身對其他官員說出了他對「秘密軍隊組織」這次行動的評價：「他們射不準！」說完，他就扶著夫人上了直升飛機，坐在她的旁邊。德儒戴也跟著上了飛機。他們動身去鄉間度過週末。

　　到這時，法朗索瓦．馬魯還心有餘悸，臉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盤後面。汽車右邊的兩個輪胎已被打掉，最後僅靠輪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慶幸，沒有出大亂子。

　　他安慰了馬魯幾句。接著就去處理那些必須儘快處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在打聽這樁謀刺事件，但苦於缺乏這方面的真實資料，只好憑個人的猜想來寫報導。然而，法國警方則以保安總局為首，加上特工人員和憲兵隊的力量，發動了一次法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偵察工作，接著進行了搜捕。

　　這次搜捕活動僅次於以後進行的追捕另一個刺客的活動。這個刺客的情況至今尚未弄清楚，檔案裡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號──「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獲得了第一個線索。

　　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況有相似之處，是在一次例行的檢查中獲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區，在一條巴黎通往馬賽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攔住了一輛坐著四個人的小汽車。這一天，他們已經攔住了幾百輛汽車，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當他們檢查這輛小汽車時，其中有一個人拿不出身份證，說是已經遺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個人帶到瓦朗斯鎮進行例行的查問。

　　在審訊中，他們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無關，因為這三個人僅僅是給此人搭了便車，所以就釋放了他們。警察把第四個人的指紋印下來，送往巴黎以便核實他自己所報的姓名。十二個小時後，巴黎的答覆來了：指紋屬於一個三十歲的外籍軍團的逃兵，根據軍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說的姓名倒是確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爾．德尼．馬加德。

　　馬加德被帶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區分部。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審訊時，一個看守他的警察開玩笑地說：「喂，小克拉瑪是怎麼回事？」

　　馬加德無奈地聳了聳肩回答說：「好吧，你想知道什麼呢？」

　　就這樣，馬加德一連講了八個小時，驚呆的警官聽著，速記員的筆飛舞著，記了一本又一本的記錄。最後，他把小克拉瑪的每一個參加者的姓名都說了出來，還有其他九個人，有人在策劃期間擔任了某些次要任務，有些人幫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個人。

　　警察的大追捕開始了，這次他們知道該捉誰了。

　　最後只有一個人逃脫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捉到。這就是喬治．瓦當，他逃掉了，估計和大多數「秘密軍隊組織」的首領們一起住在西班牙。

　　對巴斯蒂安．蒂尼和阿蘭．布格勒內和其他參與這次陰謀活動的為首人物的審訊和起訴工作是在十二月前就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審判。

　　當審判正在進行中的時候，「秘密軍隊組織」又集中力量對戴高樂政府進行了一次全面出擊。法國保安總局也竭盡全力予以反擊。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後，在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外表下面，一場現代歷史上最殘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戰爭開始了。

　　法國保安總局的全稱是國外行動與反間諜總局，簡稱ＳＤＥＣＥ．它的任務包括在國外搞間諜工作和在國內進行反間諜工作。因此，這兩部分工作有時又互相重疊。第一局是純粹的情報工作，下分幾個處，以字母Ｒ（法文情報一詞的頭一個字母）為各處的代號。Ｒ一為情報分析處；Ｒ二東歐處；Ｒ三西歐處；Ｒ四非洲處；Ｒ五中東處；Ｒ六遠東處；Ｒ九美國和西半球處。第二局主管反間諜工作。第三、四局設在一個辦公室裡，主管共產黨事務。第六局是主管財務。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稱叫行動分局。這個局是對付「秘密軍隊組織」的戰鬥核心。該局指揮部設在巴黎東北一個骯髒的郊區。里拉門附近的莫爾埃大街上一座毫無特色的樓房裡。行動分局有一百來個硬漢子。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們練就一身最棒的體格，然後被送往薩托里訓練營，在該營一個與其他部分完全隔絕的特別部門裡，學習一切有關破壞的技術。他們成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殺和柔道──進行格鬥的高手。他們還學習無線電通訊、爆破、破壞、用刑或不用刑審問、綁架、縱火和行刺等課程。

　　他們有些人只會說法語，其餘的人能夠流利地說好幾國語言，並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動自如。他們有權在執行任務時殺人，並常常行使這種權利。

　　隨著「秘密軍隊組織」活動的日益狂暴殘酷，保安總局的頭子尤金．紀博將軍最後取消了對這些人的一切限制，聽任他們去搞掉「秘密軍隊組織」。他們有些人參加了「秘密軍隊組織」，打入了該組織的最高機構。他們只滿足於從內部提供情報，而由其他人採取行動。把「秘密軍隊組織」派進法國或其他地區執行任務的間諜逮捕歸案，都是靠打入這個恐怖組織的行動成員提供的情報。有時，警察無法把所要抓的人誘騙來法國，就殘酷地把他們在國外殺掉。許多失蹤了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親屬從此就都認定他們是被行動分局的人幹掉的。

　　對於「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來說，教訓是夠多的了。他們咬牙切齒地痛恨這批行動分局的人，稱他們為巴布斯，「大鬍子」，甚至比痛恨警察還要痛恨出賣自己組織的人。

　　「秘密軍隊組織」和戴高樂政權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持續的權力鬥爭的末期，「秘密軍隊組織」活捉了七個「大鬍子」。後來他們的屍體被掛在陽臺和電線桿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這一場秘密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著，至於究竟誰在哪個地窖裡死於誰的酷刑之下，這一切將永遠不得而知。

　　剩下來的「大鬍子」仍留在「秘密軍隊組織」內等候保安總局的差遣。他們中有些人在參加保安總局之前是地下黑社會的職業刺客。他們仍保持著以前的老關係，他們不止一次地請地下黑社會的老朋友幫助他們為政府幹一些特別骯髒的勾當。這些活動使人們認為法國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門」，據說是在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助手Ｍ．雅克．福卡爾指揮之下的。其實並不存在什麼平行的「二警察部門」，這些事情都是由行動分局的刺客或是從那個「社會」裡臨時借用的黑幫頭頭們幹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裡是很有名的，他們對於這場仇殺也略知一二。

　　當七個「大鬍子」在阿爾及爾被殺後，他們宣布要向「秘密軍隊組織」討還血債。

　　科西嘉人的黑社會在一九四四年時曾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他們後來得到的報酬是有權壟斷科達聚地區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六十年代初期消滅「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中，科西嘉人則以同樣的方式又一次為法國效勞。「秘密軍隊組織」裡有許多成員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這場戰鬥有時幾乎是兄弟間互相殘殺。

　　在審訊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夥期間，「秘密軍隊組織」也在展開攻勢。他們這時候的指揮者是曾經在幕後參加策劃小克拉瑪事件的安東尼．阿古上校。他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具有靈敏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裡當過少尉，並且參加了在德國納粹統治下進行的解放戰爭。後來，他曾在阿爾及利亞指揮一個騎兵團。他雖然長得身材矮小，但卻是個硬漢子，同時也是一個有戰績而又非常殘忍的軍人。從一九六二年起，他就成為「秘密軍隊組織」流亡在外的行動首腦。

　　阿古有豐富的心理戰經驗，他知道反對戴高樂政權的鬥爭必須在各方面進行，既搞恐怖活動，也要通過外交渠道及宣傳活動。作為整個活動的一個部分，他安排「秘密軍隊組織」的外圍政治組織──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負責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同全西歐的報紙和電視舉行一系列的會見，用體面的詞句說明「秘密軍隊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古的才幹，過去曾使他成為法國軍隊中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使他成為「秘密軍隊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安排讓喬治．皮杜爾接連地接見一些主要的報刊記者，在這些接見中，這位老政治家可以為「秘密軍隊組織」的這些活動披上正直行動的外衣。

　　皮杜爾的宣傳活動，幾乎和這幾天在法國各地電影院和咖啡館裡出現的炸彈爆炸恐怖活動一樣，使法國當局感到吃驚。

　　然後，到了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發生了另一次謀刺戴高樂的事件。戴高樂預定要在第二天到軍事學院去講話。謀刺計畫是當戴高樂步入大廳的時候，由一名刺客從附近房子的屋簷下向戴高樂的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審訊，他們是讓．比農一個名叫羅貝．普瓦納爾的炮兵上尉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保羅．魯瑟萊．德．莉菲阿夫人。射手應該是喬治．瓦當來擔任。但這次又讓「拐子」喬治逃脫了。他們的被捕是因為在普瓦納爾的套房裡搜出了一支帶有紅外線瞄準器的步槍。經過審訊後表明，他們為了把喬治．瓦當和步槍偷運進軍事學院，曾找過馬呂．杜準尉，後者立即報告了警方。

　　二月十五日，戴高樂將軍準時出席了軍事學院的典禮活動，但是令他很不高興的是，乘坐了一輛裝甲汽車。

　　那次的陰謀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卻使戴高樂很生氣。他在第二天把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叫來，拍著桌子對這位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長說：「這種暗殺的勾當搞得太過分了。」

　　弗雷伊決定對「秘密軍隊組織」的某些高層陰謀分子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諱地努力說明為什麼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的死刑了。但是還需要更多殺雞儆猴的例子。

　　二月二十二日，法國保安總局第二局局長致內政部長的一份備忘錄的抄件到達了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的辦公桌上，內容摘要如下：我們已經查明這場顛覆運動的一名主要領導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東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國，根據我方情報局的情報，他將在德國停留數日。

　　既然如此，應有可能對阿古下手，或可捉拿歸案。我方的反間諜機構曾向能幹的德國反間諜當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絕。德國反間諜當局現同意我方人員跟蹤阿古和「秘密軍隊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因此，我方的行動，凡針對阿古者，必須以最快速度周密進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權。

　　這項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安東尼．阿古在羅馬會見了其他「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後回到德國的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到烏納特爾街的寓所，卻乘坐出租汽車到伊登．沃爾夫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打算在這兒開個會。他還沒有到房間去，在旅館的大廳裡就遇到兩個口操純粹德語的人找他談話。他還以為他們是德國的便衣警察，正打算從口袋裡取出他的護照。

　　這時，他突然感到兩隻手臂被緊緊夾住，他的腳離開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館門口的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裡。他開始抗議，卻遭到了對方用法國話的一頓臭罵，一隻強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隻手擊中了他的腹部，一隻手指點了他耳朵下的神經，他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二十四小時以後，巴黎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電話鈴響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警官說，他代表「秘密軍隊組織」說話，並說安東尼．阿古已經「捆綁停當」，待在這座房子後面停著的一輛麵包車裡。幾分鐘後，麵包車的門打開了，阿古跌跌撞撞地從車上下來，出現在一群驚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二十四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站得住。由於鼻子出血，他的臉上沾滿著血跡。他的嘴被一個鉗子夾住。

　　警察把鉗子拿掉，有人問他：「你是安東尼．阿古上校嗎？」他說：「對。」

　　至於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員偷運過國境，這輛汽車又如何開到警察局後院而由一個陌生人用電話通知，這只不過是他們在工作中開了個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一九六八年才釋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動分局沒有估計到的：他們弄掉阿古雖然使「秘密軍隊組織」的士氣大為低落，但是卻為阿古身後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馬爾克．羅丹上校掌握謀刺戴高樂行動的指揮權鋪平了道路。他雖然籍籍無名，卻同樣精明強幹。從許多方面來講，這是一件不合算的買賣。

　　三月四日，最高軍事法庭宣布了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判決，他和其他兩人被判處死刑，而「拐子」瓦當則沒有逮住。

　　三月八日，戴高樂總統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聽了犯人辯護律師提出的減刑請求。

　　最後，他把其他兩人的死刑減判為終身監禁，而對巴斯蒂安．蒂尼則維持原判。

　　這天晚上，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當後者微笑著表示不相信時，律師說：「日期定在三月十一日，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並且搖搖頭。

　　他告訴律師說：「你不知道，在法國軍隊裡，沒有一隊士兵會對準我開槍的。」

　　他畢竟估計錯了。

　　在法國的第一歐洲廣播電臺早晨八點鐘的新聞節目裡，報導了這條執行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土地上，只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房子裡，這條消息觸發了一系列的計謀和行動，這些計謀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死亡。住在這個房間裡的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新行動首腦馬爾克．羅丹上校。

　　二

　　馬爾克．羅丹關了電晶體收音機，從桌子旁站起身來，一盤早餐幾乎原封未動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遠眺窗外白雪覆蓋的景色：這遲來的春天，使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

　　「這些混蛋！」他小聲地詛咒著以表示憤恨。接著他又輕輕地用一連串的咒罵以發洩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和行動分局的強烈仇恨。

　　羅丹在許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幾個領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灰白色的臉蘊藏著滿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經常以一種冷淡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他沒有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歷，使他不能再往上晉升。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在德國侵略法國的時候，他才十七八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裡，他駕駛著一條漁船，從法國逃到英國，後來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當了一名列兵。

　　羅丹從列兵到下士，然後上升到準尉，經歷是很艱苦的。在科尼希將軍率領下，他在北非參加了幾場血戰。後來又跟著勒克萊在諾曼第登陸，通過灌木叢林，在收復巴黎的戰鬥中，才使他帶上了軍官的肩章。如果憑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無論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戰前，他只能考慮自己是復員呢，還是留在部隊裡終身當一名小兵。

　　可是，復員後回去幹什麼呢？他除了父親教給的修鞋技術以外，一無所長。他發現自己家鄉的工人階級已歸共產黨控制，共產黨接管了「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內務部。因此，他只好留在軍隊裡。後來他看到從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知識的年輕新一代，通過教室裡的理論課程贏得了同他一樣的、用鮮血換來的「Ｖ」形軍官臂章，這使他更感到不平。當他眼看著他們在軍銜和特權方面都超過自己以後，這種不平之感便變得難以擺脫了。

　　剩下來的唯一出路是參加殖民軍部隊，那兒的士兵勇猛頑強，長年征戰，不比那些義務兵只是在操場上練個沒完。因此，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裡，很快成為一名連長。和他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人，說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為一個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還必須通過戰鬥、戰鬥、更多的戰鬥。他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時，已經是一名陸軍少校了。他回到法國又經歷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這件事以及他在法國度過的那一年，使潛伏在內心的憤憤不平變成了對政客們和共產黨人的厭惡。在他眼裡，政客和共產黨是一路貨，他們這些人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法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去了。法國如果不由軍人統治，就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遍布法國政界的賣國賊、馬屁精的掌握。只有軍隊裡才不存在這兩種人。

　　羅丹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曾親眼看著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時還掩埋過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中堅。正是由於這些戰士的流血犧牲，那些資產階級才得以在家裡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裡打了八年仗以後，才從祖國的老百姓那裡知道，大部分人對於軍隊還是毫不關心的。他看到過左翼知識分子指責軍隊的文章，寫的無非是些關於嚴刑拷問戰俘以獲取重大情報等瑣碎小事。這些在馬爾克．羅丹內心激起了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和他原先由於沒有晉升機會而積下的不滿情緒結合起來，使他變得更加狂熱。

　　他一直認為，如果當地有殖民地政府當局的支持，在國內有政府和人民作為後盾，那麼軍隊是能夠打敗北越的。在越南的失敗是一種集體的背叛，使得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在那兒死去，而且死得毫無意義。羅丹自己是決不會也決不可能背叛的。

　　在阿爾及利亞就能證明這一點。他在一九五六年春天離別馬賽口岸時，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的高山上他將達到自己畢生事業的頂峰，從而使法國軍隊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軍隊，兩年艱苦和殘酷的戰鬥並沒有動搖他的信念。確實，這些反抗者並不是像他當初想像的那樣容易被征服。雖然他和他的士兵們擊斃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莊夷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來愈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在這裡或者在那裡，不論在什麼地方打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裡居住著三百萬法國人。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第、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打仗一樣。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總還是戰鬥人員。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裡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爭的仇恨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麼。在後一種戰爭裡，清潔工人把塑膠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裡。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號。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唯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

　　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爭費用的日益增長；在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乾淨俐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一九五九年四月進入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裡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

　　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法著手恢復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裡出了毛病了。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間啊。當法國內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脛而走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一九六○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確信老頭兒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這個制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一九六一年四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譁變失敗了。戴高樂只是略施小計，就把譁變在娘胎裡扼殺了。在最終宣布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週，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臺簡易電晶體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麼無害了。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於一九四○年六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內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面臨著忠誠的抉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只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羅丹比其他部隊幸運些，他的一百二十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他和其他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週裡，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掛了號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只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

　　一九六一年冬，羅丹成為安東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國外的「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領袖。從此以後，阿古憑他銳利的鑒別能力、他的才幹和他的敏捷，使他成為在法國大城市進行活動的幕後人；而羅丹的特點，則是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老練和他具有豐富的戰鬥知識。

　　如果他僅僅是一名粗魯的狂熱者，那他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而決不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幹的人為「秘密軍隊組織」扛槍。但他比這些人更為能幹。老鞋匠生下他時給他一個善於思考的頭腦，雖然他始終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經過軍事學院的訓練，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來的。

　　當羅丹以自己的信條面對法國和面對軍隊的榮譽時，他和其他人一樣的固執；但當他對待純粹是具體問題時，他就能重視實際效果並進行邏輯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籌。

　　因此，他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謀刺戴高樂的問題。他並不那麼傻，認為這項工作簡單易行。相反，由於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的失敗，更加重了困難。

　　要想尋找一個刺客倒不是難辦的，問題是現在總統周圍已經築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圍牆，想找一個人或提一個簡單計畫，能鑽進這個安全的圍牆，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他有條不紊地在腦子裡思索著一系列的問題。

　　他在窗前坐了兩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吸著煙，直到整個屋子都彌漫著藍色的煙霧，才擬出了一個計畫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對計畫進行嚴格檢查時，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後卻總是經不起考驗，無法成立。想來想去，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即保密問題。

　　自從小克拉瑪事件以後，情況有了改變。行動分局打入「秘密軍隊組織」上下各層的程度已達到驚人的地步。他的上級阿古最近遭到綁架一事就表明行動分局是多麼急於抓到「秘密軍隊組織」的領導人並加以審問。他們甚至不惜和德國政府大吵一場。

　　阿古受審已有十四天，「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體領導人都不得不東躲西藏。喬治．皮杜爾突然對出頭露面失去興趣。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驚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國和比利時。他們一窩蜂地搶購假證件和遠程機票。

　　較下層的成員們看到這種情況後，都大為喪氣。在法國境內，以前樂於提供協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運送武器、傳遞消息，甚至提供情報等等，如今接到電話時卻都輕聲說一句道歉，就掛上了電話，再也不肯理睬他們了。

　　小克拉瑪事件失敗後，被捕者受到審訊，法國境內的三個地下組織網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動。法國警察根據內部情報，抄了一家又一家，破獲了一個又一個貯藏武器和其他物資的密室。另外還有兩次謀刺戴高樂的活動，當陰謀策劃者們剛坐下開第二次會時，就被大批警察捕獲。

　　當全國抵抗委員會的人在委員會裡進行講演，空談在法國恢復民主的時候，羅丹卻堅強地準備對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裡所描述的那些事實：缺乏資金、在國內外失去支持、人員減少和信譽下降，「秘密軍隊組織」在法國保安總局和警察的襲擊下正在分崩離析。

　　羅丹獨自一人在反覆思考之後，喃喃自語道：「一個不知名的人……」他挨個數了一系列他知道敢於行刺總統的人，但是這些人每個都在法國警察總部有一本像《聖經》那麼厚的檔案。他自己──馬爾克．羅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奧地利一個偏僻山村的旅館裡嗎？

　　快到中午時，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答案，他一會兒又否定了這個答案，但在躍躍欲試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揀了回來。如果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只要存在這樣一個人。

　　他緩慢而又吃力地以這樣一個人為中心制定了一套計畫，然後又對此項計畫設想了種種障礙和反對意見。這項計畫通過了這一切，甚至保密問題。

　　剛要打午餐鈴的時候，羅丹穿上大衣下了樓。他在大門口碰上了從冰封的街道上刮來的第一股冷風。他縮了縮身子，但是冷風卻使他那因為吸煙過多和室內高溫而遲鈍發木的頭腦頓時清醒了。

　　他向左一拐，嘎吱嘎吱地往阿德萊街的郵局走去，在那裡發了一連串的電報，告訴他那些化名分散在德國南部、奧地利、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同夥們說，他因為有任務外出，將有幾個星期不在此地。

　　當他正步履艱難地往他那簡陋的住地走去時，他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認為他也害怕了，在行動分局的綁架謀殺威脅下銷聲匿跡了。他聳了聳肩，隨他們怎麼想吧，現在已經不是作詳細解釋的時候了。

　　他在小旅館裡吃的午飯。今天的菜單是罐頭肉烤麵條。雖然這幾年他一直在阿爾及利亞的荒山和叢林中生活，對食物的滋味已經無所謂了，但這一罐麵條也是很困難地才塞下去的。當天午後，他整理行裝，付清賬單，離開那裡去執行一項獨特的任務──去找一個人，嚴格地說，去找這樣一種類型的人。但是他不知道這樣的人是否存在。

　　羅丹登上火車的時候，在倫敦的飛機場，正好有一架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四Ｂ式客機朝著零四號跑道降落下來。飛機是從貝魯特飛來的。在列隊穿過入境旅客大廳的旅客中有一個高高的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中東的太陽把他的臉曬得黝黑而健康。他在黎巴嫩盡情地享受了兩個月難以想像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暢。此外對他來說，更使他快活的是監督從貝魯特銀行把一筆不小的款項轉入瑞士的另一家銀行。

　　在遙遠的埃及的沙土地上，他挫敗了埃及警察的追蹤，並留下了兩具德國導彈工程師的屍體，每具屍體都有一個乾淨俐落的子彈孔穿過脊椎骨。現在，困惑不解、滿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屍體埋葬掉。這兩人的死亡使納賽爾總統的阿爾．古莫里阿式火箭的研製推遲了好多年。而紐約的一個富有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則認為慷慨地掏出腰包給這個英國人還是非常合算的。

　　這個英國人輕輕鬆鬆地通過了海關的檢查，乘了一輛出租汽車，前往他在倫敦西區的公寓套房。

　　羅丹尋找了九十天，結果只是拿到了三份薄薄的檔案。每份檔案都放在一個馬尼拉紙卷宗裡，裝在他那永不離手的公文包裡。他到六月中旬才回到奧地利，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克萊斯特旅館住下了。

　　他在維也納郵局發了兩份電報，一份發到義大利北部的波爾薩諾，另一份發到羅馬。他召集他的兩名主要助手，到維也納他住的小旅館來開一個緊急會議。在二十四小時內，這兩個人都來到了。盧內．蒙克雷是從波爾薩諾乘出租汽車來的。安德烈．卡松則是從羅馬乘飛機來的。他們兩人都使用假名字和假證件。因為在這個時候，住在義大利和奧地利的法國特工人員所掌握的名單裡，都列有他們的名字。法國警方不惜花費大量鈔票雇用眼線在飛機場和邊境到處查詢他們呢。

　　安德烈．卡松是在規定的十一點差九分鐘首先來到克萊斯特旅館。他讓司機把出租車停在布魯克納街口，在一家花店櫥窗前整理了一下領帶，消磨了幾分鐘，順便看看是否有人跟蹤，然後很快地進入旅館大廳。羅丹跟平常一樣是用假姓名登記的。

　　這次用的是他二十個假姓名中的一個，也只有他熟悉的夥伴才知道。他們兩人都在前一天收到一份用舒爾茨具名的電報，這就是羅丹在這特定的二十天內用的假姓名。

　　「請問，舒爾茨先生在嗎？」卡松用德語詢問一個坐在接待室的年輕人。年輕人查看了一下登記簿。

　　「在六十四號房間，是他約你來的？」

　　「是的。」卡松回答著直接向前走上樓梯。他走到二樓沿著過道尋找六十四號。他發現六十四號在右邊過道的中部。當他伸手去敲門時，忽然感到背後有人抓住他。他回過頭來一看，只見一張下巴突出的臉，濃眉下的一雙眼睛毫不驚奇地注視著他。原來這個大個子傢伙在離房間門口不遠的隱蔽處就跟上了他。由於這人走在地毯上，因此卡松一點兒沒聽到他的腳步聲。

　　「您想幹什麼？」這個傢伙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問道，但是握住卡松右肘的手卻沒有鬆下來。

　　就在這一剎那間，卡松直感到噁心想吐，他想到四個月前阿古在伊登．沃爾夫飯店被迅速綁走的情況。然後，他才認出身後的這個人是外籍軍團裡的一個波蘭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時都曾在羅丹的連隊裡待過。他想起羅丹有時用這個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執行特殊任務。

　　「我和羅丹上校約好來看他，維克托。」他輕聲答道。聽到對方稱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爾斯基的雙眉皺得更加連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松。」卡松又補充了一句。科瓦爾斯基似乎無動於衷。他伸出左手，繞過卡松，在六十四號房門上敲了敲。

　　裡面一個聲音答道：「誰？」

　　科瓦爾斯基把嘴湊到門縫處。

　　「來了個客人。」他低聲地咆哮道。

　　門開了一條縫，羅丹向外張望，然後把門敞開了。

　　「我親愛的安德烈，真抱歉這樣對你。」他對科瓦爾斯基點了點頭說，「沒事，下士，我和這人約好了的。」

　　卡松感到自己的右肘終於被鬆開了，這才跨進了房間。

　　羅丹站在門口又對科瓦爾斯基說了幾句，然後把門關上了。大個子波蘭人又回到了壁龕的陰暗處站著。

　　羅丹和卡松握了握手，領他到煤氣爐前的兩個扶手椅那裡。雖然是六月中旬，但外面下著冰冷的濛濛細雨。兩個人都已經習慣於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氣爐開得大大的。卡松脫下雨衣，在火爐前坐下來。

　　「馬爾克，你往常並不是這樣小心謹慎的。」他說。

　　「這並不是為我自己。」羅丹回答。「如果發生什麼事情，我自己會安排好的。問題是必須花幾分鐘把這些文件毀掉。」他指著窗前書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夾子。「這是我為什麼把維克托帶到這兒來的原因，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他總可以給我一分鐘時間讓我毀掉這些文件。」「那些文件該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這樣。」羅丹說話的聲音裡仍然有一種很滿意的口氣。「但是我們還要等一等盧內。我告訴他，讓他十一點十五分到這裡來，這樣你們不至於同時到達而使維克托慌亂。如果有很多人同時來這裡而且是他不認識的，他就會感到緊張。」

　　羅丹露出了一絲罕見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掛著沉甸甸的科爾特牌左輪手槍的維克托緊張起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時有人在敲門，羅丹穿過房間，把嘴湊到門縫上：「誰？」

　　這次是盧內．蒙克雷的聲音，緊張而畏縮。

　　「馬爾克，看在上帝的面上……」蒙克雷結結巴巴地說。

　　羅丹把門打開了，盧內．蒙克雷站在那裡，由於身後的那個波蘭傢伙的高大而使他顯得更加矮小了。維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緊緊夾住了這位會計師的兩條胳膊。

　　「行了，維克托。」羅丹悄悄地對保鏢說，蒙克雷被放開了。他欣慰地走進屋裡，對坐在爐火旁椅子裡微笑著的卡松做了個鬼臉。

　　門又一次關上了，羅丹對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向前來，兩人握了握手。他脫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滿是皺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講究。他和羅丹像大多數習慣於穿制服的退伍軍人一樣，穿便服時總是那麼不合身。

　　羅丹作為主人，請他們兩人在臥室的兩把扶手椅上坐下。為自己保留了他當寫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後面的一把高背椅。他從床頭櫃裡拿出一瓶法國白蘭地，詢問地舉起瓶來。兩位客人都點點頭。羅丹在三隻酒杯裡都斟滿了酒，把兩杯遞給蒙克雷和卡松。他們開始飲酒，讓酒來消除身上的寒氣。

　　盧內．蒙克雷斜靠在床邊，他是一個很結實的矮個子。他和羅丹一樣是軍隊裡的職業軍官。但他和羅丹不同的是沒有帶過兵。他大部分的軍隊生活是在管理部門工作。在最後的十年，他在法國軍隊中幹會計工作。從一九六三年春天起，他是「秘密軍隊組織」的出納。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軍人。他身材矮小，辦事細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爾及利亞當銀行經理時一樣。他是法國首都地下的「秘密軍隊組織」和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聯繫人。

　　這兩個人和羅丹一樣，在「秘密軍隊組織」內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強硬派。

　　但也各有特點。盧內．蒙克雷有一個十九歲的兒子。三年前當他還在馬賽軍隊裡當會計時，兒子到駐阿爾及利亞的軍隊中服役。少校盧內．蒙克雷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兒子。這位年輕戰士後來被游擊隊抓住，關在一個村子裡。當軍隊巡邏隊攻打這個村子時，發現他已經死了，隨著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後他了解到兒子當俘虜後，被游擊隊殘酷折磨的細節，恨得咬牙切齒，發誓要為兒子報仇。這些事情在軍隊裡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軍隊組織」的關係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把畢生心血獻給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職的銀行的總行設在巴黎，因此，即使阿爾及利亞易主，他也不會失業。但是當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在一九六○年發動叛亂時，他參加了，並成了他的家鄉君士坦丁的領袖之一。事後，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職位。但是當他發覺銀行戶頭一個接著一個地結清了賬，商人們賣掉了一切搬回法國去時，他知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軍隊譁變事件發生後不久，他對戴高樂的新政策深感惱怒，他眼看著當地的小農和小商販傾家蕩產，隻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們中好多人還從未涉足過的祖國。於是他就幫助一隊「秘密軍隊組織」成員搶劫了他所在的銀行約三千萬舊法郎。一個低級出納員發現了他與「秘密軍隊組織」的共謀關係，向上司作了彙報，他就不能再在銀行裡幹下去了。

　　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軍隊組織」。

　　他對「秘密軍隊組織」的價值在於他了解目前在法國的幾千名「秘密軍隊組織」的同情者。

　　馬爾克．羅丹在他書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下來，望著他們兩個。他們也注視著他，但誰都沒有開口。

　　羅丹小心地、有次序地開始把最近幾個月來「秘密軍隊組織」被法國保安總局連續不斷的打擊和遭到失敗的情況，簡單扼要地作了介紹。他的客人們憂鬱地看著自己手中的酒杯。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過去的四個月內，我們遭受了三次嚴重的打擊，我不必詳細介紹，你們同我一樣，都知道得很清楚。

　　「不論安東尼．阿古對組織如何忠誠，但在現代化的詢問方法中，很可能給他服用某種藥物。從安全觀點來看，整個組織已處於危險的境地。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幾乎從零開始。要是在一年前，我們就從零開始，也很不壞，因為那時候我們還能發動幾千名熱情和愛國的志願者。我不願過於責備那些同情者，他們有權要求看到效果而不是聽空話。」

　　「好了，好了，你到底想說什麼？」蒙克雷說道。

　　兩個聽眾都知道羅丹說的是對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搶劫阿爾及利亞各銀行所得的資金已經全部耗費在這個組織的日常開支上了，而右翼企業家的捐款也開始枯竭。到後來，他的募捐要求往往招來相當露骨的蔑視。卡松知道他同法國地下組織的聯繫渠道也日漸堵塞，他的許多窩藏點遭到了襲擊，而且自從阿古被捕後，許多人不再支援他們了。巴斯蒂安．蒂尼的被槍決更加速了這個趨勢。雖然羅丹的概括介紹是事實，但是聽起來還是很不愉快的，使他們的感覺更加沉重。

　　羅丹滔滔不絕地講下去，根本不理會蒙克雷的那句問話。

　　「我們現在已經處於這樣的境地，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消滅那個老傢伙，挽救法國。如果我們再沒有新的計畫而繼續沿用舊的傳統方法，必然將導致失敗。我很著急，我想不能再用犧牲我們愛國青年的生命去執行沒有把握在幾天內打倒法國蓋世太保的計畫。總而言之，那些告密的人、背叛的人和不服從指揮的人實在太多了。

　　「法國保安總局現在已經趁此機會滲透到我們的組織中來，即使我們的最高級委員裡也已經有人開始向他們洩露機密。當我們做出決定後的短短幾天內，他們就能知道我們在想什麼，我們的計畫是什麼，以及我們的班底是那些人。這是無可逃避的、不愉快的，卻又必須面對的處境。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承認這一現實，那麼我們就未免太天真了。

　　「照我的想法，我們要完成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殺死這個老傢伙，只有一個方案可行。這個方案可以避開保安總局整個間諜和特務網，讓他們失去情報來源。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能事前發覺。即使發覺了，也不能輕易破壞它。」

　　蒙克雷和卡松很快地抬起頭來。臥室裡一片寂靜，只有偶爾打到窗戶上的雨點聲打破了這種寂靜。

　　「如果你們同意我對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雖然這是非常不幸的，」羅丹接著說，「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所有願意而且能夠去消滅戴高樂的人，保安總局也一樣知道。他們中任何一個人只要在法國一露頭，就會像被獵捕的野獸一樣，不僅受到正規警察的追捕，而且會受到『大鬍子』和坐探的暗算。我認為，先生們，我們唯一的辦法是雇用一個局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看著他，開始是驚慌，繼而開始有所領悟。

　　「哪種局外人呢？」卡松終於問道。

　　「不論他是誰，這個人必須是一個外國人。」羅丹說，「他既不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成員，也不屬於全國抵抗委員會。他既不為任何一個法國警察局熟悉，也沒有留下過任何檔案。一切獨裁政權的弱點都是那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凡是檔案上沒有的他們就認為是不存在的。刺客是一個不知名的、因而也是一個不存在的人。

　　「他將用一份外國護照旅行，幹完這差使就回到他本國隱藏起來。這時法國人民就會起來掃除戴高樂賣國集團的殘渣餘孽。對於這個人來說，能否逃出法國並不重要，即便這個人被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我們取得政權後反正要放他的。重要的在於他能不受注意和不受懷疑地進入法國。這是目前我們任何人也做不到的。」

　　聽他說話的兩個人沉默不語，都在那裡開動著腦筋。羅丹的計畫也逐漸在他們的腦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輕輕地吹了一下口哨。「一個職業刺客，一個雇傭兵」「完全正確。」羅丹回答說，「要說有一個局外人是為了對我們的熱愛，或為了愛國，或為了好玩才同意去幹這件事那是天真的。我們為了找到這個在智力和膽識方面都適合幹這個差使的人，就必須雇用一個真正的職業刺客。而這樣一種人只是為了錢，為了一大筆錢，才肯幹。」他補充道，很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能找到這麼一個人呢？」卡松問道。

　　羅丹做了一個手勢。

　　「先談主要的，先生們。顯然我們要做大量細緻的調查工作，但是我首先想要知道的是，你們是否原則上同意這個意見。」

　　蒙克雷和卡松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又都轉向羅丹，慢慢地點了點頭。

　　「好。」羅丹把他坐著的高背椅子盡量往後靠。「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現在大家原則上意見一致。第二點是保密問題，這是整個計畫中的關鍵。我的看法是，在我們的隊伍中，被認為絕對不會洩露機密的人越來越少了。我並不是說，在我們的隊伍裡，無論是『秘密軍隊組織』，或者是全國抵抗委員會的人在這方面都是叛徒。有一句古老的成語：『知道秘密的人一多，到頭來就不成為秘密。』這個方案的全部實質就是絕對保密。結論是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即使在『秘密軍隊組織』內部，也有些滲透進來的人，他們已經取得了領導地位，並把我們的計畫報告給法國保安總局。這些人暴露出來只是時間問題。但到目前為止，都是隱蔽的危險分子。在全國抵抗委員會的政客中有些人或者是神經質或者是沒有這樣的膽量來相信整個計畫是辦得到的。我不希望無緣無故地、毫無必要地讓這些人知道某一個人的存在，從而使這個人遭到生命危險。

　　「你，盧內，你，安德烈，我叫你們兩個人來這裡是因為我完全相信你們對事業的忠誠和保守秘密的能力。此外，我想到的這個計畫，必須要有你，盧內的積極合作。你作為司庫和軍需官，必須支付職業刺客無疑將要提出的款項。安德烈，還需要你的合作，你必須保證在法國境內有少數幾個絕對忠誠可靠的人，一旦這個刺客需要時，可以給予協助。

　　「但是我認為這個主意的細節，除了我們三人之外，沒有理由讓別人知道。因此我建議，由我們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完全對這個方案、它的計畫、執行和資金負責。」

　　又是一陣沉默。

　　最後，蒙克雷說：「你的意思是我們要把『秘密軍隊組織』的整個委員會，以及整個全國抵抗委員會甩掉嗎？他們會不樂意的。」

　　「首先，他們不會知道這件事。」羅丹平靜地答道，「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方案提交他們全體討論，就必須召開一個全體大會。單是這個會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大鬍子』就會積極打聽召開全體大會幹什麼，甚至會有一兩個成員走漏消息。如果我們對成員逐個拜訪，要達到初步原則同意就得幾個星期。然後，他們所有的人，在每一個計畫階段和通過階段，都要求知道所有細節。你們是知道這些政客和委員都是什麼東西的，他們就是為了要知道而想知道一切。他們什麼也不幹，但是卻又都能在喝醉時或不小心時以一句話而使整個計畫失敗。

　　「第二點，即便我們得到了整個『秘密軍隊組織』委員會和全國抵抗委員會對這個方案的首肯，我們在事情還毫無進展之時就讓三十幾個人知道了這件事。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自己幹，承擔責任，即使失敗了，我們也不比目前後退多少。無疑我們將受到指責，如此而已。如果計畫成功了，我們就掌權了，那時不會再爭論此事了，而消滅獨裁者的確切手段將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啦。那麼，簡單地說，你們倆是否同意和我一起成為我剛才告訴你們的方案的僅有的三個策劃者、組織和執行者？」

　　蒙克雷和卡松再次交換了一下眼色，轉向羅丹，點了點頭。

　　自從三個月前阿古被綁架後，這是他們第一次會見羅丹。當阿古主持工作時，羅丹總是悄悄地待在他後邊。如今他自己作為一個領導者出現時，給地下組織的頭頭和司庫留下了精明、果斷的深刻印象。

　　羅丹看著他們兩人緩緩地吐了一口氣，微笑了。

　　「好！」他說，「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細節。就在我從收音機裡聽到可憐的巴斯蒂安．蒂尼被殺害的那一天，我突然想到了雇用一個職業刺客的主意。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尋找我們所需要的這個人。顯然這種人是很難找到的，他們不做廣告。我從三月中旬以來一直在尋找，所得到的結果都在這裡。」

　　他拿起了桌子上三個馬尼拉紙卷宗。蒙克雷和卡松又一次交換了眼色，揚起眉毛，沒有作聲。羅丹繼續說下去。

　　「我想你們最好先看看內容，然後我們可以討論選誰。我個人已把這三人都列為可取，以防萬一我們選擇的第一個人不能或不願幹。每份材料只有一份，因此你們只好輪著看。」

　　他把手伸進馬尼拉紙卷宗，拿出了三份薄薄的檔案。他給了蒙克雷一份，又給卡松一份。他把第三份拿在自己的手裡，可是沒去看它。他對這三份文件的全部內容已經瞭如指掌了。

　　需要看的確實不多。羅丹所說的「簡歷」這兩個字用得太準確了。卡松先看完他手裡的材料，抬頭看著羅丹做了個鬼臉。

　　「就這一點嗎？」

　　「這種人是不輕易讓人家知道他們的底細的。」羅丹答道。

　　「看看這個吧。」他把手裡拿著的那份檔案遞給卡松。

　　幾分鐘後，蒙克雷也看完了，把檔案交還給羅丹，羅丹把卡松剛看完的檔案給了他。兩個人又埋頭閱讀。這次是蒙克雷先看完。他抬頭看看羅丹，聳了聳肩。

　　「嗯……沒有多少好談的了，這類人我們能一下子找到五十個。」

　　卡松打斷他說：「等一等，你看看這個再說。」

　　他翻到最後一頁，很快地看完了最後三段。他看完後把檔案合上，看著羅丹。

　　這位「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人物絲毫不顯露他的傾向性。他拿過卡松看完的檔案，遞給了蒙克雷，又把第三份檔案遞給卡松。四分鐘後，兩個人都看完了。

　　羅丹收集起檔案袋，把它們放在寫字桌上。他端起高背椅子，把它掉了個方向，拉向火爐旁，把胳膊放在椅子背上跨坐在椅上，然後靜靜地看著其他兩個人。

　　「好吧，我告訴你們幹這種買賣的人很少。可能有很多幹這種事的人，但是在保安總局沒有檔案的人卻很難找。而最理想的人選，也許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他們的檔案。你們把三份材料都看了，現在讓我們暫時把他們稱做德國人、南非人和英國人吧。如何？」

　　卡松聳了聳肩說：「我看不必討論了。如果檔案是可靠的話，那個英國人看來比其他兩個強多了。」

　　「盧內呢？」

　　「我同意。那個德國人年紀太大了些。他除了為現存的納粹分子幹掉了幾個追蹤他們的以色列特務外，似乎在政治上沒幹過什麼。何況他反對猶太人的動機可能是私人性質的。因此，他不能稱為純職業性的。那個南非人幹掉像盧蒙巴那樣的黑人政客完全可以勝任，但是謀殺法國總統是另一回事。此外，這個英國人還能說流利的法語。」

　　羅丹慢慢點頭說：「我想這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即使在我結束整理這些文件以前，這個英國人在我心目中已經是首選人物了。」

　　「你確實了解這個英國人嗎？」卡松問，「他真的做了那些工作嗎？」

　　「我自己也有些懷疑。」羅丹說，「因此對這個人我額外地多花了好多時間，說要有確鑿的證據，那是沒有的。如果有的話，那也並不是什麼吉兆。我的意思是說各處的檔案裡都會有他的名字，他就成為一個受到注意的人物了。實際上對這傳聞並沒有人提些不同意見，即使英國有他的檔案，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問號而已，還不值得列入國際警察的卷宗裡。英國當局能夠向法國保安總局提供關於這個人的情況的可能性也是不多的。你們知道，他們之間是爾虞我詐。去年元月喬治．皮杜爾在倫敦，英國當局就保持沉默。不，這個英國人幹這件工作非常有利，只有一件……」

　　「是什麼？」蒙克雷很急切地問。

　　「很簡單，他的要價是不會低的。像這樣的人可能索價很高。我們的經濟情況怎樣了，盧內？」

　　蒙克雷聳聳肩說：「不很好。現在所有的開支下降了不少。自從阿古事件以後，全國抵抗委員會的成員轉入地下或住到小旅館裡去了。他們似乎對於發表電視談話已不感興趣了。另一方面，收入像滴水一樣少。正像你所說的那樣，必須採取行動，不然就會由於缺乏資金而垮臺。幹這類工作是不能只憑感情就可以解決的。」

　　羅丹憂鬱地點點頭：「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必須從某些方面去弄些錢來，不然我們就無法採取這樣的行動計畫。我們不知道需要多少錢……」

　　卡松插話說：「是不是可以先和那個英國人接觸一下，問問他是否願意幹這件工作，他討價要多少。」

　　「對，那麼我們三個人是否都同意這樣做？」羅丹對兩人輪流看看，兩人都點點頭。羅丹看了一下手錶說：「現在剛好中午一點鐘。我在倫敦安排了一個聯繫人，我現在必須和他通一個電話，要他和這個人接頭，並詢問這個人是否能到這兒來。如果他準備搭今天晚上的班機來維也納，那麼晚飯後，我們就能碰到他。不管怎樣，當我的聯繫人給我電話時，我們就知道了。我沒有徵求你們的同意先在這樓上為你們預定了兩個相鄰的房間，我想我們大家在一起有維克托保護比分散住而沒有防衛更安全些。就這樣吧，希望你們是能夠理解的。」「你倒想得很周全啊！」卡松對他獨自決定這樣的做法有點不高興。

　　羅丹聳聳肩說：「我在取得這些資料以前，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從現在開始，浪費時間越少越好。如果我們同意這樣做，讓我們現在開始，要抓緊時間。」

　　他站了起來，兩人也隨著他站了起來。羅丹叫來了維克托，告訴他下樓去把六十五號和六十六號房間的鑰匙拿來。在等鑰匙的時候，羅丹對蒙克雷和卡松說：「我得在郵政總局打電話，我要維克托和我一起去。我不在的時候，請你們倆待在一間屋裡，把門鎖上。我敲門的暗號是先三下，停一會兒再兩下。」

　　人們熟知的這個「三加二」是代表「法屬阿爾及利亞」一詞的音節。巴黎開汽車的人在前幾年用這個節奏按汽車喇叭，以表示對戴高樂政策的不滿。

　　「隨便問一下，」羅丹接著說，「你們倆有槍嗎？」

　　兩人都搖搖頭。羅丹走到寫字桌旁，拿出一支沉重的九毫米口徑的馬布牌手槍。

　　這是他的自用槍。他檢查了子彈盒，啪地壓了回去，頂上膛，然後把槍遞給蒙克雷。

　　「你懂得使用這個玩意兒嗎？」蒙克雷點點頭。「沒問題。」說著把槍接了過來。

　　維克托回來把兩人送到蒙克雷的房間裡去。他回到羅丹的房間時，羅丹正在扣大衣扣子。

　　「來吧，大個子，我們有事要做。」

　　那天晚上，一架英國航空公司的子爵號飛機從倫敦到達維也納，在許威哈特機場降落時，已經是從薄暮轉到夜晚的時候了。

　　在機艙尾部靠窗口位置上，坐著一個淺黃頭髮的英國人。他看著窗外掠過的導航燈光，看著這些閃光愈來愈近，直到最後飛機落在地面上，他對這種情況常常感到高興。在最後一分鐘時，導航燈熄滅，出現了光滑的水泥跑道，輪子終於停穩在地面。對於這種精確的降落技術，他非常欣賞。他喜歡精確。

　　在英國人旁邊的是和他一起從倫敦來的法國旅遊事業局的一個法國青年人。他有點緊張地看著這個英國人。自從午飯時接到電話後，他一直很緊張。差不多在一年前，他休假回到巴黎時，曾接受過「秘密軍隊組織」的任務。那時候，他們告訴他，只要坐在倫敦的辦公室裡就行了。在適當的時候，會用專門給他的秘密名字寫信或去電話。只要開始時用「親愛的比埃爾……」那麼他就應確切地立即執行命令。

　　但從那時以後，直到今天六月十五日，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當話務員告訴他有一個電話是從維也納來的，而且還強調是奧地利的維也納，以區別於法國的維也納鎮。他拿起電話聽筒覺得很奇怪，他聽見聲音叫他「親愛的比埃爾」，他呆了好一會兒，才想起這是他自己的秘密名字。

　　午餐時間過後，他以頭疼為借口，請了個病假，然後到南奧特萊街找到了那個英國人，並把消息告訴他。後者對於請他在三小時內去維也納一點也不表示奇怪。

　　他靜靜地準備過夜用的行裝，然後兩人坐了一輛出租汽車去希思羅飛機場。當法國人發現自己只帶了他的護照和支票本而沒有想到要用現款買飛機票時，英國人就拿出一疊鈔票，還夠他倆回來時買飛機票的。

　　從那一刻開始，他們互相沒說過一句話。英國人根本沒問去維也納什麼地方，會見誰，或是去幹什麼。這正合法國人的意，因為他不知道。他得到的命令只是叫他從倫敦機場回個電話，說明他的確乘坐比利時航空公司的這一班飛機到達。對方告訴他，在到達許威哈特機場後，要到總詢問處去報到。這一切都使他緊張，他身邊坐著的那個英國人的那種自制與鎮靜，不僅不能幫助他，反而使事情更糟糕。

　　他們共同來到大廳裡的總詢問臺，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那個漂亮的奧地利姑娘。姑娘在身後架子上的許多小格子裡找了一會兒，遞給了他一張小小的淺黃色的留言條，上面簡單地寫著：「撥六一四四○，要舒爾茨聽電話。」他轉身向沿大廳後牆一字排開的公用電話間走去。英國人拍拍他的肩膀，指指標著「兌換」字樣的小間。

　　「你還需要一些硬幣。」他用流利的法語說，「即使奧地利人也不是那麼慷慨的。」

　　法國人漲紅了臉，大步走向換錢的櫃臺。英國人在沿牆的一條靠椅的角落裡舒舒服服地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支特長的帶濾嘴的英國煙。不一會，他的響導拿著幾張奧地利鈔票和一把硬幣回來了。法國人走向電話間，找到一間空閒的，進去撥了號碼。對方的舒爾茨先生簡單扼要地給了他指示。只花幾秒鐘，電話就打完了。

　　年輕的法國人回到長靠椅處，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抬頭看著他。

　　「我們去那裡嗎？」他問道。

　　「我們去那裡。」法國人在轉身時把帶電話號碼的留言條扭成一團扔在地上。

　　英國人俯身用手把它拾起來，又以另一隻手用打火機把紙條點燃，一會兒就燒著了，燒成碎片的紙灰落在地上。他們一聲不響地走出大廳，雇一輛出租汽車離開機場。

　　城市中心閃耀著燈光，車輛往來很擁擠。過了四十分鐘後，汽車才到達克萊斯特旅館。

　　「這裡是我們分別的地方了。有人告訴我要我帶你到這兒來，而把出租汽車開到旁的地方去。你逕直到六十四號房間去就行，有人等著你。」

　　英國人點點頭，然後打開車門出來。法國人告訴司機：「繼續往前。」他說著，汽車就在街上飛馳向前了。英國人看了看路牌上寫著的老式哥德式字樣，然後又望了望克萊斯特旅館大門上面的方形羅馬式大寫的字。最後，他把吸了一半的香煙扔掉，進入了旅館。

　　值班的服務員正背朝著門，但聽見了門吱吱作響。英國人毫無接近服務臺的表示，逕直走向樓梯。服務員正想問他要幹什麼，來客朝他這個方向看了看，然後滿不在乎地像對什麼下人似地點點頭，生硬地說了聲：「晚上好。」

　　「晚上好，先生。」服務員不覺衝口而出地答道。等他說完，淺黃色頭髮的人已上樓去了。他兩級一跨地走上樓梯，但毫不顯得急促。在樓梯的盡頭，他停了下來，朝前面唯一的一條走廊看去。走廊的盡頭是六十八號，他倒著數過來，數到大約是六十四號的門口，雖然他看不見房號。

　　他在離六十四號門大約二十英呎遠的地方停下來，右牆還隔兩個房門才是六十四號門，左牆上有一個小小的壁龕，紅色的絲絨簾子掛在一根蹩腳的銅桿上，半掩著壁龕。

　　他仔細地查看了壁龕。簾子離地約四英吋，有兩隻黑皮鞋的鞋尖隱約可見。他轉身回到門廳裡。這次服務員有準備了，至少他要開口了。

　　「給我接六十四號房間。」英國人說。服務員對他的臉看了一會兒，然後從命。幾秒鐘以後，他從小交換臺轉過身來，拿起桌上的電話機，遞了過來。

　　「如果那個猩猩不在十五秒鐘內離開那個壁龕，我就回家去了。」淺黃色頭髮的人說完放下電話。然後，他又走上樓梯。

　　在樓梯盡頭，他看見六十四號門開了，羅丹上校出現了。他對英國人凝視了一會兒，然後輕輕地叫：「維克托。」波蘭大個子從壁龕裡走出來，站在那裡，挨個兒看著他們兩人。羅丹說：「沒事，他是我約來的。」科瓦爾斯基怒目而視。英國人開始向門口走去。

　　羅丹引他進入臥室。房間已經布置得像會議室一樣。辦公桌是留著給主人用的，桌上放著些紙張。書桌後面是一張室內原有的高背椅，而放在兩側的另外兩把硬椅，則是從鄰室搬來的，由蒙克雷和卡松坐著。他們好奇地看著英國人。英國人朝四周看了一眼，看到桌子前面沒有椅子，就挑了一張軟椅子坐下，面向著書桌。這時候羅丹讓維克托出去，然後關上門。羅丹坐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

　　他對著從倫敦來的這個人看了幾秒鐘。他感到相當滿意。他對於觀察一個人是頗有經驗的。這個客人身高超過六英呎，看上去剛過三十歲，體格精悍，有點像運動員。他長得很勻稱，被太陽曬黑的臉看來很平常，沒有顯著的特徵。兩隻手安詳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從羅丹的眼光看來，這個人很能控制自己。但是那一雙眼睛使他有點擔心。他曾經見過柔和而水汪汪的眼睛，也見過遲鈍發呆的精神病患者的眼睛，還見過士兵們警戒著的眼睛。英國人的這雙眼睛卻睜得很大，他用一種坦率的神情回看著你。他眼珠上有些灰色細點，就像冬天早晨灰色的煙霧似的。羅丹看了幾秒鐘，卻始終沒有看出他真的表情。在這煙霧後面的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一點都沒有表露出來。羅丹感到有點不平靜，他不喜歡那種不可捉摸的人，因為這樣的人是很難駕馭的。

　　「我們知道你是什麼人。」羅丹開口了，「我最好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馬爾克．羅丹上校……」

　　「我知道。」英國人說，「你是『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首腦。你是盧內．蒙克雷少校，司庫。而你是安德烈．卡松先生，法國本土的地下組織的頭頭。」他一面說一面逐個地盯視著他們，然後伸手取煙。

　　「你似乎已經知道得不少了。」卡松插話說。三個人注視著客人點著煙。英國人往後靠，噴出第一縷青煙。

　　「先生們，讓我們大家坦率一點吧。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而你們也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們都有不同尋常的職業。你們正受到追蹤而我卻能絲毫不受監視地自由往來。我為金錢幹活，你們為理想而工作。但是談到具體細節，我們都是精通本行的專家，因此我們不必躲躲閃閃。你們打聽過我的事。既要打聽而又想不讓被打聽者很快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很自然，我想知道是誰對我這麼感興趣。可能是有人想報復，也可能是有人想雇用我。我很有必要知道。我發現了對我有興趣的組織的名字後，只需要到英國博物館去待上兩天，查查法國的舊報紙，就足夠讓我了解你們和你們組織的情況了。因此，今天下午你們的使者來訪時，一點兒也不使我奇怪。好了，我知道你們是誰，你們代表誰，我現在想要知道的是你們的要求。」

　　沉默了好幾分鐘，卡松和蒙克雷望著羅丹，看他有什麼主意。陸軍上校和刺客互相對視著。羅丹對於凶猛的人很了解，他知道眼前的這個人正是他所需要的人。

　　從這以後，卡松和蒙克雷只是擺設了。

　　「你既然已經閱讀了有關檔案，我就不想再多費唇舌，向你介紹我們組織的動機了。你已經準確地把它概括為『理想』。我們認為法國現在由一個獨裁者統治著，他玷汙了我們的國家，強姦了它的榮譽。我們相信如果他死了，他的政權一定會垮臺，法國就會歸還給法國人。我們的支持者們為了消滅他進行了六次嘗試：三次在早期策劃階段就暴露了；有一次是在謀刺前一天被人出賣了；有兩次實現了，但是沒有打中他。

　　「我們在考慮，現階段僅僅是考慮，請一位職業專家來幹這件事。但是我們不希望白花錢。首先我們想知道這件事是否可能。」

　　羅丹的牌打得很精彩。最後一句話的答案他早已知道，但卻使得對方那雙灰眼睛裡表現出興趣。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防備一個暗殺者的子彈。」英國人說。「戴高樂出來的機會是很多的，當然殺死他也是有可能的。我注意到，當一個狂熱者企圖在獨裁者公開露面時進行謀刺，往往只能犧牲他自己。」他有點傲慢地繼續說，「不考慮你們的理想主義，你們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培養出這樣的人。所以在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你們都失敗了。因為沒有一個人準備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幹的。」

　　「現在還有很多愛國的法國人準備這樣幹。」卡松開始有點反感地說。但羅丹暗示他不讓他說話。英國人根本沒理會他。

　　「作為一個專業人員呢？」羅丹提出問題。

　　「一個專業謀刺者幹起來是不憑熱情的，因此更為冷靜，而很少犯原則性錯誤。他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不會在最後一分鐘想到關於在爆炸或類似的行動中誰可能受傷的問題。作為一個專業人員，他要估計到一切意外的危險，因此按規定程序進行的成功機會比任何人更有把握；他所想到的計畫不僅要使他能完成任務，而且能使他安全逃脫。在他還沒有這樣的把握時，他是不會輕易採取行動的。」

　　「你估計到會有這樣一個計畫，既能使一個專業人員達到刺殺老傢伙的目的，又能安全逃脫嗎？」

　　英國人一聲不吭地吸了幾分鐘煙，凝視著窗外。「理論上講，可以。」他終於回答說，「從理論上講，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計畫，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說的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比行刺其他任何人要難得多。」

　　「為什麼比行刺別的人難得多？」

　　「這是因為戴高樂事先得到了警告，不是指哪一次具體謀刺，而是指總的意圖。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保鏢和保衛人員，但是如果有好幾年都沒有人去試圖行刺這位大人物，那麼盤查就會流於形式，例行手續就會機械化，警惕程度就會降低。那時來一顆結束他生命的子彈便完全成為出乎意料的，於是人們便驚慌失措，刺客在這種掩護下就可以逃脫。在我們說的這件事上，警惕程度沒有降低，不存在機械的例行手續，如果子彈打中了目標，許多人不會驚慌失措而會去追捕刺客。這件事是可以幹的，但這是目前世界上最難幹的一件事情。你們知道嗎，先生們，你們的嘗試不僅失敗了，而且也破壞了其他所有人成功的可能性。」

　　「為此，我們才決定聘請一位職業刺客來完成這項任務。」羅丹說。

　　「你們必須請一位專業人員。」英國人打斷他的話輕輕地說。

　　「如果我們決定雇用一個職業刺客來幹這件事……」羅丹開始說。

　　「你們也只好雇用一個職業刺客。」英國人平靜地插嘴說。

　　「請問那是為什麼？現在仍然有許多人純粹出於愛國動機而準備幹這件事。」

　　「是的，還有這樣的人。」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答道，「無疑還有更多的巴斯蒂安．蒂尼。可是你們三位叫我來這裡，並不是為了泛泛地談論政治性行刺的理論，也不是由於你們突然缺乏刺客。你們要我來，是因為你們最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法國保安總局的特務已打入你們的組織到如此地步，你們的一切決定不需要多久就不成其為秘密。而且你們每一個人的臉龐都印在法國每一個警察的腦海裡。因此你們需要一個外人。說明白點，你們是正確的。若是要幹這件事，就必須由一個外人來幹。剩下來的問題就僅僅是由誰來幹，要多少錢。現在，先生們，我想你們已經用相當長的時間來檢查這件商品了吧？」

　　羅丹揚起一側的眉毛，斜看著蒙克雷。蒙克雷點點頭，卡松跟著點頭。英國人則望著窗外，顯出不感興趣的神情。

　　「你願意刺殺戴高樂嗎？」羅丹終於開口問。聲音很輕，但是這個問句整個屋裡的人都聽到了。英國人回轉頭看看他，一雙眼睛裡毫無表情。

　　「可以，但是要花很多錢。」

　　「多少？」蒙克雷問。

　　「你們必須明白，這是件一生中只能幹一次的買賣。這個人幹了這一次，以後就不能再幹了。即使能保住性命，但要使不被抓住甚至不被發現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要幹這件工作，必須拿到足夠的錢，使他能夠在餘生中生活得很美好，而且能得到保護，不受戴高樂派的報復……」

　　「等我們掌握了法國，」卡松說，「少不了……」

　　「現款。」英國人說，「一半預先付，另一半事後付。」

　　「多少？」羅丹問。

　　「五十萬。」

　　羅丹看著蒙克雷，後者做了個鬼臉。「不少錢啊，五十萬新法郎……」

　　「美元！」英國人說。

　　「五十萬美元？」蒙克雷嚷嚷道，站了起來，「你瘋了？」

　　「沒有。」英國人平靜地說，「我是最棒的，因此也是最貴的。」

　　「我們肯定能得到比這便宜的要價。」卡松冷笑著說。

　　「是的。」淺黃色頭髮的人無動於衷地說。「你們可以找到便宜一點的人，而且你們會發現，他們拿了你半數的錢就逃之夭夭，或者事後找些借口說為什麼辦不到。你要雇用最棒的，你就得付出代價。價錢是五十萬美元。據說你們想得到法國，那你們對自己國家的估價看來很低啊。」

　　羅丹在這段對話期間一直保持沉默，現在接著話碴兒說：「說得對。問題在於，先生，我們沒有五十萬美元的現款。」

　　「我知道。」英國人回答說。「你們如果要我幹這活，你們就得從什麼地方收集到這筆款子。你們應該明白，我並不需要這個買賣。我上一次差事的收入足夠我舒舒服服地過幾年了。但是吸引我的是弄到足夠的錢，以便從此洗手不幹。因此我準備冒極大風險弄到這筆錢。你的朋友們要的更多，他們要的是整個法國，但是又怕冒風險。對不起，如果你們弄不到這筆款子，那麼你們就得回頭安排你們自己的計畫，再眼看著它們一個一個地被當局破壞掉。」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同時在煙灰缸裡弄滅他的煙。羅丹隨著也站了起來。

　　「坐下來，先生，我們想能夠設法找到這筆錢。」兩人又一起坐了下來。

　　「好！」英國人說，「但是還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們需要找局外人的理由，是因為你們的秘密經常洩漏給法國當局。在你們的組織裡有多少人知道關於雇用局外人的計畫，讓我一個人幹？」

　　「只有在屋裡的我們三個人。我想到這個方法是在巴斯蒂安．蒂尼被殺害那天開始的。自那以後，所有一切調查策劃都是我親自做的，沒有另一個人知道。」

　　「那麼必須繼續這樣做。」英國人說，「所有會議記錄、檔案、文件必須全部銷毀，除你們三人以外，不應該再讓別人知道。鑒於二月份阿古事件的發生，如果你們三位中任何一位被抓住，我就有權單方面解除我們之間的協議，因此你們必須在某處安全的地方躲避起來，並且還要有強大的警衛人員採取保護性措施，直到任務完成。同意嗎？」

　　「同意，還有呢？」

　　「策劃和執行全部歸我安排，我不會把細節洩漏給任何人，包括你們三人在內。簡單地說，我將失蹤了，你們再不會聽到有關我的任何消息。你們已經有了我在倫敦的電話號碼和地址，但當我準備開始行動時，這一切都沒有用了。

　　「無論如何，你們只能在緊急關頭時才能在那地方和我接觸。此外，就不能有任何接觸。我將留下我在瑞士銀行的賬戶，當他們告訴我最初的二十五萬美元已經存入我的戶頭裡，而我的準備工作也已經完成，那麼我就開始行動。除掉我自己的判斷外，我不會操之過急的，也請你們不要干涉我，同意嗎？」

　　「同意，但是我們在法國的內線能給你介紹情況。可能對你會有幫助，他們中有些人是被安插在關鍵部門的，地位很高。」

　　英國人考慮了一會兒說：「好的，你們準備就緒後，給我一個簡單的電話號碼，最好在巴黎，這樣我在法國任何地方都能夠直接打電話聯絡。關於我的行止，我不會告訴任何人，只是簡單地用電話打聽關於總統周圍安全措施的情況的最新消息。

　　「但是接電話的對方不應該知道我在法國幹什麼。簡單地告訴他，我同你們的任務有關，需要他的幫助。他知道得愈少愈好。讓他僅僅作為情報交換站。他的消息來源也必須是那些有地位的人所提供的內部情報，不要說那些我能在報紙上讀得到的廢話。同意嗎？」

　　「很好。你願意完全單獨活動，不要助友，不要掩護，就按你自己的想法辦吧。那麼假證件呢？我們手上有兩個非常高明的偽造證件者。」

　　「我有我自己的，謝謝。」

　　卡松插話說：「我在法國有一個完整的組織，和德國人占領時的抵抗運動相仿。為了協助你的工作，我可以把這整個組織交給你支配。」

　　「不，謝謝。我還是願意靠我自己隱姓埋名地來幹，這是我最好的武器。」

　　「可是萬一出了什麼差錯，你可能需要逃跑……」

　　「除非是你們這方面出問題，我是不會出差錯的。我將和你們的組織毫無聯繫地進行活動，也不讓你們的組織知道。卡松先生，原因和我之所以坐在這裡的原因相同：你們這個組織裡到處是特務和坐探。」

　　卡松看上去氣得要爆炸。蒙克雷悶悶不樂地凝視著窗子，挖空心思地想如何很快地弄到五十萬美元。羅丹沉思地凝視著桌子對面的英國人。

　　「不要激動，安德烈。這位先生願意單獨工作，就這麼辦吧。他習慣於這種方法。我們花五十萬美元雇的一個人不會像我們自己的射手那樣需要那麼多人來侍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噥著說，「我們怎麼能那麼快地搞到這麼多錢。」

　　「用你們的組織去搶幾家銀行。」英國人輕鬆地建議說。

　　「不管怎麼說，這是我們的問題。」羅丹說，「在我們的客人回倫敦前，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保證你不會拿了第一筆二十五萬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松問。

　　「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先生們，我想洗手不幹。我不想有半個軍的前空降部隊來追捕我。這樣我所花的保護自己的錢就比我所得的錢要多，錢很快就會花完了。」

　　卡松接著說：「那麼在你完成任務以後，如果我們拒絕支付其餘的二十五萬美元，那你又怎麼辦？」

　　「理由相同，」英國人圓滑地回答，「在那種情況下，我必須用自己的錢進行工作，目標就是你們三位先生。雖然這麼說，但我不相信那種情況會發生。你們以為如何？」

　　羅丹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好，假如一切都談妥，我想我們不必讓客人多耽擱時間了。還有最後一條，你的名字。如果你願意隱姓埋名，那你也需要有個假名字或代號，你有什麼想法？」

　　英國人想了一會兒說：「我曾談過打獵，用『豺狼』這個詞怎樣，這個名字可以嗎？」

　　羅丹點點頭：「很好，事實上我很喜歡它。」

　　他陪著英國人走到門口，把門打開。

　　維克托走了過來。羅丹第一次面露笑容，並把手伸出來給這位來客。

　　「我們將根據協議儘快地辦到，同時你是否可以先開始策劃，這樣就不至於浪費時間。」

　　「當然。」英國人回答說。

　　「晚安，豺狼先生。」

　　維克托看著客人像來時一樣悄悄地離去。

　　英國人在機場旅館裡住了一晚，早晨搭第一班飛機回倫敦去了。

　　在克萊斯特旅館裡，羅丹面臨著從卡松和蒙克雷那兒來的一連串的問題和責難。

　　他們倆從九點鐘一直到午夜，連續三個小時都在動搖著。

　　「五十萬美元，」蒙克雷反覆地說，「我們到哪裡去搞到這五十萬美元？」

　　「我們可以採用豺狼的建議去搶劫幾家銀行！」羅丹說。

　　「我不喜歡那個人。」卡松說，「他要單幹，不要同夥，這類人是危險人物，沒法約束他們。」

　　羅丹結束了這場爭論。他說：「瞧你們兩位，我們一起想出了一個計畫，我們一起同意了這個方案，然後我們找到一個人，而且這個人能夠刺殺戴高樂總統。現在需要的就是錢。我對這樣的人是有所了解的。如果有人真能幹這件事的話，我想就是他了。現在我們得加緊工作。讓我們幹我們的，他幹他的吧！」

　　三

　　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整個九月，在法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搶劫案，許多銀行、珠寶店和郵局遭到搶劫，那猛烈的程度在當時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這些搶劫罪案的詳細情況。記載在警方的檔案裡。

　　全國各處，從南到北，許多銀行被拿著手槍、短槍或手提機關槍的人所搶劫，幾乎每天都要發生。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裡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而當地的警察，面對著那些發抖和流著血的珠寶商和店員們，還沒有來得及處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的管區內又發生了另一件相類似的案件，他們被請走了。

　　當人們奮起抵禦強盜搶劫時，有兩名銀行職員在不同的城市裡被槍殺了。到九月底的前幾天裡，情況越來越嚴重。共和國保安隊，那是每個法國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隊，首次用機關槍武裝起來了。那些到銀行裡去的人必須在大廳裡先接受一個或兩個身穿藍色制服的共和國保安隊士兵的檢查，每個士兵都配備著一支子彈上膛的手提機關槍。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

　　銀行家和珠寶商們對這次搶劫風波，向政府提出了強烈的責難。為此，警察在夜間增加了巡查次數，但是毫無用處。由於這些強盜不是專搞偷竊的小偷，專門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開銀行金庫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槍並戴著假面具出現的暴徒，只要稍稍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準備開槍射擊。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任何銀行和珠寶商都可能在買賣進行時，突然看到兩三個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闖進門來，大聲吼叫：「舉起手來！」

　　九月末，有三個強盜在不同的槍劫案中受傷並被抓獲。這三個人中，有的是打著「秘密軍隊組織」招牌進行一般不法行為的無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認自己是「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前殖民軍逃兵。不論警察局的審訊如何嚴酷，三人裡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來為什麼這股搶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捲全國。他們只供認是受他們集團的頭子指使，去搶劫某某銀行和某某珠寶商的。警方最後認為犯人並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只是奉命搶劫，是坐地分贓的小人物。

　　沒過多久，法國當局就發現「秘密軍隊組織」是這次突發的搶劫浪潮的幕後人，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錢。直到八月上半月，當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現了這些情況。

　　六月下半月，對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搶到珠寶錢財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當嚴重。

　　因此，頗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莫里斯．布維埃專員接管了這類案件。在塞納河畔凱德索菲弗街三十六號司法警察署的總部裡，這位大隊長有一間異常狹小然而事務繁忙的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圖表標明了所搶現款的數目和所搶珠寶的估價。到了九月下半月，總數已遠遠超過二百萬新法郎或四十萬美元。據這位大隊長估計，即使扣除一筆適當數目作為進行搶劫所需的開支，再加上付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還能剩下相當大的一筆錢。

　　到六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有一份報告放在法國保安總局局長尤金．紀博將軍的桌子上。這份報告是從他駐羅馬的辦事處送來的。大意是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個領袖人物，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館的最高一層樓上。報告補充說，他們住在這樣一個高級區域的旅館裡，房費一定是很高的，而他們三人卻占用了整個一層樓，而且把下一層樓提供給他們的守衛人員住宿。他們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衛著，日夜守衛，每班不少於八名，他們都不敢冒險出去。情報人員起初以為是在召開會議，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發現他們僅僅是採取一種特別小心謹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綁架，像安東尼．阿古那樣遭到逮捕。

　　尤金．紀博將軍看到那些恐怖組織的頭面人物現在像膽小鬼一樣躲在旅館裡，不僅露齒一笑，然後像往常一樣把報告作為例行公事歸了檔。

　　今年二月，法國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爾夫旅館綁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國外交部始終認為這是一件侵犯主權的行為，經常以此責難法國外交部並提出抗議，雖然這一事件仍然煩惱著他，但他對於他的情報人員出色的工作，還是感到非常高興。

　　作為對自己工作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實情況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許可去組織一次類似的綁架。一直到後來，當他了解到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人物為什麼要對他們自己的安全採取十分小心謹慎措施的真實情況後，才使他清醒起來。

　　在倫敦，從一九六三年六月下半月到九月上半月，那位職業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計畫行事。從回來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閱讀一切有關戴高樂的或戴高樂寫的文章。他只需前往當地圖書館查看一下有關戴高樂的最新書籍，就搞出了一份關於他的研究對象的相當全面的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和帕丁頓區普雷特街的一個轉信地址，寫信給各著名的書店，通過郵購買到了必要的書籍。他在自己的套房裡，每天瀏覽這些書籍直到深夜。他在腦子裡給法國愛麗舍宮的那位執政者勾勒了一幅極為精細的畫像，從童年直到目前為止。他搜集的資料有很多是毫無用處的，但他偶爾會在一個小練習本上記下他的某個怪癖或某個性格特點。這位將軍的第三部回憶錄《寶劍利刃》，對了解這位法國總統的性格頗有啟發。夏爾．戴高樂在這本書裡極為清晰地闡明了他個人對於人生、祖國和自己命運的看法。

　　豺狼這個人既不遲鈍，也不愚笨。他博覽群書，計畫周密，並有能力把大量事實情況貯存在腦子裡，以備將來有一天會用到。

　　雖然豺狼通過閱讀夏爾．戴高樂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對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這並未解決自六月十五日在維也納羅丹房中他接受這項任務以來一直困惑著他的問題。直到九月的第一個週末，他還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動手」？

　　作為最後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室，以他慣用的假名填寫了進入閱覽室進行研究工作的申請表格後，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費加羅報》日報。

　　不清楚他是在什麼時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計出是在九月九日後的三天。在那三天內，他起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於一九六二年寫的一篇文章裡得到了一點啟發，然後查閱了自戴高樂一九四五年出任總統以來歷年的報紙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據他判斷，在那些年裡，有某一個特定的日子，夏爾．戴高樂哪怕身體不適或天氣不佳，都會完全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前露面的。從這一點開始，豺狼的準備工作就從研究階段轉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他考慮最後的行動計畫之前，他花了很長時間進行思索。他在公寓裡躺著，仰望著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習慣用的濾嘴長支香煙。

　　在他最後決定謀刺計畫以前，至少考慮過十餘個方案，一個方案成熟了，然後又放棄掉。他計畫著如何幹，什麼時候幹，以及在什麼地方幹。最後他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九六三年的戴高樂，不僅是法國總統，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備保護最嚴密的人物。事後證明，要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弗．甘迺迪更為困難。雖然這個英國職業刺客並不知道法國的安全專家們曾經得到美國的許可，有機會研究美國安全當局保護甘迺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後私下裡表示看不上美國保安的保護措施。法國專家們拒絕採用美國的方法。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法國專家對美國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確的。因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在達拉斯被一個近乎瘋狂的職業刺客刺死。而戴高樂則好好地活著，平安退休，最後病故在自己家裡。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對的保衛人員至少是屬於世界最優秀之列的。圍繞著戴高樂四周的保衛機構，由於不斷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劃謀害他們的保衛對象，因此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而雇用他的組織在保密工作上卻漏洞百出。有利的條件是：他在暗處，隱姓埋名，無人知曉；而他的對象則暴躁地拒絕同他自己的衛隊合作。

　　在他選定的那一天裡，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和完全無視個人安危的特點，將迫使他不顧一切風險地公開露面，哪怕是幾秒鐘。

　　從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魯普機場飛來的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倫敦機場上空飛繞一周後，停落在跑道上，引擎響了幾秒鐘後也停止了。在幾分鐘內，舷梯推了過去，客人們陸續出艙下梯，向機艙口微笑著的女服務員點頭告別。

　　在候機大樓的瞭望平臺上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人，正把他戴著的黑眼鏡往上推到前額上，然後用望遠鏡觀望。他注視著從飛機上下來的旅客。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臺上擠滿著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陽光下等候著下機的客人。因此對於這個觀望者的動作，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當第八個旅客走出飛機，在陽光下直起身來，平臺上的那個人稍顯得有些活躍，他看著這新來的旅客走下梯子。

　　從丹麥來的這位客人不是牧師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會服，戴一個牧師的白領圈。從他那鐵灰色、中等長短、從前額往後梳的頭髮看來，他已年近五十歲了，但是他的臉卻顯得較為年輕。他高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看來身體不錯。他和那個從平臺上觀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當旅客們魚貫進入入境大廳等待檢查護照和辦理海關手續時，豺狼把望遠鏡扔進身旁的公事皮包裡，關上皮包，悄悄地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大廳。十五分鐘後，這位丹麥牧師提著一個旅行包和一隻箱子從海關走出來。似乎並沒有人來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萊銀行櫃臺去換錢。

　　六個星期後，當丹麥警察訊問他的時候，他說他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年輕英國人在櫃臺前站在他身邊，表面上好像也在排隊等候換錢，但是卻從墨鏡後面觀察著這個丹麥人的相貌。至少他並不記得有這麼個人。但是當他走出大廳去乘坐開往克倫威爾路下客站的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的班車時，手持公事皮包的英國人距離他只有幾步路。他們一定是乘坐同一輛班車進入了倫敦。

　　到了下客站，丹麥人站了幾分鐘，等他的皮箱從班車後面的行李拖車上卸下來，然後走過服務臺，走到標有箭頭和國際通用字樣「ＴＡＸＩ」（出租汽車）的出口處。在這一過程中，豺狼在班車後面繞過去，穿過班車停車場，來到職工停車場，他已把自己的汽車停在這裡。他把公事皮包扔在一輛敞篷賽車的客座上，上了車，把車開到下客站左手牆附近，然後停車注視著右邊圓柱拱頂走廊裡停著的一長排出租汽車。丹麥人上了第三輛出租汽車，車開上了克倫威爾路，向騎士橋開去。那輛敞篷賽車跟了上去。

　　出租汽車把那位心不在焉的牧師送到半月街一家舒適的小旅館門口。賽車駛過旅館門口，幾分鐘後，在柯曾街的另一邊找到了一個空著的停車處。豺狼把公事皮包鎖在車尾行李箱裡，在謝潑德市場的報攤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不到五分鐘就進入了旅館的門廳。二十五分鐘後，丹麥人下了樓，把房門鑰匙交還給服務臺。女職員把它掛了起來，鑰匙在釘子上來回晃了幾秒鐘。那個坐在門廳裡一張扶手椅上的男人顯然是在等一個朋友。當丹麥人進入餐廳時，那個人放低了報紙，看到鑰匙號碼是四十九。幾分鐘後，當女職員到後面辦公室為一位客人查找他訂購的戲票時，這個戴黑眼鏡的人乘人不備悄悄地溜上了樓梯。

　　一片兩寸寬的雲母片，是不可能打開四十九號房門的，因為鎖比較緊。但是雲母片加上有彈性的畫家用的調色刀，就非常容易把彈簧鎖的鎖舌推回去。因為牧師下樓只是去吃午飯的，他把護照留下了，放在床頭櫃上。豺狼只花了三十秒時間就從房裡出來，而把旅行支票的夾子留下沒有動。他希望不留下任何偷盜的痕跡，企圖讓當局認為丹麥人僅僅是不留心在某處遺失了自己的護照。後來證實確是這樣認為的。

　　在丹麥人還沒有喝完他的咖啡以前，那個英國人已經走遠了。

　　丹麥人回來時並未注意到已經丟失了護照，一直到好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他在房間裡徹底尋找以後，才告訴旅館經理，說他丟失了一張護照。經理也幫著在房間裡尋找，後來他指出所有東西包括旅行支票夾子也原封未動，就用自己的見解勸告那位受驚的旅客，不要把警察請到旅館來。他的護照很可能是他在外出時丟失的。

　　這位丹麥人很和氣，而且在國外人生地不熟，同意只怪他自己不小心。因此第二天他向丹麥總領事館報告說他丟失了護照，就開了一張旅行通行證，用這張證件可以在倫敦停留兩周，然後回到哥本哈根。回去之後，他就再不去想這件事了。在總領事館的辦事員簽發旅行通行證時，填寫了牧師的名字：佩爾．詹森。遺失護照存檔，也沒有再考慮有其他任何問題。那一天是九月十四日。

　　兩天以後，從紐約州雪拉丘茲來的一個美國大學生，也經歷了一次很相似的丟失護照的事。他從紐約到達倫敦，在機場大樓裡，他取出了他的護照以便在美國運通公司外幣兌換處兌換旅行支票。他換好支票後，把錢放進他的外套裡面的袋內，又把裝護照的小袋塞在一個小的手提包內。幾分鐘後，他想去找搬運工人時，曾把手提包放在地上。一會兒，手提包就不見了。起初他還責怪搬運工人，搬運工人把他帶到泛美航空公司詢問處，那裡又指點他去找附近的警察。後者帶他到一個辦公室，在那裡他說明了他丟失手提包的經過。

　　經過一番查找後，排除了這個手提包是由於某些人的疏忽而錯拿的可能性，就作為一次故意的偷竊案件列在檔案內。

　　由於在公共場所扒手和小偷的活動頻繁，當局向這位高個兒的美國年輕人表示抱歉和遺憾。而且告訴他機場管理人員已經十分注意到制止那些小偷從剛來的外國人那兒去偷提包。他痛痛快快地承認他的一個朋友，有一次在紐約中央火車站也遇到一次相類似的被盜事件。

　　作為一樁普通案件的報告，終於輾轉到倫敦各區的警察局，並附有描述所遺失的手提包內容，小袋內還有錢鈔和護照。報告及時列入檔案，但十個星期以後，不論手提包或者裡面的東西，都沒有找到，也沒有人再想起有過這次事件。

　　這位美國大學生名叫馬蒂．舒爾勃格，他無奈中只好前往位於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領事館，報告了他的護照被偷，並領到了旅行證明，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女友在蘇格蘭高地渡過一個月的假期後再飛回美國。領事館把遺失護照一事登記下來，報告了華盛頓的國務院，以後兩個機構也把這件事淡忘了。

　　來到倫敦機場那兩幢接待海外來客的大樓裡的外來旅客，他們在步出飛機走下舷梯時，究竟有多少個曾受到瞭望平臺上望遠鏡的觀察，那將永遠是個秘密了。這兩個丟失護照的人雖然年齡差別很大，卻有些共同性。兩人都身高六英呎左右，寬肩膀，細身材，他們都是藍眼珠，並且在長相上跟那個跟蹤並偷盜他們的、不引人注目的英國人相當近似。不相同的是：詹森牧師的年齡是四十八歲，灰色頭髮，閱讀時戴金絲眼鏡；馬蒂．舒爾勃格只有二十五歲，栗色頭髮，一天到晚總戴著一副寬邊眼鏡。

　　豺狼最後在南奧特萊街公寓裡的寫字臺上對這兩個人的面型仔細地進行了研究。

　　他花了一天時間，然後做了一系列的採購。他到了戲劇服裝店、眼鏡店、倫敦西區特別製造美國式衣服的成衣店。他定製了一副紐約製造的藍色隱形眼鏡，兩副平光眼鏡，一副是金絲邊的，另一副是黑色寬邊的。買了一整套旅行裝備，其中有一雙黑色皮鞋，短袖汗衫和短褲，一條白色運動褲，以及一件裝有拉鏈的天藍色尼龍內衣，領口和袖口是紅色和白色的毛織品，全部是紐約製造的。還有一件傳教士穿的白襯衫以及黑色上衣。他把最後三件的商標都細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後一次出去，是到切爾薩的一家男用專賣假髮商店。他在那裡買了染成灰色髮和栗色髮的兩種染髮劑，賣主還悄聲地教他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使染髮劑達到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還買了幾把沾染髮水的小刷子。除了那一整套美國服裝以外，他不在同一家店裡買兩件東西。

　　第二天，九月十八日，在《費加羅報》第二版的右下角，登了一小段消息，說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副大隊長伊波利特．迪皮專員在巴黎凱德索菲弗街的辦公室裡中風，死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接任此職的是凶殺處處長克勞德．勒伯爾。鑒於刑警大隊各部門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工作繁重，他將立即到任云云。豺狼每天都看倫敦出售的各種法國報，由於標上的「刑警」字樣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這段消息，但卻未加重視。

　　他開始在倫敦機場瞭望以前，就決定在整個行刺過程中使用假名。搞一張偽造的英國護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豺狼採用了大多數雇傭兵、走私販和其他化名越過國界的人的辦法。首先他開車走遍了泰晤士河谷與倫敦相近的各個郡，專找小村子。幾乎每個英國小村子都有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在教堂的後院則都有一塊墳地。

　　豺狼在他走訪的第三處墳地裡發現了一個墓地雕刻的內容很符合他的要求。碑上寫明：死者是亞歷山大．杜根，他於一九三一年兩歲半時死去。如果杜根這孩子現在還活著，他就比一九六三年九月這時候的豺狼大幾個月。在教區辦公室裡，豺狼對老牧師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業餘的家系學者，希望對杜根家系的支系進行研究。老牧師很有禮貌，熱心地接待他，告訴他有一個杜根家族，幾年前住在這個村莊裡。他表現出很吃驚而有點感動的樣子。似乎牧師提供的材料對他的研究工作有些用處。

　　牧師很仁慈，在陪他一路去教堂時，豺狼誇獎這座小小的諾爾曼時代建築物的美麗，並答應贈送一筆修繕費，這大大地改善了雙方交談的氣氛。

　　教堂的記載注明，杜根夫婦在過去七年裡相繼死去，很可憐，他們的獨生子亞歷山大在三十年前就葬在這塊墳地裡了。豺狼隨手翻閱了教區記載的一九二九年的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在四月份裡，用字跡難認的教士手筆登記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

　　他記下了所了解的細節，對教區牧師大謝而特謝，然後離去。他回到倫敦後，來到出生、結婚、死亡中心登記處，拿出一張名片，證明他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市場某律師事務所的助手。他解釋說他們事務所的一位主顧最近死了，把她的房產留給孫子們。他的任務是尋找這些孫子們的行蹤，其中有一個叫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登記處的助人為樂的年輕辦事員毫無懷疑地相信了這一切。

　　英國的職員遇到有禮貌的詢問時，大多數都是以最熱忱的態度予以接待。這次這位辦事員對這樣的情況，也是毫無例外。他根據詢問者的要求，仔細地尋找那個要找的孩子的登記簿，指出這個孩子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一次車禍中不幸死去。豺狼只花了幾個先令就得到了兩張分別有生死記錄的證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勞工部的一個辦事處索取了一張空白的護照申請單，又在玩具店裡花了十五先令買了一套玩具印字機，到郵局去買了一英鎊郵匯。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張護照申請單，其中年齡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確，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則用他自己的。他寫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頭髮、眼珠的顏色。他在職業一欄裡只填上了「商人」。他還填上了這個孩子的父母的全名，這是他在這孩子的出生登記上抄下來的。在證明人一欄裡他填上了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牧師詹姆士．埃爾德利。他那天早晨還和這位牧師說過話，在教堂大門外面一塊牌子上，這位牧師還助人為樂地寫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學博士頭銜。豺狼用一個鋼筆尖沾了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劃偽造了這位牧師的簽字。

　　他用印字機偽造了一個印章，印文為「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教堂」，端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姓名的旁邊。他把出生登記證明、申請表和匯票寄到了小法蘭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毀掉。四天以後，當他正在看當天早晨的《費加羅報》時，嶄新的護照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午飯後他去拿了回來。當天傍晚，他鎖上了套房，開車到倫敦機場，用現款購買了去哥本哈根的機票，登上了飛機。在他的箱子的底層，有一個比一般雜誌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了極為徹底的搜查，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在這夾層裡，他放了二千英鎊，這是他那天早些時候在霍爾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保險庫裡，他租的私人文件箱裡取出來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來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樁買賣似的。他在離開卡斯特魯普機場以前，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飛往布魯塞爾的比利時航空公司班機的機票。在丹麥首都，買東西已經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飯店住下，在七國飯店吃了一頓十分豪華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和兩個丹麥金髮女郎略為調情一番，到半夜一點才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裡，買了一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

　　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裡面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裡面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

　　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裡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三點十五分的飛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四

　　誰也不知道像保爾．古桑這樣一個才藝出眾的人，為什麼在他中年的時候會誤入歧途。這對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數顧客以及比利時警察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他在列日的國家軍械廠工作已有三十年歷史，已經成為廠裡有精湛技術的、可以信賴的技術人員。對於軍械製造來說，精確性是絕對必要的。古桑在這三十年裡，在製造武器方面，是廠裡第一流的專家。

　　這是一家遠近馳名的工廠，專門生產最精確的武器，從婦女用的小巧的自動手槍到最重的機關槍。此外，古桑的誠實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簡歷記錄，也是很光榮的。雖然在被德軍占領時期，他留在廠裡為納粹繼續工作。但是事後證明，他毫無疑問是在暗暗地為抗戰而工作。

　　他暗地裡參加幫助被迫降的盟軍空軍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護的工作。他在工廠裡，領導一個破壞小組，使得由列日製造的武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準，或者打到五十發子彈後，槍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國士兵們炸死。這個人十分謙遜，從不自誇，這一切都是他的辯護律師們從他嘴裡一點一點地探聽出來，然後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為他辯護時說出來的。這對於他的減刑大有好處。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認，他從未暴露過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活動，因為戰後的榮譽和獎章等會使他感到尷尬。這給陪審團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在他剛過五十歲的時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國顧客做的油水很大的軍火買賣裡，發現有人貪汙了一大筆款項。懷疑落到保爾．古桑頭上，這時他已是一個部門的領導。

　　他的上級斷然對警方說，他們對可以信賴的古桑先生的懷疑是荒謬可笑的。

　　他的總經理甚至在法庭上為他辯護。但是首席法官認為，由於他以這種方式辜負了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更應從嚴處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過上訴改成五年徒刑。他由於表現好，三年半就獲釋了。

　　出獄以後，所有過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復返了。他的妻子和他離了婚並把孩子也帶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當地也是為數不多的有花園的住宅也沒有了。同樣地，他在國家軍械局的職位也被停職了。他獨自住到布魯塞爾的一幢很小的公寓裡，私自經營武器。大部分武器供應給西歐各大城市的黑社會，這使他的生意興隆起來。

　　於是他搬到遠離市區的一所住宅裡去。

　　到了五十五歲以後，他在布魯塞爾是個著名的製造武器的專家。在比利時這個國家裡，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在國內任何一家體育用品商店或專營槍支的商店買到左輪手槍、自動步槍或來福槍，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證，並在每次購買槍支或子彈時，在記錄本上寫上購買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從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證，因為槍支製造商每賣出一支武器和子彈，都要在登記本上記下購買者的姓名和身份證。古桑總是用別人的身份證，有時是偷的，有時是偽造的。

　　他和城裡的一個扒手關係密切，這個扒手除了作為國家的客人閒住在監獄的時期以外，能輕而易舉地從任何人的口袋裡偷任何錢包。古桑用現金把所有這些錢包全都從扒手那裡買過來。他還雇用了一個偽造證件的能手，這人在四十年代後期，由於在偽造一大批法國法郎時一時疏忽，在「ＢｍｐｄｅＦｒａｕｄ」（法國銀行）裡漏了一個「ｎ」而倒過霉（他那時還年輕）。以後，此人終於從事偽造護照行業，而且頗為成功。最後一條是當古桑需要為一位顧客購買武器時，他從不親自拿著偽造得很出色的身份證去找製槍商，而總是讓一個剛出獄沒活幹的小偷，或者一位一時無戲可演的演員去出面。

　　在和古桑打交道的人中間，只有那個扒手和偽造證件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此外，就是少數幾個顧客，都是較為有名的比利時黑社會的頭面人物。他們不去干預他的買賣，而且還要想方設法保護他。當某些人被捕時，他們拒絕招供槍支的來源，原因很簡單，因為古桑對他們是十分有用的。

　　他的這些活動比利時警方已經發覺，但是經過對他的住宅的搜查，他們仍找不到足夠的證據逮捕他或者在法律上起訴判他的罪。他們完全知道並深深地懷疑他家裡用汽車間改造的小工場在幹什麼，但是經過反覆搜查，還是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只找到一些為製作精巧的紀念章和布魯塞爾紀念品用的工具和機床。在他們最近的一次搜查時，他非常嚴肅地把他精製的一座比利時名人的小型雕刻像送給警長，以表示他對法律和秩序的尊敬。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古桑悠閒地等著一個英國人來找他。他是古桑的一位最好的主顧通過電話推薦的。這位老主顧於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曾在加丹加當雇傭兵，後來在比利時首都搞了一項專門為各妓院提供保護的生意。

　　客人在中午時分根據約定好的時間來到了，古桑先生把他領到走廊盡頭的小辦公室裡。

　　「請取下你的眼鏡，行嗎？」等客人坐下來以後，他說道。高個子的英國人遲疑了一下，古桑補充道：「你知道，我認為，在我們做買賣期間，我們最好互相信任。願意喝一杯嗎？」

　　當這位槍匠斟出兩杯啤酒的時候，這位持亞歷山大．杜根護照的人取下了黑眼鏡，探詢地凝視著他。

　　古桑先生在他的寫字桌後面坐下，呷了一口啤酒，平靜地問道：「先生，我能為你幹些什麼呢？」

　　「我想路易斯已經打電話告訴你我要來吧？」

　　「當然，」古桑先生點點頭，「否則你不會坐在這裡。」

　　「他告訴你我是來幹什麼的嗎？」

　　「沒有。他只說他在加丹加認識你，他說他對你的一切可以提供擔保。他說你需要一件武器，你準備付現金──英鎊。」

　　英國人慢慢地點點頭。「好，由於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幹什麼的，就沒有理由不讓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直截了當地說，我需要的武器是一支特殊的槍，要裝備某些不尋常的附件。我是專門替人掃除某些有財有勢的敵人的，當然，這些人本來也是有財有勢的。他們都有專門的保衛人員，因此這些多半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需要精心的策劃，更需要一件合用的武器。我最近接受了這樣一項工作，因此我需要一支特製的槍。」

　　古桑繼續喝他的啤酒，靜靜地聽著並向客人點點頭，表示領會他的意思。他說：「很好，我是這一行的一個專家，我現在感覺遇到對手了。你心裡想得到的是怎樣一支槍？」

　　「重要的不在於哪一類型的步槍。問題在於這項工作帶有一些限制，我要找到一支能在這些受限制的條件下達到滿意效果的步槍。」

　　古桑先生的眼裡閃出喜悅的光芒。

　　「一支空前絕後的槍，」他以愉快的聲調說道，「一支專門為某一個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幹某種特殊的活用的槍，不能再幹第二次。你找對人了，我親愛的先生，我感覺我自己遇上了一位向我挑戰的人。我很高興你來找我。」

　　英國人對這個比利時人的職業熱情報以微笑。「我也很高興，先生。」

　　「現在告訴我，這些限制是什麼呢？」

　　「主要的限制在於槍的尺寸，不是長度而是主要部件的實際體。槍筒和槍栓不能大於這個──」他舉起右手，用中指和拇指形成一個「Ｏ」形，其直徑不到二英吋半。

　　「看來似乎不可能是一支連發步槍，否則它的槍膛就必須超過這個尺寸，並且因而也不能裝有體積較大的彈簧機械部分。」英國人說，「我看必須是一支打一發上一次膛的步槍。」

　　古桑先生面對天花板點著頭，在腦子裡記下客人所提出的細節，並在內心裡形成了一支主要部件都極為細長的步槍。

　　「往下說，往下說。」他咕噥著。

　　「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像毛瑟九九二式步槍或利．恩菲爾德三零三式步槍那樣把槍栓裝在側面，而應該裝在後面，由大拇指和食指把子彈裝進槍膛裡，也不能有扳機保護器。扳機本身也只能在發射前才裝好的。」

　　「為什麼？」古桑問。

　　「因為整套槍支為了便於攜帶和隱藏，必須裝在一根管子裡。而且這根管子還必須不引人注意。為此，它的直徑不能比剛才說的大，理由我等一會兒還要解釋。採用可以拆裝的扳機，有沒有可能呢？」

　　「可以的，你提出的幾乎全都可能。當然，我能夠設計出一支單發的槍。它的後部是可以打開的，像鳥槍一樣便於裝子彈。但是必須有一個鉸鏈，那是不可缺少的。這支槍需要從頭開始設計和製造。還需要有一塊鍛製的鋼材來製造全部槍膛和彈室。在我這個小作坊裡要完成這項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還是能夠辦到的。」

　　「需要多少時間？」英國人問。

　　古桑聳聳肩並把他的雙手攤開。「恐怕需要幾個月。」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那麼就必須從槍械商店裡買一支現成長槍，自己加工。請接著說吧。」

　　「對。槍的分量必須輕。口徑不一定要大，在於子彈本身起作用。槍管必須短，不能超過十二英吋……」

　　「你射擊的距離有多大？」

　　「這還沒有一定，但是可能不超過一百三十米。」

　　「你是射頭還是射胸？」

　　「恐怕得射頭。我可能射到胸部，但是頭部更保險。」

　　「如果你射得準的話，那倒是更保險。」比利時人說，「但是胸部更容易打中。至少，當你用的是一支短管輕槍，距離是一百三十米，又可能有障礙物的話，我估計，」他補充道，「從你那沒有把握是射頭還是射胸的情況看來，可能會有人在中間走動吧？」

　　「是的，很可能。」

　　「你是否有機會開第二槍？必須記住，你還得用幾秒鐘時間退出彈殼並裝上一顆新子彈，裝好後還得再瞄準目標。」

　　「這幾乎不可能。如果裝上消音器，那麼即使第一槍沒有命中，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時我就可以打第二槍。如果第一槍就命中頭部，那麼我也需要用無聲槍來幫助我逃走。在人們能夠搞清楚子彈射來的方向，也要花幾分鐘的時間。」

　　古桑繼續點著頭。這時他的目光注視著書桌上的吸墨水紙板。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最好用爆炸子彈。我將為你準備一些，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英國人點點頭。「甘油的或水銀的。」

　　「我想用水銀的吧，這樣乾淨俐落得多。關於槍還有什麼要求嗎？」

　　「還有，為了使槍細長，槍管以下的一切木制把手都得去掉。整個槍托都得去掉。為了便於射擊，這支槍必須有一個像斯坦式卡賓槍那樣的架式槍托，三角槍托的三部分，上、下和肩托，都必須能拆開成三根棍。最後一點，必須有絕對有效的消音器和一個望遠瞄準器，這兩件東西也必須能拆卸下來以便收藏和攜帶。」

　　古桑想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把啤酒都呷完了。英國人不耐煩了。

　　「喂，你能不能做呀？」

　　古桑先生似乎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微笑地道歉說：「請原諒。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的訂貨。但是，我可以做。我還從來沒有做不到按樣交貨呢。說真的，你所描寫的是一次遠獵，在這次出獵行動中，武器又必須毫不引起任何人懷疑地帶過某些檢查崗哨。一次出獵活動就需要一支獵槍，那麼你將得到這麼一支槍。不能是二十二口徑的小槍，這種槍只能打兔子；但又不能太大，像雷明頓三百步槍那樣大，太大了就不合你剛才提出的尺寸要求了。

　　「在我的頭腦裡，有這樣一支槍，它在布魯塞爾的某些體育用品商店可以買到的。這支槍價格較高，但卻是非常精確的槍。非常準確，十分漂亮，既輕又長，本來是用來打羚羊和小鹿的。但是裝上爆炸子彈後，它可以用來對付很凶猛的野獸。請告訴我，你射擊時，目標是動得快的還是動得慢的？」

　　「不動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槍架子分成三節，並用螺絲旋緊。要做扳機，那純粹是機械加工的事。槍身上裝有消音器，槍可以縮短到八英吋長，都由我自己來加工。不夠八英吋長的槍身，就失去準確性了。你是不是一個神槍手？」

　　英國人點點頭。

　　「那麼在一百三十米以外，用帶有遠瞄鏡的槍支瞄準一個不動的目標，是沒有問題的了。消音器我自己能做。那些部件並不複雜，但是製造部件的原材料不易找到。特別是這樣長度的槍，一般是不用於打獵的。先生，對於你剛才提到的用來裝槍支的管子，有什麼想法？」

　　英國人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他的身材大大地高過古桑。他把手塞進他的外衣口袋。就在這一瞬間，古桑的眼睛裡閃耀出恐懼的表情。他第一次注意到這個英國人的面部和眼睛毫無表情。他的一雙眼睛，有一層灰色的薄霧，把他的眼神遮住了。這時，英國人從口袋裡拿出來的是一支銀色的活動鉛筆。他把古桑的便條本倒轉過來，飛快地畫了幾秒鐘。

　　他一邊把便條本倒回去給古桑看一邊問道：「看得出來嗎？」

　　「當然。」古桑對這幅畫得非常準確的草圖看了一眼，回答道。

　　「對。現在這樣，整個容器是由一套旋在一起的鋁管組成。這根，」他用鉛筆尖指著畫上一個地方說，「裝槍托的一個支柱。這裡放另一根支柱。裝兩根支柱的兩根鋁管組成這一部分，整個這部分組成槍的肩托。因此，只有這一部分是不需作任何改變就可派兩種用場的。」

　　「在這兒，」他指著畫上的另一點，這時古桑驚訝地睜大了眼睛，「這最粗的地方是直徑最大的管子，裝槍柱和套在裡面的槍筒。這根一頭慢慢地細下來，接上槍管。顯然，用了望遠瞄準器就不需要準星了，因此，當你把這套東西旋開時，裡面的整個東西就滑出來。最後兩部分，這裡和這裡，放望遠瞄準器和消音器。最後是子彈，應該塞在底部的這裡。把管子整個裝配在一起的時候，必須看上去像這麼回事。這七個部分──子彈、消音器、望遠瞄準器、長槍和組成三角形槍托的三根支柱，可以全部卸開，經過重新裝配則又成為一支完全能射擊的槍。行嗎？」

　　矮小的古桑凝視著這張圖有數秒鐘之久，然後站起身來，伸出手去。

　　「先生！」他敬佩地說，「這是天才的設計，又這麼簡單。可以做。」

　　英國人既不感激，也沒有不高興。

　　「好！」他說，「現在談時間問題。我大約在十四天內要用這支槍，行嗎？」

　　「行。」我能在三天內把槍弄來。再用一星期時間進行加工。買望遠瞄準器沒問題。你把選擇瞄準器的事讓我來幹吧，我知道你設想的一百三十米的射程需要什麼樣的瞄準器。你最好根據你自己的要求對槍進行調整。至於做消音器、改裝子彈和做鋁製外管……都可以在要求的時間內完成，不過得日夜趕工。但是你最好在規定時間的前一兩天來，以防萬一臨時有什麼問題需要商量。你能不能十二天以內來？」

　　「可以的，從現在開始，第七天到第十四天，哪一天都可以，但是第十四天是最後的日期。到八月四日我必須返回倫敦。」

　　「那就請你八月一日到這裡來，做最後一次商酌，那麼在八月四日早晨你就可以拿到一支完整的槍，包括你所提出來的所有的附件的要求。」

　　「最後的問題是，你估計需要多少錢？」英國人問道，「你考慮過沒有？」

　　古桑想了一會兒，說：「你這樣的買賣，有那麼多的加工工作，幸而我這裡有便利的工作條件，再加上我自己的特殊技能。我必須向你要一千英鎊。我承認這比一般手槍的價格高，但這並不是一支普通的槍，而是一件藝術珍品。我相信在歐洲能夠既公道而準確地完成這樣工作的，恐怕我是唯一的了。我像你一樣，是各自領域裡的傑出人物，一分價錢一分貨嘛。此外，我還要用高價買一支槍，還有子彈和望遠瞄準鏡，以及其他原材料，我說，額外再加上二百英鎊吧。」

　　「我同意出這個價格。」英國人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從他上衣的內口袋裡抽出幾疊五英鎊的鈔票，每疊二十張，他拿出五疊來交給古桑，平靜地說：「為表示我的誠意，我先付給你現款五百英鎊，作為預付款。到第十一天我來時再給你九百英鎊，你同意嗎？」

　　「先生既是一位紳士又是一位專家，我感到十分榮幸。」古桑一面說話，一面機靈地把錢裝進衣袋裡。

　　「還有一點補充，」他的客人繼續說下去，好像根本沒有被打斷似的，「你以後再與路易斯見面時，不要向他打聽我是誰，或者打聽我的真正的身份。你也不要去打聽我是在為誰工作，或者我要對付誰。要是你想試試看的話，那我是會知道的。要是有這樣的情況，你就不用想活下去了。當我在第十一天後再到這裡來時，如果你想與警察接觸，設下圈套，那你也沒命了。懂嗎？」

　　古桑心裡隱隱地產生了一點不安。他站起來抬頭看著這個英國人，不由地感到一陣恐懼。他見過比利時地下黑社會的許多硬漢子，他們有的來要某種特殊的武器，有的只是來要做工粗糙的扁頭的科爾特手槍。他們都是鐵石心腸。但是這位來自英吉利海峽彼岸的打算去殺一個戒備森嚴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卻有某種難以捉摸的堅不可摧的東西。他不是一個黑社會的頭目，而是一個大人物，也許是個政治家。

　　古桑想表示抗議或者規勸一番，最後決定還是提醒他一下為好。

　　「先生，」他平靜地說，「我不想知道任何有關你的事。你將要拿到的槍也沒有號碼。你知道，對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你的所作所為會不會追蹤到我身上，而不是去更多地打聽關於你的事。再見吧，先生。」

　　豺狼回到明亮的陽光下，走了兩條街，才找到一輛兜客的出租汽車。他坐了這輛車回到市中心的友誼旅館。

　　他猜想古桑既會私自造槍，一定會認識一些造假證件的人。但是豺狼寧願去尋找他自己知道的人。又是路易斯，他在加丹加時的老朋友幫了他的忙。布魯塞爾成為偽造證件工業的中心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了，所以要找個合適的人並不困難。

　　許多外國人喜歡在這裡辦這類事，也用不著什麼正式的手續。

　　在六十年代早期，布魯塞爾開始成為雇傭兵的基地，這是在法屬剛果事件發生以前，隨後南非、英國等國家壟斷了剛果的商業。隨著加丹加的丟失，有三百名以上由衝伯政權雇用的「軍事顧問」都失業了。這些人都在妓院區的酒吧間裡閒蕩，他們中間很多人有幾套身份證。

　　豺狼在納佛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間找到了他要找的人，那也是路易斯替他安排的。

　　在他自我介紹以後，兩人就在酒吧裡找了一個比較僻靜的座位。豺狼拿出用他自己真名的駕駛執照，這張執照是倫敦市政局兩年前頒發的，有效期還有幾個月。

　　他對比利時人說：「這張執照的主人如今已經死了。由於我被禁止在英國開車，所以我要利用這張執照造一張用我自己名字的新的駕駛證。」

　　他把那張有杜根名字的護照放在造假證件的人面前。那人先打量了一下護照，發現它是嶄新的，實際上是三天前才發下來的，然後狡黠地看了看英國人。

　　「可以。」他喃喃說道，然後翻開那份小巧的紅色駕駛執照。幾分鐘以後，他抬起頭來。

　　「這不困難，先生。英國當局都是君子，他們似乎沒想到官方文件是可以偽造的，因此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這張東西，」他輕輕地用手拍彈著執照第一頁上粘著的那張小紙，紙上注有執照號碼和執照持有者的全名，「用一架玩具印字機就能印，水印也容易搞。一切都毫無問題。你要求的就是這一點嗎？

　　「哦，說老實話，像這樣簡單的工作，你竟然要來找我，我覺得很奇怪。這樣的東西在你們倫敦，一定有不少人只要幾個小時就能出色地完成的。那麼你說的其他兩個證件是什麼？」

　　豺狼詳細地描述了他所要的其他證件，比利時人眯著眼在動腦筋。他拿出香煙，遞了一支給英國人。英國人沒接他的，卻點燃了一支自己的香煙。

　　「這兩件辦起來不那麼容易。這張法國人的身份證還好辦些，比較容易找到。你明白，我們經常是先要找到一張真的證件進行加工，這樣才能做出最好的假證件。至於另一張，我想不起曾經看見過，這是一件十分不尋常的要求。」

　　他停了下來，等豺狼叫酒吧間的服務員走過來，把酒杯倒滿，又等服務員走後，他才繼續說：「還有照片，那也很不容易。你說，年齡、頭髮的顏色和長短都必須有所不同，但很多人卻願意把自己的照片貼在假的證件上，至於個人的描述則是假的。現在要搞一張新的照片，實際上又不像你現在的樣子，這是一樁很複雜的事情。」

　　比利時人把啤酒喝掉半杯，眼睛仍然盯著坐在對面的英國人。「這麼幹就必須先找到一個年齡和證件持有者相仿的人，而他又必須和你長得相當像，至少是頭部和臉部很相像，然後把他的頭髮理成你所要求的長短，最後把這個人的照片粘在證件上。以後就看你如何根據這個人的外形來裝扮你自己了，而不是倒過來。你同意我的意見嗎？」

　　「我同意。」豺狼回答說。

　　「這得花時間。你能在布魯塞爾待多久？」

　　「待不了多久。」豺狼說，「我必須很快離開，但是我可能在八月一日回來，再待上三天。我必須在四號回倫敦。」

　　比利時人沉思了一會兒，凝視著面前護照上的照片。最後，他把護照合上，還給了英國人，只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記下了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這個姓名。他把這張紙和駕駛執照都裝在口袋裡。

　　「行啊，可以辦。可是我得把你現在的模樣照兩張照片，一張正面，一張側面。這得花時間和錢，還得有其他花消……可能得上法國去一趟，還得帶上個擅長扒竊的同行，去弄一張你剛才提到的第二種證件。當然，我要先在布魯塞爾打聽一下有沒有，但是可能要費很大勁……」

　　「多少錢？」豺狼打斷了他的話。

　　「二萬比利時法郎。」

　　豺狼想了一會兒說：「大概合一百五十英鎊。好罷。我先付你一百，其餘的取貨時再付。」

　　比利時人站起身來。「那麼我們先拍照吧。我自己有照相室。」

　　他們叫了一輛出租汽車，來到一英哩多以外的一間狹小破爛的照相館。房子外面有一塊招牌，說明這是一個商業性機構，專門供顧客立等洗印護照用的照片。櫥窗裡陳列的當然是讓過路人一看便以為是照相館主人過去作品中的精華──兩張經過大量修版的傻笑著的姑娘照片；一張結婚照，新婚夫婦都很不討人喜歡，使人對婚姻這個概念產生不快之感；還有兩張小孩的照片。比利時人帶著客人下了臺階，來到大廳門口，打開了鎖，請客人進到屋裡。

　　整整花了兩個小時，比利時人表演了他對照相的技巧。這是拍攝在櫥窗裡展覽照片的攝影師所永遠趕不上的。在房間的角落裡有一隻大箱子，他用自己的鑰匙把它打開，裡面有幾支很值錢的照相機和閃光燈；此外還有一套面部化裝用具，包括染髮藥水、前額的短髮以及假頭髮；還有各種式樣的眼鏡和一盒演出用的化妝品。

　　在這項工作進行的過程中，比利時人突然想出了一個主意，說可以不必找替身來拍照了，換一種方法來試試。他給豺狼的臉部化裝用了約半個小時，然後又從他的箱子裡拿出來一套假頭髮。

　　「用這套假髮好嗎？」

　　這套假髮是鐵灰色的短髮。

　　「如果你在用這張身份證時把你自己的頭髮剪成這樣，並染成這種顏色，那就更合適了。」

　　豺狼拿過假髮端詳了一會兒。「可以試試，看它在相片裡會是個什麼模樣。」

　　他建議說。

　　結果良好。比利時人給這位顧客拍了六張照片，然後去暗房沖洗。半小時以後，他拿了一疊照片從暗房裡出來，兩人伏在桌上仔細觀察。照片上是一張衰老憔悴的臉龐，膚色灰暗，兩眼下面還有疲勞和痛苦所造成的黑圈。這個人沒有鬍子，但是從他一頭灰髮來看，使人感到他至少五十來歲，而且身體並不壯實。

　　「我想這是成功的。」比利時人終於說。

　　豺狼回答說：「問題在於，你在我臉上化妝了半小時才達到這種效果，而且還有假髮。我不能一個人把這些事全包了。何況現在我們是在燈光下，而當他們要我拿出證件來看時，我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問題並非如此。」比利時人反駁道，「你不完全像照片倒沒關係，只要照片有點像你就行。通常檢查人員在查驗證件時，一般是這樣一個過程：他先看人的臉，看真的臉，然後要證件，接著看證件上的照片。他的先入為主的印象是站在他面前的人。他看證件上的照片只是想找相似之處而不是找不相似的個別地方。

　　「其次，這是一張二十Ｘ二十五厘米的大照片，而身份證上的照片則是三ｘ四厘米。

　　「第三，要避免十分逼真。如果這張照片是幾年以前照的，那麼人的臉就不可能沒有一點兒變化。這次你照相時穿的是敞開的帶假領的條紋襯衫，那麼到用的時候你就應該避免穿現在這種襯衫而要穿另一件帶領的襯衫，再帶個領帶或領結；或者穿一件高領的羊毛衫。

　　「最後，我為你化裝的這些都是容易模仿的。主要一點當然是頭髮。在用這張照片以前，你必須剪成短髮，然後染成灰色。甚至比照片的顏色更深些，而不要再淺，要使人有年齡大些和蒼老些的感覺。讓鬍子長上兩天或三天，然後用一把不很鋒利的剃刀刮鬍子。最好刮破幾處，年紀大的人，常有這種情況。臉色也很重要，為了得到別人的同情，應該使臉色顯得灰色和疲勞，而不是蠟黃病態。你能搞到一點火藥嗎？」

　　豺狼以敬佩的心情傾聽著這個造假證件的人的開導，然而臉上卻不露聲色。他在今天已經是第二次接觸到一個精通本行業務的專家了。他暗自提醒自己，等這件事幹完以後，要好好謝謝路易斯。

　　「也許能弄到點兒吧。」他謹慎地回答。

　　「兩三小塊火藥，細嚼慢咽，就會使你在半小時內噁心想吐，不舒服但不會致命。它們還會使你皮膚發灰，滿臉流汗。我們以前在軍隊裡一直用這個辦法裝病，來逃避雜役和行軍。」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竅門。現在談別的，你能及時把證件弄好嗎？」

　　「從技術角度看來，毫無疑問這是能如期完成的。唯一存在的問題是能不能弄到一張你所要的第二種法國證件原件。因此我必須加緊幹。但是你如果能在八月初來，我想是可以弄妥帖的。你……哦，你剛才說準備預付一筆費用……」

　　豺狼的手伸進上衣裡面的口袋，拿出一疊二十張五英鎊的鈔票交給比利時人。

　　「我怎樣和你聯繫？」他問。

　　「我想可以用今晚同樣的方法。」

　　「這太冒險了。我有可能找不到聯繫人，也可能他出門去了。這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時人想了一會兒。「那麼從八月一日開始的頭三天內，我每天晚上六點到九點在我們今晚會面的酒吧間裡等你。」

　　英國人此時已經把假髮脫掉，正在用毛巾和洗淨溶劑把臉擦乾淨，並默默地帶上領帶和穿好上衣。當他穿好後，他轉身對比利時人說：「有幾件事我想預先講清楚。」他的聲音裡可以聽出來絲毫沒有友好的感覺，眼睛盯著比利時人，冷冰冰得像英倫海峽上的迷霧。「當你幹完這件工作以後，你就像你剛才答應的那樣在酒吧等我。你必須把新執照和你從現在手裡那張執照上撕下來的那一張紙都給我，還有我們剛才拍的全部底片和全部照片。你必須忘掉杜根這個名字和那張駕駛執照的原主。至於你偽造的那兩份法國證件上用什麼姓名，可以由你決定，但是一定要用簡單普通的法國姓名。把證件交給我以後，你也必須把那兩個姓名忘掉。你不准向任何人提到這件事。你如果違反了上述任何一條，你就活不成了，懂嗎？」

　　比利時人注視著英國人足足有好幾分鐘。在過去的三小時裡，他始終認為英國人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顧客，他只是想在英國開車，想在法國為自己的某些目的裝扮成一個中年男人，有可能是個走私販，從布雷頓等偏僻的小漁港，把毒品或鑽石偷運進英國。

　　「我明白，先生。」

　　幾秒鐘後，英國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走了五條街，才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回到友誼旅館。時間已經是午夜了。他在房間裡要了一瓶莫塞爾葡萄酒和一盤冷雞片，徹底洗淨在他身上的化妝品，飽餐一頓，然後睡下。

　　第二天清晨，他付清旅館費，搭乘布拉邦特國際快車去巴黎。那天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就是那天早晨，法國保安總局的行動分局局長羅蘭上校，坐在他的書桌前，看著擺在他面前的兩份文件。兩份都是別的部門的特工人員提出的日常例行報告。在藍色的薄薄的報告封面上，是一系列規定閱讀這份報告的部門頭頭的姓名。在他自己的姓名處，有一個小記號。這兩份報告都是當天早晨送到的。在平常情況下，羅蘭上校對每一份報告都只瀏覽一遍，看看裡面的內容，把主要的內容都儲存到他自己的記憶力特別強的腦子裡，而且還能根據不同的內容分別歸類。但是今天的兩份報告中每一份中都有值得注意的事，使他發生了興趣。

　　第一份報告是第三處（西歐處）的一份供各部門傳閱的備忘錄，裡面是第三處常駐羅馬辦事處一份緊急報告的提要。報告提要直截了當地說：羅丹、蒙克雷和卡松等人仍躲在他們的頂層套房裡，仍由八名保鏢保護著。他們自從六月十八日進入該套房後，始終未涉足樓外。他們已從巴黎三局增調人員到羅馬，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對該旅館進行監視。巴黎的指示不變：不採取任何行動，單純監視。旅館中的三個人已於三個星期前建立了和外界進行經常聯繫的一條渠道（「見六月三十日三處來自羅馬的報告」），現仍使用該渠道。交通員仍是維克托．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翻開了辦公桌右側的皮革檔案夾，檔案夾旁邊還放著一個充當煙灰缸的鋸斷頭的一百零五毫米彈殼，這時裡面的藍星牌煙頭已經裝滿了半缸。他的眼睛順著六月三十日三處來自羅馬的報告往下看，終於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

　　報告稱：每天有一個保鏢離開旅館，步行到羅馬郵電總局。他們在該局用一個叫普瓦蒂埃的名字租了一個信箱。「秘密軍隊組織」沒有用帶鑰匙的信箱，顯然是怕被盜。所有給「秘密軍隊組織」頭目的信件都寄給普瓦蒂埃，由郵局待領櫃臺的職員保管。三局的一名特工人員曾試圖賄賂原來的那位職員，讓他把郵件交出來。

　　但這次嘗試失敗了，那位職員將此事報告了上級，換了一名高級職員。給普瓦蒂埃的郵件如今可能由義大利保安警察檢查，但是三局並未接到指示和義大利人聯繫要求合作。賄賂職員的嘗試是失敗了，但是他們認為應該採取主動。每天，郵局把頭天晚上到達的郵件交給這位保鏢。經查這人名叫維克托．科瓦爾斯基，是外籍軍團的一名前軍士，是羅丹在印度支那時的那個連隊的戰士。科瓦爾斯基看來似乎有適當的假證件，向郵局證明他是普瓦蒂埃，或者有郵局可以接受的權威性信件。如果科瓦爾斯基有信要寄，他總是在郵局大廳郵箱邊上等著，到收集信件前五分鐘才將信扔進信箱，然後再等著看郵局把整箱信件收集起來，拿到郵局大樓中心進行分類。要對「秘密軍隊組織」首腦人物的信件收集或發送過程採取行動，必須使用某種程度的暴力，這是巴黎已經拒絕批准的。科瓦爾斯基偶爾也從海外長途電話臺打長途電話，但是試圖打聽出電話號碼或者竊聽電話內容的努力也全歸失敗。

　　羅蘭上校把檔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來的第二份報告。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報告，敘述警察局在對某一酒吧進行例行搜查時對一個人進行了盤查，從而引起了一場角鬥，這個人把兩名警察打得半死。後來，在警察局，這個人的指紋證明他是外籍軍團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爾．柯瓦茨，出生於匈牙利，於一九五六年從布達佩斯逃出來。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報告底下加了一個註：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由於和一九六一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波納和君士坦丁地區對忠誠的知名人士的一系列凶殺案件有牽連，對他懸賞通緝已久。

　　那時他是另一個至今逍遙法外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的助手，該刺客為前外籍軍團下士維克托．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繼續仔細地研究這兩個人的關係。最後他按了他面前的電鈕，在對講機裡吩咐說：「把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檔案拿來。」

　　十分鐘後，他就收到從檔案處送來的檔案。他又花了一個小時閱讀這份檔案，有幾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視著那引人注目的一段。當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進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從樓下文件室找來的一個字跡專家，以及兩個身強力壯的、從他的私人衛隊中挑出來的武裝人員。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的人士的並非出於本願但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將起草、謄寫和發出一封信件。」

　　五

　　豺狼乘坐的國際快車在午飯前不久到達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車來到坐落在通向馬德蘭廣場的蘇萊納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適的旅館。雖然這家旅館不能與哥本哈根的英格蘭飯店和布魯塞爾的友誼旅館相提並論，然而，豺狼有種種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間居住在一個比較樸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時間較長。

　　此外，九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魯塞爾更有可能遇見曾在倫敦同他邂逅相識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實姓的人。上街時，他相信，他經常戴的那副環繞式墨鏡會掩飾他的身份，而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戴這種眼鏡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館的走廊或門廳裡，則有被人識破的危險。事情進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聲興高采烈的「真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的呼喚叫住，然後在那個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櫃臺職員能聽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實姓來。

　　他住在巴黎盡量做到不使人們對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館裡非常安分守己。

　　他在自己房裡吃早餐。從旅館對門一家食品商店裡買了一瓶他愛吃的橘子醬以代替送來的早餐盤上的黑色葡萄醬，然後請服務員每天早餐時把橘子醬一起送來而不要葡萄醬。

　　他對待旅館服務人員的態度，也故意裝得相當謙遜。他很少講話。而講話時總是很客氣地故意用英國腔調講生硬的法語。當旅館經理關心地問他是否感到稱心滿意時，他總回答說要他們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適，並且感謝他們。

　　一天，旅館經理對服務員說：「杜根先生非常和藹，真是一位紳士。」服務員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館，去觀光巴黎市容；過著真正的旅遊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買到了一張巴黎市的地圖。他用小本子把他感興趣的地名記錄下來，並在地圖上做了標記。接著他就實地去參觀了這些地方並非常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極其專心，就連某處建築的優美和另一些地方的歷史背景都銘記在心。

　　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凱旋門周圍閒逛或坐在愛麗舍咖啡館的陽臺上，瞭望星形廣場四周的紀念碑和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在那些日子裡，如果有人跟蹤他（其實沒有人跟蹤他），一定會對才華橫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築藝術，居然能夠吸引這麼一位真誠的鑒賞家而感到驚訝。自然，任何旁觀者也不會猜想到這位一邊攪著咖啡，一邊用幾個小時凝視著每一座建築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風度翩翩的英國遊客，此時此刻腦海裡正在計算著射擊角度；從建築物的樓上到凱旋門下面燃燒著的長明火之間的距離；以及一個人從建築物背面的太平梯逃下樓去，並且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雜亂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後，他離開了星形廣場，訪問了坐落在瓦萊里山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烈士紀念堂。他帶著一束鮮花在一位導遊的陪同下到達那裡。導遊本身就是一個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他一面帶著這位客人走遍了紀念堂，一面滔滔不絕地加以說明和評論。

　　但他沒有發覺這位客人的目光卻注視著紀念堂附近監獄的高圍牆，這座高圍牆隔開了從建築物屋頂到紀念堂庭院間的視線。過了兩個小時，他很客氣地說了聲「謝謝你」，給了導遊一些既大方卻又不過分的小費，離開了烈士紀念堂。

　　他還參觀了榮軍廣場，它的南面是榮軍大旅館以及標誌著法國軍隊榮譽的殿堂。

　　寬闊的廣場西邊則是法貝爾街。這使他更感興趣。上午，他獨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館裡，這裡正是法貝爾街與小小的三角形的聖地亞哥廣場連接的地方。與法貝爾街相垂直的是格倫耐街，從格倫耐街一百四十六號的六樓或七樓上，如果有一個射擊手，他就能夠完全控制住榮軍廣場前面的花園、它的進出口以及大部分廣場的內部，甚至還能控制兩條至三條街道。這是一個很有利的地形，但卻不是一個理想的行刺的地方，原因是從窗口到榮軍廣場進口處停汽車的地方之間的距離，將超過二百米；此外，從一百四十六號樓上的窗口向下射擊，聖地亞哥廣場上濃密的菩提樹葉將遮住他的射擊目標。因此他感到很失望，付清了酒錢，悄然離去。

　　他在聖母院教堂周圍地區消磨了一天。在這裡的城中島的養兔場之中有後樓梯、小胡同和市道，但是，從教堂入口處到臺階底下的汽車停放處只有幾米，而聖母院前廣場的屋頂相距又太遠，毗鄰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廣場的屋頂又太近，保安部隊可以輕而易舉地布滿監視哨。

　　最後他去的一處地方是雷納街南端的廣場。那天是在九月二十八日。這個廣場過去叫雷納廣場。但是後來為了紀念戴高樂在一九四○年掌握政權，改名為「六月十八日廣場」。豺狼的視線轉移到建築物牆上的亮晶晶的新名牌，凝視著它。他想起了上個月讀到的有關記載：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當時在倫敦的那位形單影隻，但是高傲矜持的流亡者通過廣播向法國人民宣告：他們雖然輸掉了一次戰役，但是並未輸掉整個戰爭。

　　廣場的南端是大而無當的蒙帕納斯車站。對於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巴黎人來說，這個廣場充滿了往事的回憶，而這也使豺狼停止了腳步。他慢慢地觀察了這片柏油馬路。從蒙帕納斯大道隆隆駛來的車輛和從奧德薩大街和雷納街駛來的車輛，川流不息地在這裡匯集為一個雜亂的大旋渦。他環視了雷納街兩旁俯瞰著廣場的高大而門面狹窄的建築物。他緩緩地繞到廣場的南面，透過欄杆向車站的前院裡凝視了一會兒。

　　這裡是嘈雜一片，汽車和出租汽車往來不絕地把每天從巴黎這個最大幹線車站之一出來的數萬名旅客運走。但到了冬天，它就會變成一個無聲無息的空殼，獨自回憶著曾經在它那鋼鐵的身影下，在煙霧繚繞的氣氛中發生的各種人類和歷史的事件。車站預定在一九六四年拆除，屆時沿鐵路線五百碼的地方將建成一座新車站。

　　豺狼轉過身看著雷納街上的車流。這時，他面向著「六月十八日廣場」。他確信在不久後的某一天，法國總統將來到這裡。他上週所觀察過的一些地方，只不過是有可能；但在這個地方，他覺得是肯定無疑的。不久以後，這裡將不會再有蒙帕納斯車站。現在有那麼多柱子的地方，將改建成為柵欄。曾經目睹過德國人失敗、法國人獲得勝利的車站廣場，不久後將出現另一個咖啡館。但是在這項拆遷工程開始以前，那位頭戴平頂軍帽、佩帶兩顆金星肩章的將軍還要到此地來一次。豺狼估計著從雷納街兩側街角處那幢樓房的最高層與廣場中心相距約為一百三十米。

　　豺狼以老練的眼光仔細地觀察了他眼前的地形。雷納街進入廣場處的兩幢拐角樓房顯然是合適的。雷納街的頭三幢樓房也可以，不過對前院的射擊角度就狹窄了。

　　再往裡去，射擊角度就更狹窄了。同樣，從東到西，橫貫廣場的蒙帕納斯大道臨街的頭三幢樓房也是可以的。再往裡去，射擊角度就同樣變得很狹窄，而且距離又太遠。除了車站以外，沒有任何建築物能控制前院而又離得不太遠。車站是不可能使用的。面向廣場的樓上的窗子必將布滿保安人員。豺狼決定首先觀察一下雷納街西邊拐角處的三幢樓房。他於是漫步走到坐落在東邊拐角處的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館。

　　他坐在離隆隆而過的車輛只有幾英呎的平臺上，要了一杯咖啡，凝視著街道對面的樓房。他整整坐了三個小時，後來，他到街對面遠處的漢希阿爾薩斯餐廳去吃午飯，同時觀察了街道東邊建築物的正面。下午他來回漫步，向那些他認為可能被選中使用的公寓單元的前門裡就近張望了一番。

　　他最後去看了蒙帕納斯大道臨街的一些樓房，不過，這裡的建築物是辦公用的，新一些，顯得更活躍而忙碌。

　　第二天，豺狼又來到建築物前面，然後穿過馬路，坐在人行道樹下的長凳上，一面假裝看報，一面研究對面建築物的屋頂。建築物的屋頂都有女兒牆，女兒牆後面是斜面上鋪瓦的屋頂，並看得見屋頂閣樓的窗子。這些閣樓原來是僕役們住的，現在則多半由較為窮困的靠養老金度日的老人們住著。到了那一天，閣樓上一定都會有人看守的；屋頂上的守衛者則很可能蹲在煙囪旁邊。他們的望遠鏡一定都是對準著對面建築物的窗口或屋頂上，他們自己都隱蔽著不被人發現。但是閣樓下面樓房的最高一層如果有人坐在房間的黑暗處，則同樣也不易被發現。在巴黎炎熱的夏季，很多家都打開窗子以便通風。就這樣，豺狼選定了他謀刺的地點。

　　靠近廣場的雷納街兩側各有三幢樓房可以考慮。但是如果從第三幢樓房的窗口發射，射擊角度確實太小。於是豺狼決定排除使用兩側的第三幢樓房，只剩下四幢樓房可供選擇了。由於他估計到謀刺那天的時間，很可能是在午後，到那時太陽已經西斜，但是陽光還是能夠從車站的屋頂那邊照到雷納街東邊那兩幢樓房的窗子裡面，於是他最後決定只從馬路西邊的兩幢樓房中進行選擇。這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他坐著等到下午四點鐘。他注意到日光仍然很強烈地照著東邊的整幢樓房，而西邊樓房頂層的窗口裡，則只照進一些斜射的光線。

　　次日，他再次來到樓房前，注意到有個看門的老太太。三天以來，他總是坐在一家咖啡館的平臺上或坐在一條便道的長凳上。眼下他選好了離他感興趣的兩幢樓房的大門只有幾英呎遠的一條長凳。在他後面幾英呎，隔著一條行人不斷匆忙往來的便道。看門的老太太坐在她的門口織著毛線。有一次，附近咖啡館的一個侍者走過來和她聊了一會兒天。侍者管看門人叫貝特太太。這裡景色宜人，氣候溫暖，陽光普照。在東南方和南方，高懸在車站屋頂和廣場上空的太陽照進黑暗的門洞有好幾英呎深。

　　看門的老太太是一位安詳自在的老祖母式的人物。她總是向不斷進出她那幢樓房的人們愉快地說一聲：「早上好！先生。」人們也總是愉快地回答：「早上好！貝特太太。」從這個情況看來，坐在二十英呎以外的長凳上的觀察者斷定，她一定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她性情溫良，而且憐憫這個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事物。下午兩點剛過不久，一隻貓出現了。貝特太太立刻奔進在底層盡頭她的那間黑暗的小屋裡去，幾分鐘以後，端著一盆牛奶來餵這隻她稱之為「小貓咪」的動物。

　　在四點前不久，她捲起她的毛線，塞進她那圍裙上的寬大的口袋裡，慢騰騰地穿著拖鞋朝麵包房走去。豺狼從他坐的長凳上悄悄地站起來，走進了那幢公寓。他沒去乘電梯，而是順著樓梯輕輕地跑上樓去。

　　樓梯是圍繞著電梯盤旋而上的。在樓房後部樓梯的每個轉彎處都有個小平臺。

　　每隔一層樓，平臺靠樓房後牆的地方有一扇門，通向一座鋼製的太平梯。在第六層（除了頂樓以外，這就是最高的一層了）轉彎處，他打開了後門，朝下望了一望。

　　太平梯通向一個天井，周圍是一些樓房的後門，這些樓房構成豺狼身後的那個廣場的一角。這個由樓房圍成的方形天井有一個出口，那是一條朝北的蓋有採光罩的狹巷。

　　豺狼輕輕地關上門，插好門閂，走完最後半段樓梯後便到達了第六層。在這一層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材料差一些的樓梯通向閣樓。在過道裡有兩扇門分別通向兩套面向天井的房間，另外兩扇門通向樓房正面的房間。他的識別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這兩套樓房正面的房間都有窗子，可以俯視雷納街，或是側視廣場以及遠處的車站的前院。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觀望已久的。

　　他看看這兩扇門上在電鈴按鈕旁的姓名牌，一塊寫著貝郎瑞小姐，另一塊則寫著夏裡埃先生和夫人。他靜聽了一會兒。但是兩間房裡都沒有聲音。他檢查了一下門鎖，兩扇門上用的都是彈簧暗鎖，非常結實。這種鎖是法國人最喜歡用的，他們用了這種鎖會有一種安全感。他知道要打開這些房門，必須用鑰匙。他相信在貝特太太的小房間裡一定有打開這些房門的鑰匙的。

　　幾分鐘以後，他輕輕地從原來上樓的樓梯向下走。他在這幢樓房裡總共待了不到五分鐘，但看門的老太太已經回來了。他從鑲嵌著毛玻璃的門外向內看了她一眼，然後轉身出去，經過拱形的大門走上了人行道。

　　他向左沿著雷納街，經過兩幢公寓樓房，然後到達郵局。過了郵局是一條很窄的小胡同。豺狼停下來，點燃了一支香煙。在打火機打開的一瞬間，他斜視了一下，發現這是進入郵局後門的小路。電話交換臺的夜間值班員可以進去，胡同的盡頭就是太陽照耀著的院落。他發現再遠處就是他剛離開的樓房的火警出口處。他已經找到了他逃脫的路徑了。

　　再往前轉了個彎，他到了伏吉拉爾街。這條路又與蒙帕納斯林蔭大道相連。他走到林蔭大道路口朝著左右觀望，想找一輛出租汽車。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駕駛摩托車的警察，很快地到了馬路交叉處並且突然剎住摩托車，下車後站在路口指揮交通。他吹警笛命令所有來自伏吉拉爾街的車輛以及從車站方向到林蔭大道來的一切車輛都停住，所有從杜羅克路來到林蔭大道的車輛都向右轉彎。當他把所有車輛指揮停車後，有一陣警車的尖叫聲從杜羅克路方向傳來。豺狼站的地方可以沿著蒙帕納斯林蔭大道看得很遠。他看到離他五百米處有一隊汽車從榮軍大道到達杜羅克路交叉路口，開始朝著他的方向迎面開來。

　　最前面的是兩輛由兩名身穿黑色皮上衣的警察駕駛的摩托車開路，白色的鋼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警笛聲不停地鳴叫著。在摩托車後面有兩輛ＤＳ十九型轎車。在豺狼面前的警察筆直地站著，左臂很僵硬地平指著交叉路口南面的緬因路，右臂彎向胸前，手掌向下，指示讓即將過來的那隊汽車優先通過。

　　當兩輛摩托車飛快地進入緬因路時，後面的兩輛轎車就到了他的面前。第一輛車在司機和雙目注視前方的保安人員背後，坐著一個高個子身穿深灰色上衣的人。

　　豺狼在車隊經過他面前時，很快地向車內看了一眼。他看見那個戴著帽子的頭部以及不容置疑的鼻子，暗暗地想：下次我再看見你的尊容時，將是通過一個望遠鏡來瞄準了。等車隊過後，他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回到了旅館。

　　在馬路的遠處，有一個少婦從杜羅克路地下鐵道車站出來，也站在路旁。她是另一個注視總統經過時，比一般人格外感興趣的人。剛才她正準備越過馬路，警察招手讓她退回去。幾秒鐘以後，車隊衝出了榮軍大道，駛過鋪著大鵝卵石的廣場，拐進蒙帕納斯大道去了。她也看到了第一輛雪鐵龍轎車後座上的那個與眾不同的身影，她的眼睛閃現出一股憤怒的仇恨火焰。甚至在車隊過去以後，她還在目送著它們，直到她發現一個警察正在上下打量著她為止。她急忙繼續穿過馬路。

　　傑奎琳．仲馬當時二十六歲，長得相當美。她知道怎樣在最大限度內炫耀自己的美貌，因為她在愛麗舍田園大街後面的一家高級美容院裡做美容師。九月三十日傍晚，她正趕回坐落在布列特依廣場旁的公寓，準備當天晚上去赴約會。她知道，在幾個小時之後，她就會赤裸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摟在懷裡，為此她要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幾年以前，她感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同男朋友約會。她的家庭很美滿，相互關係很親密。父親是一家銀行的一名體面的職員，母親是一位典型的法國中產階級的賢妻良母。她修完了她的美容課程，弟弟讓．克勞德則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維齊奈遠郊區，雖然不是在最好的住宅區內，但是房子總算是不錯的。

　　那份武裝部隊部長拍來的電報是在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時收到的。電報上說，部長極為遺憾地通知阿芒．仲馬先生和夫人，他們的兒子、第一殖民軍傘兵團列兵在阿爾及利亞捐軀。他的私人物品將儘快退還給居喪的家庭。

　　在一段時間裡，傑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義。無論是勒維齊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寧靜的安全感，還是美容院的姑娘們談論伊夫．蒙當（當時的法國男電影明星）的魅力或剛從美國傳來的一種最新式舞蹈狂熱──搖擺舞，都變得毫無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處只有一件事不斷衝擊著她：小讓．克勞德，她那親愛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樣柔弱和藹，那樣仇恨戰爭和暴力，只想一個人看看書，她無限寵愛的、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條倒霉的阿爾及利亞的乾河谷裡。仇恨在她的心中發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厭惡、骯髒、懦弱的「傻瓜」幹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這個時刻到來的。一個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裡來了，當時傑奎琳的雙親都出門串親戚去了。那是十二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園的小徑也結上了一層冰。別的人都面色蒼白，縮手縮腳，但是，弗朗索瓦卻曬成了棕褐色，身體十分健康。他詢問可否同傑奎琳小姐講幾句話。她說：「我就是。」並且問他有什麼事？他回答說，在他指揮的那個排裡，有一個名叫讓．克勞德的列兵戰死了。

　　他帶來了一封信。傑奎琳請他進來坐坐。

　　這封信是讓．克勞德陣亡之前幾個星期寫的。弗朗索瓦的士兵們正準備去清剿一個村莊，但他們沒有發現游擊隊，卻與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時，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衝突，一粒子彈射中了讓．克勞德的肺部。在他臨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衝突發生後去巡邏時發現了他，就把這封信交給這位傘兵隊長。弗朗索瓦後來一直把這封信裝在他貼身的衣袋裡。

　　傑奎琳讀完了信，哭了一會兒。那封信裡沒有說些什麼，只談些關於營房裡的瑣碎生活、襲擊訓練以及軍隊紀律等等，其他情況則是由弗朗索瓦告訴她的。當阿爾及利亞叛軍部隊包圍他們時，他們在叢林中走了四個小時，在無線電裡重複呼喚，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八點鐘，戰鬥轟炸機才來到。飛機引擎的叫囂聲和火箭炮的轟鳴聲才把叛軍打退。她的弟弟是自願參加一個最頑強的戰鬥隊伍中的一員。在戰鬥中證明他是一個堂堂的男子漢，而且死得也確實像一個男子漢。在臨死前，在一塊石頭後面，他躺在一個下士的膝蓋上，咳著吐出了鮮血。

　　弗朗索瓦對她非常溫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戰爭中，他鍛鍊得像當地的岩石一樣堅硬，他變得像職業軍人一樣。但對於他部下一個士兵的姐姐，卻非常和氣。她很喜歡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請到巴黎去參加宴會。此外，她也不願讓父母知道讓．克勞德是怎樣犧牲的，因此他們決定在一段時期裡，假裝對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關心，而且要裝得像沒事似的。在第一次約會的飯後，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情況，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戰爭的真實意義是什麼，政治家們究竟在玩弄些什麼？她對這一切的好奇心是無止境的。戴高樂將軍是在去年元月由總理而擔任總統的。他被一股愛國熱潮捲進了愛麗舍宮。人們認為他既可以結束戰爭，又可以保持阿爾及利亞依舊歸法國所有。她從弗朗索瓦口裡第一次聽到她父親崇拜的那個人是法國的一個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間，他們倆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後和他約會。一九六○年一月，她從訓練學校畢業後就到這所美容院裡工作。她從他那裡知道了法國武裝部隊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監禁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艾哈邁德．本．貝拉進行的秘密談判，以及即將把阿爾及利亞移交給「傻瓜」們等情況。

　　他在元月下旬回戰場去了。在八月裡，他設法在馬賽休假一星期，她抓緊時間同他單獨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時間。她一直等待著他，她在思想裡把他塑造成一個兼有法國青年男子的美德、純潔和大丈夫氣概的典型。一九六○年的整個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著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頭桌上，睡覺時，則放在睡衣裡貼著肚子的地方。

　　他最後一次休假是在一九六一年春天，他又來到了巴黎。他們倆沿街漫步時，他穿著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認為他是全市最健壯、肩膀最寬、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塊兒工作的一個姑娘看到了他們倆。第二天，美容院裡便傳遍了關於傑奎琳與漂亮的「傘兵」的議論。她不在那裡，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動。要發生什麼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陣線的談判已經眾所周知。

　　他肯定，軍隊，真正的軍隊，忍耐不了多久了。對於他們倆來說，對於經過戰火鍛鍊的這位二十九歲的軍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歲的未來的母親來說，阿爾及利亞繼續歸屬法國，就是忠誠的標誌。

　　弗朗索瓦不知道她已經懷孕。他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回到阿爾及利亞。當年四月二十一日，又有部分法國軍隊背叛了政府。第一殖民地傘兵部隊幾乎全部參加了叛兵行列，只有少數新兵急急忙忙跑出營房，集合在軍官辦公室，也沒有人去管他們。叛軍和仍然忠於政府的部隊之間，在一個星期內接連地發生了接觸。五月初，弗朗索瓦在與政府軍隊的一次衝突中陣亡。

　　傑奎琳從四月開始就等著弗朗索瓦的信。在沒有能接到信的時候，她並沒有什麼懷疑。一直到了六月，她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她悄悄地在巴黎郊區租了一間便宜的房間，企圖用煤氣熏死自己，因為房間裡漏氣的地方太多，自殺沒有成功。但是她懷的胎兒卻夭折了。後來她父母帶著她出門去休養了一個時期。等她恢復了健康以後，他們回到巴黎。十二月她加入了「秘密軍隊組織」，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個活躍的地下工作者。

　　她參加「秘密軍隊組織」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弗朗索瓦和她的親兄弟讓．克勞德都犧牲了。她一定要為他們報仇。不管用什麼手段，不管是她或者任何人付出什麼代價，一定要報仇。除此以外，她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心願了。最初參加「秘密軍隊組織」時，只交給她一些送送信跑跑腿的任務，她感到很苦惱。後來偶爾在她的手提包裡讓她帶一個塑膠炸彈，但她深信她還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一次咖啡館或電影院發生爆炸事件以後，接著當局就突然要搜查行人。此時給她的任務是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要她眨眨眼睛噘噘嘴來傳遞消息。她也不耐煩幹這些小事。

　　在小克拉瑪事件發生以後，一個在逃的刺客在她的布列特依廣場寓所裡住了三天。這對她來說實在是個重要的時刻，不過後來他轉移了。一個月以後，他被逮捕了。但是，他對曾在她的寓所住過一事隻字未提，也許他忘記了。不過，為了安全起見，基層組織的領導指示她在幾個月之內不要為「秘密軍隊組織」做任何工作，直到形勢緩和下來再說。

　　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開始傳遞信件。

　　她就這樣繼續工作下去，直到九月裡一個男子來找她。基層組織領導人陪同這個人一起來見她，並對這個人非常敬重。這個人無名無姓。問她是否願意為「秘密軍隊組織」幹一件特殊的工作。當然，這件工作也許是危險的，肯定是令人厭惡的。

　　傑奎琳表示沒有關係，願意幹。

　　三天以後，小組領導人指給她看了一個剛從公寓裡走出來的男子。當時他們坐在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裡。那位領導人還告訴了她，那個人是誰和他的職位，還告訴了她應該怎麼做。

　　九月中旬，她和那個男子又見面了，但在安排上似乎是偶然的。她當時在一家餐廳裡坐在那個男子的旁邊，向他羞答答地微笑，請他把他桌上的鹽瓶遞給她。那個人說了幾句話，她表現得含蓄而端莊。她的這種反應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嫻靜使他發生了興趣。看上去在無意中，兩人談起了話來。那個男子說話主動，她柔順地應答著。不到兩星期，他們之間便發生了曖昧關係。

　　她對男人頗為了解，使她能夠判斷幾種不同的基本類型以及他們的口味。她扮演得不是那種習慣於輕易把男人征服的經驗豐富的女人，而是裝得羞羞答答、體貼入微而又貞潔嫻淑，表面上拘謹冷淡，只是不時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肉體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的。誘惑起了作用。對於這個男人來說，最後的征服終於成了一件壓倒一切的緊急任務。

　　九月下旬，基層組織的領導人告訴她，應當很快開始同居。障礙是那個男人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同他住在一起。九月四日，他們到廬瓦爾流域的鄉村別墅去了，由於工作，丈夫必須留在巴黎。他的全家離開後不到幾分鐘，他就打電話到美容院，堅持要傑奎琳在翌日晚上到他家裡同他共進晚餐。

　　傑奎琳．仲馬一回到自己的寓所裡便看了看錶。她有三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儘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盡善盡美，但是兩個小時也就足夠了。

　　她洗完澡後就無精打采地想著就要來臨的這個夜晚，由於厭惡，她的腹部緊縮起來。她發誓，不管他要求用哪種方式尋歡，她都會完全滿足他的心願。

　　她從櫃櫥後面的一個格子裡拿出來一張弗朗索瓦的照片，鏡框裡他那冷淡的、似笑非笑的神態，同昔日他見到她在月臺上向他飛跑時的神態一模一樣。照片上他那柔軟的棕色頭髮，涼爽的淺黃色制服遮蓋著的結實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曾經多麼喜歡把臉靠在上面啊！鋼製的傘兵翼狀徽章使她燒灼的面頰感到多麼涼爽。如今徽章依然存在，用紙小心地包著呢。

　　她把照片貼在胸口上，低語道：「弗朗索瓦，幫助我吧，今晚一定幫助我吧！」

　　就在九月的最後一天，豺狼是忙碌的。

　　那天上午，他在跳蚤市場，從一個小攤走到另一個小攤，手裡提著一隻廉價的手提袋。他買了一頂油膩的黑色貝雷帽。一雙磨損得很厲害的鞋子和一條不太乾淨的褲子。最後，經過一番尋找，還買了一件一度曾是軍用的厚大衣。他本想買一件薄些的大衣，但是，軍用厚大衣很少是為了在仲夏穿的，而且在法國軍隊裡，這類大衣是用又粗又厚的毛呢料做的。他買的這件大衣即使穿在他的身上，也夠長的了，可以一直遠遠蓋過膝蓋，這是最重要的。

　　當他快要離開市場的時候，看到有一家鋪子擺滿了各種舊的勳章，他買了一些。

　　他還買了一本介紹各種法國軍隊勳章的小冊子和一些褪了色的緞帶，上面說明了哪一種勳章是為了紀念哪一次戰役，以及由於哪一類英勇的功績才能獲得這些勳章。

　　在皇后飯店吃過午飯後，他轉了個彎回到了旅館，付清賬單並整理行裝。那些新買來的東西，放在他那高級提包的最下面。又根據說明書，把買來的許多勳章列成一橫排，從普通軍事勳章開始，其次是解放勳章，還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自由法國英勇作戰，而在五個戰役中立功的獎章。其餘的勳章連同那本說明書，他就分別扔進林蔭大道路燈電線桿旁的垃圾箱裡。

　　旅館服務員告訴他，有一列北極星號特別快車，將於下午五點十五分從巴黎北站始發開往布魯塞爾，他正好趕上這班火車。他在車上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到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時，正好是九月份的最後一小時。

　　六

　　八月一日這天上午，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從郵局取信件回來，經過旅館前廳時，旅館的服務員招呼他說：「先生，請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樣大模大樣地轉過身來。他並不認識招呼他的那個義大利人，但也沒有感到有什麼異常。每天當他經過前廳要上樓梯時，總是大搖大擺地走自己的路，從來不去注意他們。這個義大利青年走到科瓦爾斯基面前時，手裡拿著一封信。他用義大利語說：「有一封信，先生，是給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說他是一個法國人。」

　　這一通哇哩哇啦的義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並且聽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儘管音發得很難聽。他從那個人手裡奪過了那封信，凝視著那字跡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館是用另一個名字登記的。由於很少讀書看報，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報紙搶著獨家發表了一條新聞，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藏匿在旅館的最高一層樓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應當有人知道他的行蹤。這封信引起了他的興趣。他不經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簡單的人一樣，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為一個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櫃臺上沒有人聽說過有叫這個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封信。他從那個站在那裡帶著一副討好的神色抬頭望著他的義大利人眼裡看出來，似乎他──科瓦爾斯基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決這個難題。

　　科瓦爾斯基低下頭，看了看，高傲地說：「好，我去問一問。」但是，那個義大利人的雙眉並沒有舒展開來。

　　「問一問，問一問。」科瓦爾斯基重複說著，並且朝天花板做了個手勢。

　　義大利人終於明白了。「啊，對，問一問。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爾斯基大踏步走開去，那個義大利人還做了個表示感激的手勢。他乘電梯到了八樓，一出電梯門就在樓道裡碰上了值班的保鏢，手裡拿著上了膛的自動手槍。

　　兩個人相互注視了一下，然後值班人員推上了保險，把槍放進口袋裡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爾斯基一個人，電梯裡沒有別人。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電梯越過九樓朝八樓開來時，值班人員都要這樣。

　　除了值班保鏢以外，在樓道盡頭的太平梯門口也有一個人守衛著，在樓梯口還有一個人。樓梯和太平梯都藏著炸彈，旅館負責人並不知道這件事。只有拉開樓道服務臺下面的電氣開關，才能關閉引爆裝置的電流，炸彈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鏢還有第四個人，他守衛在頭頭們住的房間的屋頂上。此外還有其他三個人，剛值過夜班，這時正在睡覺。如果發生任何情況，他們就會在幾秒鐘內醒過來，立即開始行動。第八層樓的電梯門是從外面焊住的，但如果八樓的電梯門燈亮了，就表示這是一種警告信號。這樣的事只發生過一次。一個服務員，拿了飲料要送上頂層去，他卻誤按了電梯的電鈕。自從這次事件發生後，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這時走廊上的值班員打電話給樓上，報告送信人要上樓了，然後他指示科瓦爾斯基可以上樓。科瓦爾斯基已經把給他自己的信塞進衣服的裡面口袋裡，給頭頭們的信件則還是放在帶鏈的鐵盒裡，夾在左胸前。鐵盒用的彈簧鎖只有羅丹一個人有鑰匙可以打開。科瓦爾斯基把鐵盒交給羅丹後，因為下午還要接替值班員值班，在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臥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臥室裡讀了他的信。一開始他就看發信人的名字，他很驚奇，這封信是柯瓦契寄給他的。這個人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面了。他和科瓦爾斯基一樣，不知道怎樣寫信，他連讀信也是感到困難的。但是對這封信，科瓦爾斯基借助字典，勉強能夠看懂，這封信並不太長。

　　柯瓦契開始說，他在寫信的那天，看到報上登著消息說羅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羅馬的那家旅館裡，那也是一個朋友讀給他聽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爾斯基可能同他們在一起，因此寫這封信，希望僥倖能到達他的手裡。

　　後面幾段主要說的是，近來法國形勢越來越嚴峻，警察到處搜查證件，然而，他們還是奉命到珠寶店去搞閃電式搶劫。柯瓦契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四次，的確不是鬧著玩的，特別是還要交出搶到的東西。過去在布達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戀的日子裡，他幹得好多了，儘管才幹了半個月。

　　最後一段說，柯瓦契在幾個星期前見到了米歇爾。米歇爾說他見到了若若，而若若說小西爾維得了一種白什麼病。總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會好起來，維克托不必擔憂。

　　但是，維克托不能不為此而擔憂。小西爾維生病，使他十分焦慮。在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出生後的三十六個激蕩的歲月裡，沒有幾件事真正打動過他的心。十二歲時，德國人侵占了波蘭，一年後他的雙親被裝進一輛黑色的篷車帶走了。他當時已經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後面的一家被德國人接管了的大旅館裡幹著什麼事。許多德國軍官經常到那裡去。他的父母難過極了，向軍事長官辦公室提出了抗議。他當時的年紀使他能夠參加游擊隊了。十五歲時，他第一次殺死了一個德國人。十九歲時，俄國人來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懼怕俄國人，並且向他講過俄國人對波蘭人幹的可怕勾當。因此，他離開了游擊隊，而其他游擊隊員後來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槍決了。

　　他像一隻被追獵的動物一樣向西、向著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後來又到了奧地利，進了一所難民收容營。這個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行若病夫、只會講波蘭語的年輕人，已經餓得虛弱不堪了，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無害的廢物。隨後，他吃著美國提供的食品，逐漸恢復了體力。

　　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個夜晚，他逃離了收容營，沿途設法搭車朝南走到了義大利，然後又到了法國。一路上同行的是一個他在收容營裡相遇的會講法語的波蘭人，他們經過義大利，結伴去法國。在馬賽，他鑽進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個店主殺了，接著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離開他另謀生路，臨別時告訴他現在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這就是去投奔外籍軍團。第二天早晨他就去報了名。等到警察們在被戰爭破壞還未恢復秩序的馬賽市內查訪時，他已經出海了。當時法國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國供應食品的進口基地，為了食物而殺人的事是很平常的。這件案子由於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銷案了。這時，科瓦爾斯基已是個外籍軍團的士兵了。

　　那時他十九歲，老兵們最初時都叫他「小好人」，後來他說他會殺人，因此人家就稱呼他科瓦爾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戰鬥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了。然後科瓦爾斯基又被送到阿爾及利亞。在此期間，他有六個月的時間在馬賽郊外一個訓練營裡受訓。他在馬賽船塢旁邊的酒吧間裡遇到了尤莉，她是一個倔強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頭兒在吵架，科瓦爾斯基一下子就把這個男人摔出了酒吧間，摔出去六米多遠，這一下使這個人昏迷過去十個小時。幾年之後這個人還留下難看的怪模樣，因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歡這個碩大無朋的軍團戰士。在幾個月的時間內，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護者」，在她下工以後陪伴她回到她那在舊港的東倒西歪的閣樓。兩人的淫欲是很強烈的，特別是尤莉，但是，他們之間談不上什麼愛情。當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就更談不上愛情了。她告訴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為他願意要個孩子。但她告訴他，她不想要這個孩子，有個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爾斯基揍了她一頓，並且告訴她說，如果她那樣幹，他就宰了她。

　　三個月以後他要回阿爾及利亞去了。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一個名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的波蘭籍退役外籍軍團士兵，別人都管他叫「波蘭人若若」。這個人因病退役離開了印度支那，同一個快樂的寡婦一起安了家。這個女人經營一個小吃車，沿著主要車站的各個月臺往來兜攬生意。他們倆在一九五三年結婚以後，就一起經營，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遞給顧客時，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後面收錢和找錢。晚來無事，他喜歡到駐紮在附近兵營中的軍團士兵常去的酒吧敘敘往事。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輕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時應徵入伍的，他們談得很投機，也開心。

　　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爾斯基。

　　關於孩子的事情，科瓦爾斯基徵求若若的意見。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這個孩子弄死。」科瓦爾斯基說。

　　「娼婦！」

　　「老婊子！」科瓦爾斯基同意地說。他們喝了不少酒，眼睛望著酒吧後面的大玻璃鏡子。

　　「這樣對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爾斯基說。

　　「太殘酷！」若若附和說。

　　「我過去從來沒有過孩子。」科瓦爾斯基想了想說。

　　「我也沒有，結婚以後也沒有。」若若說。

　　從半夜一直喝到黎明，他們倆喝得酩酊大醉。他們同意了他們的計畫，還舉杯祝賀他們所負的神聖職責。第二天早晨，若若想起了他許下的諾言，但是不敢想像如何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他的妻子。他等了三天，反覆地考慮這個問題，還是猶豫不決。直到那天晚上他和妻子睡在床上時，他突然開口說了出來。沒料到他的妻子聽了很高興，因此就這樣安排好了。

　　過了一段時間，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到了阿爾及利亞又和羅丹少校在一起。羅丹這時帶了一支隊伍打仗，卻打的是另一場新的戰爭。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馬賽，又是恫嚇又是哄騙，監督和保護著懷孕的尤莉。維克托離開馬賽時，她已經懷孕四個月，再想打胎也為時過晚了。若若還經常指著那個下巴被打壞的傢伙，威脅地勸她安下心來。其實，這個傢伙現在看見外籍軍團的士兵也小心謹慎了，即使碰上一條腿殘廢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幹起了他的老行當，賺錢，而且到處鑽營。

　　一九五五年尤莉生下了一個碧眼金髮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過繼申請。這個申請獲得了批准。尤莉重操舊業，若若夫婦獲得了一個女兒，起名叫西爾維。他們寫信告訴了維克托。在他的兵營裡的床上，他感到一種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在他的記憶裡，他所有的東西一旦為他人所知，無不被人奪去。

　　不過，三年以後，在阿爾及利亞的群山之中進行一次持久的戰役之前，隨軍的牧師提議他立個遺囑。這件事他連想都沒有想過。他從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給後人的，因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時，他把積累下來的餉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妓院裡花光了，其餘的東西都屬於軍團。

　　但是，牧師說，在當今的軍團裡，立個遺囑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在別人的大力協助下，他立了個遺囑，把他所有的財產和雜物留給過去的軍團士兵、現住在馬賽的一個名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的人的女兒。後來這份文件的副本連同他的檔案一起被歸入設在巴黎的武裝部隊的檔案庫。

　　法國保安總局在偵察一九六一年的波納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時發現一個叫科瓦爾斯基的人與此案有牽連。他的這份檔案同其他許多檔案一塊兒被找了出來，引起了在百合門的以羅蘭上校為首的行動分局的注意。他們走訪了格爾茨鮑斯基夫婦，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但科瓦爾斯基卻始終不知道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兩次機會見過他的女兒。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顆子彈，被送到馬賽去休養。還有一次是一九六○年，為了羅丹少校到馬賽的軍事法庭去作證，他是去執行保衛任務的。第一次會見時，小孩才兩周歲；第二次是四周歲半。第一次科瓦爾斯基送去了很多禮物給若若夫婦。還給小西爾維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爾斯基叔叔之間，相處得非常好。但是這件事，他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即使是在羅丹面前，他也沒有提過。

　　而現在她卻得了什麼「血病」！

　　這天上午，科瓦爾斯基坐立不安。因為羅丹正在等待著從法國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關於搶劫累積起來的總金額的更詳細情況的報告。他要科瓦爾斯基第二次再去郵局，去收取下午來到的信件。午飯後，科瓦爾斯基到樓上去取那個裝信件的鐵盒子，準備到郵局去。

　　「什麼叫『血什麼』病？」科瓦爾斯基突然脫口提出這個問題。

　　羅丹正在把鐵盒子的鏈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著他說：「我從未聽說過。」

　　「這是一種血的毛病。」科瓦爾斯基解釋說。

　　卡松在房間的另一邊正在看雜誌，聽到後笑了起來，說：「你的意思是說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這是什麼病？」

　　「這是癌症。」卡松回答說，「就是血癌。」

　　科瓦爾斯基望著他面前的羅丹，他不相信卡松說的話。

　　「上校，這個病能治好嗎？」

　　「不能，科瓦爾斯基，這是致命的。你問這幹什麼？」

　　「沒有什麼。」科瓦爾斯基咕噥著，「我剛才讀過關於這種病的一些東西。」

　　他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關於這件事，羅丹應該感到需要警惕，因為他的這位保衛人員除掉每天站著接受命令指示外，從來不知道讀任何更複雜的書。而今天卻會提出從什麼書上看到那個名詞，但他沒有注意，並且很快就把這件事忘掉了。因為他正等著今天下午來的信，他希望信裡告訴他，「秘密軍隊組織」在瑞士銀行的存款戶頭裡，現在已超過二十五萬美元了。

　　來信果然告訴他金額已經湊足並存入瑞士銀行。當羅丹坐下來寫信給銀行，通知他們把二十五萬美元如數轉給他所雇用的刺客時，他感到很滿意。他對於還缺少二十五萬美元並不擔心。戴高樂總統一旦死了，早些時候在「秘密軍隊組織」更為得意的時刻，為該組織提供過經費的那些極右翼實業家和銀行家，一定會立即拿出這筆錢來的。就在幾個星期以前，這些人在他要求繼續提供些經費時，借口說「愛國力量在近幾個月內未能取得進展和採取行動」，使他們過去的投資兌現的可能性大為減少，乾脆拒絕了他的要求，但是將來他們會爭先恐後地願意做那些不久後將成為復興了的法國的新統治者的軍人們的後盾的。

　　他寫完了給瑞士銀行的指示時，天色已晚。但是卡松看了羅丹寫的要求瑞士銀行把錢付給豺狼的信件以後，表示反對。他爭辯說，他們三個人答應過那個英國人的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是，在巴黎為他設立一個聯絡點，可以隨時向他提供有關法國總統的行動的最新和確切的情報，以及圍繞著總統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現的變化。這些情報很可能，甚至肯定對刺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卡松推理說，在現階段通知他錢已經轉到他的名下，將促使他過早地採取行動。什麼時候進行暗殺，當然由他來決定，但是晚幾天並無大礙。向刺客提供最新情報的問題，很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一旦失敗就再無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說，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經成功地安插了一個間諜，她已經能與戴高樂身邊的一個侍從有密切的接觸。再過幾天後，這個間諜就能經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關於戴高爾將到哪裡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麼時候將在公共場合露面等等。所有這些，事先是不公開的。卡松希望羅丹把錢在自己身邊多留幾天，直到卡松把巴黎的一個電話號碼告訴這個謀刺者，使他能得到情報，這對他執行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羅丹對卡松所講的理由反覆思考了很久，最後他認為卡松是正確的。他們兩人都無法知道豺狼的意圖。其實，向銀行發出指示，接著再向倫敦發出一封有一個巴黎電話號碼的信，都不會絲毫改變謀刺者所安排的具體日程表。在羅馬的這幾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們，他們不知道這個謀刺者早已選擇好他的行動日子，並且在像鐘錶那樣精確地執行著他的計畫。

　　在羅馬炎熱的夜晚，科瓦爾斯基坐在旅館的樓頂上，他那高大的身軀就在空氣調節器出口的旁邊，手裡握著自動手槍，在那裡為在馬賽生病的小女孩發愁，她的血裡不知道得的什麼病。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想出了一個主意。他記起在一九六○年最後一次見到若若時，這位前外籍軍團士兵告訴他，預備在自己的公寓裡裝個電話。

　　當科瓦爾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晨，豺狼在布魯塞爾已經離開了友誼旅館，乘出租汽車到了古桑住的地方附近。早餐時，他曾用杜根的名字打了個電話給古桑，約定十一點鐘會面。他到達那裡時，才十點三十分。他走到街道附近的一個小公園裡，坐在長凳上看報，觀察了半個小時。

　　四周是靜悄悄的。他到達古桑家門口，剛好十一點鐘。古桑讓他進去，帶他經過會客室進入他的小辦公室。等豺狼進去後，古桑把前門鎖好，並用保險鏈條鉤上。

　　豺狼到了裡面，轉身向古桑說：「有困難嗎？」

　　「困難麼，可以說有一點兒。」古桑似乎有點兒窘迫。

　　豺狼冷冰冰地注視著他，面部毫無表情，眼睛半閉著，略帶怒容。

　　「你對我說過，如果我在八月一日回來，八月四日我就可以把槍帶回家去的。」

　　他說。

　　「完全正確。我向你保證，問題不在槍上。」古桑說，「其實槍已經做好了。坦率地說，我認為是我所做的最傑出的成品之一，一支非常漂亮的槍。問題出在另一件東西上，那東西得從頭做起。讓我給你看看。」

　　在書桌上放著一個扁平的匣子，大約二英呎長，四英吋寬，三英吋高。古桑先生打開了匣子，在豺狼虎視眈眈下，把匣蓋向後平放在桌上。

　　看上去像支平的托盤，被分隔成精心製作的格子，每個格子的形狀同它所裝的部件的形狀完全相符。

　　「這不是原來的匣子。」古桑先生解釋說，「那支匣子太長了。這是我自己做的，非常合適。」

　　匣子十分緊湊。在這支平托盤的上半部放著槍管和槍栓，全長最多十八英吋。豺狼把它取出來，檢查了一下。它很輕，乍看上去像支半自動步槍的槍管。尾部密閉的槍管裡有一根細長的栓。槍管尾端有一支同槍管一般大小的旋鈕，栓的後半截就裝在這裡面。

　　豺狼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鈕，向逆時針方向猛轉了一下，栓鬆動了，順著螺紋轉了幾圈。他拉了一下，栓向後退了出來，露出了閃亮的彈槽，他把栓推回原位，順時針轉了一圈又平滑地固定在原來的位置上。

　　緊接著槍的尾部下面有一個精巧的鋼製圓盤。它有半英吋厚，但是圓周不到一英吋。在圓盤的頂部有個半月形的空洞，便於槍栓向後退時可以通過。在圓盤背面正中心有一個直徑半英吋的孔，孔邊有螺紋，似乎是為了擰螺絲用的。

　　「那是為槍托準備的。」古桑悄悄地說。

　　豺狼注意到，原來的木槍托拿掉以後，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只是在槍銑的底部安裝舊槍托的地方有一條略微凸起的邊。用來把木槍托固定在槍上的螺絲所使用的兩個孔被精巧地堵上並且烤上藍色。他把槍翻轉過來，查看了底部。在槍管的底部開了一個細長的口子。通過這個口子可以看到裝有擊發子彈用的撞針的槍栓。扳機從口子裡伸出來，被貼著鋼槍管的表面鋸平了。

　　在剩下的半截扳機上焊上了一塊很小的球狀金屬物，中間也有一個帶螺紋的孔。

　　古桑先生沒有出聲，遞給他一根小鋼條，有一英吋長，形狀彎曲，一端有螺紋。他把有螺紋的一端放在孔上用食指和拇指迅速轉了幾轉，擰緊後新扳機就伸出在槍管的底部了。

　　古桑從盒子裡又拿出一根細長的鋼棒遞給他，鋼棒的一端也是有絲口的。

　　「這是槍托裝配的第一部分。」他說。

　　豺狼把鋼棒的一端裝進槍銃子後面的孔眼裡，並擰得很緊，直到一點也不搖晃為止。鋼棒的側面伸在槍的後面向下傾斜三十度角靠近槍的這一部分，離絲口約二英吋的地方，槍桿漸漸平直。在中心處鑽了一個孔眼，沿鋼桿的角度成三十度角，這個孔眼直接正對在後面。古桑把第二根比較短一點的鋼棒交給豺狼。

　　「上面的撐桿。」他說。

　　當這根棒也擰好以後，兩根棒都向後伸展，上面的一根同槍管構成小得多的角度。這樣兩根棒分叉開去，就像一個狹窄的無底三角形的兩條邊。古桑拿來了托底。

　　它是弧狀的，大約五六英吋長，上面墊著厚厚的黑色皮革。在這個護肩，也就是槍托的兩端各有一個小孔。

　　「這裡沒有什麼可擰的，」古桑說，「把鋼棒的兩端按進這兩個孔裡就行了。」

　　豺狼把兩根鋼棒的尾端放進相應的孔裡，然後把槍托推緊。從側面看上去，這支槍正常得多了。它有扳機，並且有一個由上下撐桿和托底構成的完整的槍托。豺狼把托底靠在肩膀上，左手握住槍管的底部，右手食指勾住扳機，閉上左眼，右眼順著槍管望去。他向遠處的牆壁瞄準，扣了一下扳機。槍栓裡輕輕地喀嚓了一下。

　　他轉向古桑，這人兩隻手裡各拿著一根看來約十英吋長的黑色管子。

　　「消音器。」豺狼說。他接過了遞給他的管子，觀察了一下槍管的末端。這一頭已經被精細地刻出了螺紋。他把消音器的大頭套在槍管上，迅速地擰轉，直到擰不動為止。消音器從槍管末端像一根香腸似地伸了出去。他把手抬起來，古桑把望遠瞄準器輕輕地遞給他。

　　在槍管的頂部有一系列成對的槽。望遠瞄準器底部的彈簧夾子就是嵌在這些槽裡的，以便使望遠瞄準器同槍管絕對平行。在望遠瞄準器右邊和頂部有幾個小巧的螺絲。這是用來調節瞄準器裡的十字標線的。英國人再次舉起槍來，眯著眼瞄準。

　　乍一看去，他很像一個道貌岸然、身著格子服裝的英國紳士在波卡迪利大街槍支店裡選購一支新式的獵槍。十分鐘以前還是一堆奇形怪狀的零件，現在成了一支高速、遠距離、完全消音的暗殺用步槍了。豺狼把它放了下來，轉過身來對古桑點了點頭，表示滿意。

　　「好。」他說。「很好，我向你祝賀，這是一件很漂亮很精緻的傑作。」

　　古桑微微笑著。

　　豺狼又說：「現在剩下的就是調整瞄準器的問題以及用實彈試射的問題了。你有子彈嗎？」

　　古桑打開書桌的抽屜，拿出一隻裡面裝著一百粒子彈的盒子。盒子已經啟封，有六發子彈已經拿出來了。

　　「我拿出來六粒，用來改裝成爆炸子彈，其餘的你可以拿些做實彈試射。」

　　豺狼向手心裡倒了幾顆子彈，看了一下。要用其中的一顆來完成未來的任務，它們似乎太小了一點。但是，他注意到它們是這個直徑的子彈中特別長的一種。一旦擊發，它所具有的額外推力將使彈頭以極高的速度飛出去，從而增加其準確性和殺傷力。大部分的獵槍子彈都是扁頭的，但是，這些子彈是尖頭的，獵槍子彈是鉛製的鈍頭，而這些子彈頭上有一層銅鎳合金。其優越性是很突出的。

　　古桑從書桌的抽屜裡又拿出一個紙製的小盒說：「我本來把它放在很安全的地方，由於知道今天你要來，才把它拿出來了。」

　　他把紙盒上有螺紋的蓋子打開，把裡面裝的東西倒出來，放在乾淨的吸墨水紙上。最初一看，這些子彈跟豺狼剛才拿起來看的那些子彈完全一樣。豺狼從吸墨水紙上拿起一粒，仔細地觀察著。

　　子彈頂端很小的一塊銅鎳合金被小心翼翼地用砂紙磨掉了，露出裡面的鉛。銳利的子彈頂端略微鈍了一點，在這個頂端上鑽了一個小孔，深入彈頭四分之一英吋。

　　在孔中倒了一滴水銀，然後用一滴溶鉛把孔口封住了。在溶鉛凝固以後，經過銼刀和砂紙打磨，恢復了原來子彈頂端的尖形。

　　豺狼知道這類子彈的性能，儘管他從來沒有使用過。因為製造過程太複雜，所以，除非由工廠成批生產，否則不能廣為使用。日內瓦公約禁止使用這類子彈。它比普通的達姆彈更厲害。這種爆裂彈在擊中人體後會像一枚小手榴彈一樣爆炸。子彈擊發後，彈頭的前衝力會把孔中的那滴水銀猛拋在孔後壁上，猶如汽車猛然加速時，乘客會緊貼在座位上一樣。彈頭一旦擊中人體的肌肉、軟骨或是骨頭，就會突然減速。

　　這時，那滴水銀就會高速往前衝，它的衝擊力足以把子彈的尖頭衝開，它會使彈頭張開，如同一隻手的五指張開或者花瓣怒放時一樣。這樣的開花彈頭再往前推進，能夠使人身的肌肉撕開割裂，以致粉碎。它的殺傷面可大於一隻茶碟。從外表看，它和普通子彈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如果擊中頭部，那它能毀壞頭蓋骨裡的一切，並且使頭蓋骨炸得粉碎。

　　豺狼小心翼翼地把子彈放回到盒子裡。在他旁邊那個設計製造這種子彈的小矮個兒男人古桑迫切地想聽聽意見。

　　豺狼說：「我看這些東西做得不錯，古桑先生，你顯然是一位高手。那麼還有什麼問題呢？」

　　「是另一件東西，先生。那些管子，做起來要比我想像的困難得多。首先，按照你的意見，我用鋁做材料。但是，務必請理解，我是首先去搞槍並且進行了加工。這就是為什麼前幾天我才騰出手來做別的東西。我本來以為憑著我的技術和我的車間裡的機器，做起來比較簡單。

　　「為了使管子盡可能細一些，我買了很薄的材料，但是，太薄了。當我在機器上車螺紋，以便以後一截截組裝起來時，這種材料同綿紙一樣軟，稍加一點壓力就彎曲了。為了使管內的尺寸足夠容納槍管的最寬部分，管壁就要稍微厚些，結果成品勢必看上去不太自然。因此，我決定改用不鏽鋼。

　　「這是唯一的辦法了。不鏽鋼看上去像鋁的，但比鋁重，強度較高，因此，可以薄一些，車過螺紋後也有足夠的強度不致變形。當然不鏽鋼加工起來比鋁困難，費時間。我是昨天才開始的……」

　　「很對，你所說的合情合理。我所需要的東西是要真正頂用的。什麼時候能做好？」

　　古桑聳聳肩說：「很難說，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發生意外，不過我想也不至於發生。我相信最後的技術難關已經解決了。總還得五六天或許一星期。」

　　豺狼沒有表示出不安的樣子，臉上仍然沒有表情，聽著古桑的話，一面在思考著，等他把話講完。當他講完後，豺狼還在思考著。

　　「好！」他最後說，「這意味著我將改變我的旅行計畫。關於日期，也許不是像我上次來這裡時所提出的那麼嚴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將打的一次電話。在任何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槍能夠做好而且適用。要在比利時買到一支槍是容易辦到的，但我所要的是這樣一支特別的槍和特別的子彈。因此我想趁這段時間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試試這支槍，你認為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可以試驗這支新槍？在這個國家裡，哪兒可以找到一個完全隱蔽的地方來試射一支新槍呢？大概需要一片一百三十米到一百五十米長的空地。」

　　古桑先生想了一會兒。「在阿登山的森林裡。」他最後說道。「那裡的森林裡有一片地方可供一個人沒人打攪地待上幾小時。你一天可以打個來回。今天是星期四，從明天開始，森林裡會有不少人去野餐。我建議你五號，即下星期一去。到星期二或是星期三，我大概就可以把其他的活幹完了。」

　　英國人點點頭，滿意了。

　　「好。我想最好把槍和子彈現在就帶走。我下星期二或星期三再和你聯繫。」

　　比利時人剛要表示異議，但是，顧客搶先說話了。

　　「我大概還欠你大約九百英鎊。這是五百英鎊，」他說著把幾捆鈔票放在吸墨水紙上，「剩下的二百英鎊，在其他裝備到手以後再付給你。」

　　「謝謝你，先生。」古桑說著，把二十張五英鎊一疊的五疊鈔票塞進他的口袋裡。

　　他把槍一件件地拆開，很仔細地放在手提箱的綠色粗呢襯著的格子裡，豺狼要的那個爆炸子彈則單獨用紙包好，放在乾淨的擦槍布和刷子的旁邊。手提箱關好後，他又把一盒普通子彈交給英國人。英國人把子彈放在衣袋裡，把手提箱拿在手裡走了出來。

　　古桑很客氣地把他送出了門。

　　豺狼回到旅館後，先把裝槍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大衣櫥裡，鎖好並把鑰匙裝在口袋裡，然後去進午餐。

　　下午他踱步走到郵政總局，向瑞士的蘇黎士要了一個長途電話，差不多半小時後電話才接通。又等了五分鐘，來了個邁耶先生接電話。豺狼先報了一個號碼，然後再報他自己的姓名，說明他自己是銀行的存戶。

　　邁耶先生說了一聲「請等等」，走開了。兩分鐘以後又回來了。這時他的口氣已經沒有剛才那麼謹慎和冷淡了。不斷有美元和瑞士法郎存入銀行的顧客是理應受到有禮貌的接待的。

　　在布魯塞爾這邊的豺狼向那人問了一個問題，瑞士銀行家再次說了一聲「請等等」走開了，不過，這次不到三十秒鐘就回來了。顯然，他叫人把這位顧客的卷宗及結賬單從保險庫裡取了出來，而且正在研究它們。

　　「沒有，先生。」說話聲傳進了布魯塞爾的電話間。「我們收到了你的來信，指示我們只要有新款項存入，立即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你。但是，在你提到的期限內還沒有款子存進。」

　　「我不過是想問一下而已，邁耶先生，因為我離開倫敦兩個星期了，在此期間這筆錢可能存進來了。」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只要有新款存入，我們一定立即通知你。」

　　在邁耶先生連連表示良好祝願的聲音裡，豺狼放下了電話，付了錢，走了。

　　那天晚上，六點剛過不久。豺狼在納佛街的酒吧裡同造假證件的人見了面。

　　那人先到了。豺狼看到一個角落裡還有空座，於是一扭頭，示意造假證件的人坐到他那裡去。他坐了下來，點了一支煙以後不到幾秒鐘，那造假證件的比利時人就過來了。

　　「做好了嗎？」豺狼問道。

　　「是的，全做好了。就連我也認為幹得不錯。」

　　豺狼伸出手來。

　　「給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時人點了一支巴斯多牌香煙，搖了搖頭。

　　「先生，請你注意，這是一個非常公開的場合。此外，光線好才能檢驗它們，特別是那些法國證件。它們都在照相室裡。」

　　豺狼冷冷地看了他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說：「好吧，那麼讓我們去看看那些證件。」

　　幾分鐘後，他們離開了酒吧間，坐了出租汽車來到馬路拐角的地下室照相館。

　　這天天氣很熱，傍晚的夕陽還沒有下去。但是這裡的街道很窄，陽光沒有照過來。

　　豺狼依然戴著他的黑眼鏡以免有人認識他。有一個老年人從另一條馬路走過來，和他們相遇，但他低著頭彎著腰慢慢地走過去了。

　　造假證件的人帶頭走下樓梯，拿出鑰匙把門打開。照相館裡光線很暗，就像外面的夜晚一樣，只有幾條光線穿過門旁的玻璃櫥窗裡的幾張不像樣的照片，透進屋裡，使豺狼能看清辦公室裡的桌子和椅子。造假證件的人帶他穿過天鵝絨門簾，到了攝影室並把中央的電燈打開。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隻棕色的紙袋，把它打開，然後把裡面的證件都放在一張紅木圓桌上。這張桌子原來是放在牆邊的，他把它移過來放在室內中央的燈光下面。

　　攝影室裡還有成對的弧光燈，但沒有打開。

　　「請看吧，先生。」他得意洋洋地笑了，指了指放在桌面上的三張證件。

　　豺狼揀起了第一張，拿到燈下看了看，這是他的駕駛執照，第一頁上貼著一張紙。紙上寫明：茲批准倫敦西一區的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先生，駕駛一ａ、一ｂ、二、三、十一、十二和十三類機動車。有效期為一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包括九日）。其中寫有車牌號碼（當然是個偽造的）以及「倫敦市議會」和「一九六○年陸路交通法」等字樣。接著是「駕駛執照」和「十五先令稅款已付」。豺狼認為，這是一份完美無缺的假證件，完全可以滿足他的要求了。

　　第二張證件是一份簡單的法國身份證，用的是安德烈．馬丁的名字，年齡五十三歲，生於科爾馬，在巴黎居住。他本人的一張照片貼在證件的一個角上，比他自己老二十歲。鐵灰色的短髮，神情有點發呆和不安。身份證上有點油跡，已經卷折過。是一張工人的身份證。

　　第三張證件他特別注意。這上面的照相和身份證上的不一樣，而且頒發的日期也相差幾個月。即使這些證件都是真的，那麼頒發的日期也不會是一致的。這張證件上的照片也是他兩個星期以前拍的。但是他手裡拿的這張證件上的照片，襯衣的顏色深些，而且下巴上有一些短鬍子。由於修飾技巧高明，給人們的印象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穿不同的衣服照的相。這個造假證件的人手藝是傑出的。豺狼看罷，就把證件放在袋內。

　　「非常好，」他說，「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我祝賀你做得成功。我還應該再付你五十英鎊吧？」

　　「是的，先生。謝謝。」證件偽造者以期待的神情等待拿到這筆錢。豺狼從衣袋裡拿出一疊十張票面為五英鎊的鈔票。用食指和拇指捏著。他說：「大概還有點別的東西應該給我吧，對嗎？」

　　證件偽造者假裝沒有聽懂，但是裝得不像。

　　「什麼？先生？」

　　「駕駛執照原來真的那個第一頁。我說過，我要收回的。」

　　毫無疑問，證件偽造者正在演戲。他揚起眉毛，表示萬分驚訝，似乎他剛剛想起來還有這麼一回事。他轉過身去，背著手朝一個方向踱了幾步，低著頭，似乎在沉思。之後，他轉過身子，走了回來。

　　「我本來想同你談談關於那張紙的事，先生。」

　　「好吧。」豺狼的聲調若無其事。除了稍許帶點疑問的口吻以外，他的聲調是平板的，毫無表情。臉上也若無其事，眼睛仿佛閉上了一半，好像在窺視自己的內心世界。

　　「先生，事實上，駕駛執照原來的第一頁，我想上面還有你的真實姓名，不在這裡。啊！請不必擔心。」他做了一個誇張的姿勢，似乎在安慰一個焦急的人，但是豺狼並沒有焦急。「它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存在一家銀行的一個私人文件箱裡，除了我沒有任何人可以打開它。先生，從事我這一行危險買賣的人，不得不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不瞞你說，必須獲得某種形式的保險。」

　　「你要什麼？」

　　「我親愛的先生，我本來設想你會願意在交換那張紙的所有權的問題上做點交易。這筆交易的條件要比我們在這個房間裡提到過的那筆一百五十英鎊的數目大些。」

　　豺狼輕輕地歎了口氣。他想這個人對他自己的能力估計得太高了。這個人竟然如此目中無人。因此，他表示出對比利時人剛才所說的話絲毫沒有發生興趣。

　　「你有興趣嗎？」證件偽造者狡猾地問。他繼續在玩弄他的那一套，好像他已經排練過好幾次了。有時他轉彎抹角地引導，有時則給些巧妙的暗示。但對於豺狼來說，似乎在看一部二流的蹩腳電影。

　　「我過去也遇到過一些善於訛詐的人。」豺狼說。他講話時語調還是那麼平淡。

　　這話雖然不是針對著比利時人的，卻使他感到有點發慌。

　　「你說訛詐，是說我訛詐嗎？我剛才說的是建議，並不是訛詐。這可以說是一種例行的手續，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簡單的交易。當然包括一定數目的錢。說實話，在我的保險箱裡，有你的原件以及我給你拍攝的全部照相的底片。還有……」他裝出一副非常抱歉的樣子，「還有一張偷偷地給你拍下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在你化裝以前站在弧光燈下拍的。我確信所有這些東西，要是落在英國警察當局的手裡，會給你帶來許多麻煩。我知道你是那種為了求得平安無事而願意花點錢的人。」

　　「你要多少？」

　　「一千英鎊，先生。」

　　豺狼聽了，微微地點頭。他們倆的對話，很像是在討論一個學術問題。

　　「我要收回這些東西，要我花些錢也是值得的。」他似乎在讓步。

　　證件偽造者笑眯眯地露出得意的樣子。「我特別愛聽這樣的話，先生。」

　　「但是我真正的回答是：我不同意。」豺狼說。似乎他還在思考著。比利時人的眼神有點迷惑了。

　　「這又為什麼呢？你剛才說過值得花一千英鎊把這些東西收回去。這是一件直截了當的買賣。通過這筆交易，我們雙方都得到各自所要的東西。」比利時人說。

　　「這有兩個原因，」豺狼平靜地說，「首先，我無法得到保證，原來的照相底片是否還有其他複製品，要證明這一點是不易辦到的。其次，我也無法得到保證，你是否把這份材料交給一位朋友。當你向這位朋友索要時，他會突然決定說，材料不在手裡，除非另外再賄賂他一千英鎊。」

　　證件偽造者看來放心了。「如果你擔心的只是這些事，那麼，你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我的利益決定我不能把材料交給任何一個同伴，以防他拒絕交出來。我並不認為你在拿到材料之前就會交出一千英鎊。所以，我沒有理由把材料交給別人。我再重複一遍，材料放在銀行的一個文件箱裡。

　　「關於不斷向你敲詐錢的問題是講不通的。一份駕駛執照的影印副本不會引起英國當局的注意。即使你使用了假執照被逮住，也頂多不過給你帶來一些不方便而已，還不至於使你感到非給我付幾次錢不可。至於法國身份證的問題，如果法國當局獲悉某一個英國人正在冒充一個事實上不存在的名叫安德烈．馬丁的人，他們的確可能逮捕你，如果你用那個名字在法國活動的話。但是，我如果不斷要錢，那麼你就會把身份證扔掉，另外找一個造假證件的人給你另做一份新的，那也是值得的。從此以後，你再也不必害怕在法國暴露你的安德烈．馬丁的身份了，因為馬丁從此不存在了。」

　　「那麼，我為什麼不能馬上就這樣做呢？」豺狼問道，「我頂多不過為另一套證件再付一百五十英鎊就是了。」

　　證件偽造者把兩手一攤，手掌向上，做了一個他習慣做的姿勢。他說：「我認為對你來說，時間和方便比花錢更為重要。我想你要那些安德烈．馬丁的證件，現在已經有了。要另外再搞一套，又要費時間，而且結果還不一定滿意。你現在能到手的東西都是很好的。因此我認為你要的是兩件東西，一件是這些證件，另一件是要我保持沉默。現在這些證件你已經拿到了。我的沉默就值一千英鎊。」

　　「你採用這樣的方法，很高明。不過你怎麼知道我手頭就有一千英鎊呢？」

　　證件偽造者微笑著，他似乎很有把握要成功了，因此用不著轉彎抹角了。他說：「先生，你是一位英國紳士，這是明擺著的，但是你卻願意冒充一個中年的法國工人。你的法語說得非常流利，幾乎一點兒口音也沒有，所以我把安德烈．馬丁的出生地寫上科爾馬。阿爾薩斯人講法語就帶一點你這種口音。你化裝成安德烈．馬丁穿越法國，很好，太聰明了。有誰會想搜查一位像馬丁那樣的老年人呢？所以說，你身上攜帶的東西一定很貴重。也許是毒品？近來在某些瀟灑的英國人士當中毒品是很時髦的，而馬賽是主要的供應地之一。也許是鑽石？我不知道。無論如何，你做的買賣是賺錢的。英國紳士們不會把時間浪費在跑馬場上做小偷的。我求求你，先生，咱們停止猜謎，好嗎？你給你在倫敦的朋友們打個電話，請他們電匯一千英鎊給這裡的銀行。那樣，我們明天晚上就交換，然後，你馬上啟程，這樣不好嗎？」

　　豺狼點點頭，似乎在思考他在哪兒做錯了什麼事。突然間，他抬起頭來向證件偽造者報以動人的微笑。證件偽造者第一次看到他這樣笑。由於英國人那麼輕而易舉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不像一般人那麼糾纏不清，這使他感到非常輕鬆。但是當這個人向他走過來時，他又感到有點緊張起來。

　　「好吧，」豺狼說，「算你贏了。明天中午我給你一千英鎊。但是有個條件。」

　　「條件？」證件偽造者又狐疑起來。

　　「我們不能在這裡見面。」

　　證件偽造者莫名其妙。「這個地方沒有問題啊！這裡安靜，沒有閒雜人……」

　　「從我的觀點來看，這個地方很成問題。你曾告訴我，你在這裡偷偷地拍了我一張照片。我並不想在你我交換錢物時，被藏身在某個隱蔽地方，你的一位考慮周到的朋友的照相機的喀嚓聲打擾了……」

　　證件偽造者放心了，他大聲笑起來。

　　「親愛的朋友，你大可放心。這個地方是我的，非常隱蔽，除了我邀請的人來過以外，沒有外人來過。一個人必須謹慎，你懂嗎？我在這兒主要是為遊客拍些照片，這是我的副業，很受歡迎，因為那些照片在大的照相館是不拍的。」

　　他舉起左手，用食指和拇指形成了一個「Ｏ」字，然後伸出右手的食指向圓圈中捅了捅，表示性交的動作。

　　豺狼的眼光一閃，咧開嘴笑了起來。證件偽造者對自己開的玩笑也笑了。豺狼用雙手拍了一下證件偽造者的兩隻上臂，手指緊緊握住對方的二頭肌，穩住了造假證件的人。比利時人笑聲未停，雙手還在做那個下流的動作，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殖器似乎被一列特快列車猛撞了一下。

　　他的頭向前猛衝，雙手中斷了他那摹擬的動作，急忙伸向已經被撞碎了的睾丸。

　　抓住他的人把右膝從他的睾丸處抽回來。證件偽造者的笑聲變成了尖叫，喉嚨咯咯作響，陣陣作嘔，他在半昏迷中，東倒西歪地跪了下去，企圖向前側身躺在地板上護住自己。

　　豺狼讓他慢慢地從自己的膝蓋上滑下去，然後他站起來，跨過比利時人的背部，用右手卡住比利時人的頭頸，再用左手抓住這人的頭部，猛烈地把他的頭顱上、下、左、右地扭轉。

　　頭頸骨折斷的聲音，可能並不是很響的，但是在這靜悄悄的地下室照相館裡，這種聲音有點像小手槍的射擊聲。造假證件人的身軀最後一次收縮，然後倒下，像一個不值錢的布娃娃。豺狼在他倒下以前，還緊緊地抓住他幾乎有一分鐘時間。屍體臉朝下地倒在旁邊，雙手按在胯間，仍然抓住自己的陰部，舌頭微微從牙齒縫中伸出，一半被牙齒咬住，雙目圓睜，似乎在看地上鋪著的油氈上褪了色的花紋。

　　豺狼很快地察看了門簾和窗簾，確認所有的門窗都是關好的。然後他再回到屍體旁邊，把屍體翻過來，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後在左邊的褲袋裡找到了鑰匙。在照相館的壁角處有一隻大箱子，是裝道具和化妝品的。他試了四把鑰匙，把箱子打開了。花了十分鐘，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堆成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全部出清後，豺狼把造假證件的人的屍體抱起來，抱到箱子上面。

　　放下去是很容易的，因為屍體的四肢是軟綿綿的，彎曲過來，可以很方便地放到箱子裡。再等幾個小時屍體僵硬以後，就會和裝進去時的姿勢一樣，躺在箱子的底部。

　　豺狼接著開始把拿出來的東西再放進箱子裡去，有假髮，有女人穿的內衣等等，任何比較小而軟的東西都塞在屍體四肢的空隙間。上面再放些化妝用的刷子以及各種油彩，最後裝進去的是一堆剩下的化裝膏罐子、兩件女睡衣、各色毛衣和勞動布褲子、一件晨衣和幾雙黑色的網狀絲襪子。這些東西把屍體蓋嚴了，把箱子裝得滿滿的。豺狼使了點勁才把箱子蓋蓋緊，扣好了搭扣，上了鎖。

　　在全部過程中，豺狼拿瓶子和罐子時，他的手都是用一塊布包起來工作的，而這塊布則是從他自己的提包裡拿出來的。他現在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鎖及所有箱子的外表都擦拭一遍，再把原來放在桌上的一疊五英鎊鈔票放進衣袋裡，擦了擦桌面，並且把它放回到他剛來時見到的靠牆的位置上。最後，他關了燈，在靠牆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等待著夜幕的降臨。幾分鐘以後，他拿出煙盒來，把剩下的十支倒了出來，放進他的上衣旁邊的一隻衣袋裡，用空盒做煙灰缸，吸完了一支煙以後謹慎小心地把煙頭放進煙盒裡。

　　他並不幻想這個造假證件的人失蹤後會永遠無人發現。不過，他認為這樣一個人可能會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轉入地下一陣或出國一些日子。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再去他經常出沒的地方，那麼，大概他們會認為是由於上述的原因。

　　過一段時間後會開始尋覓他，首先到同證件偽造者拍攝色情照片生意有關的人當中去尋找他。其中一些人可能知道這間照相室，會到這裡來。但是，大部分人都會被上了鎖的門擋回去。任何破門而入的人則必須仔細搜查整個房間，砸開箱子上的鎖，把裡面的東西倒空才能找到屍體。

　　他思考著，如果是黑社會的一個成員這樣幹的話，他大概不會去報警；他會以為造假證件的人大概觸犯了某個黑幫頭目。任何一個僅僅對色情照片感興趣的發了瘋的顧客在盛怒之下殺了人，都不屑於如此細緻地把屍體掩藏起來。不過，最後即使警察局知道了，那毫無疑問會把造假證件者的照片登在報上，這時酒吧間的侍者也許會回憶起八月一日那天傍晚此人和一個身穿格子上衣帶黑眼鏡的高個兒在一起。

　　但那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可能要幾個月之後才會查驗死者在銀行裡的保險箱，況且他還不一定用他的真名實姓在銀行裡登記租用保險箱呢。

　　他回憶在兩個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間裡向侍者要了兩杯酒，再沒有講什麼話。

　　侍者有可能回憶起有一個外國口音的人要了兩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責地著手尋找高個兒外國人，但是最多只能發現他是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時警察要找到豺狼還遠得很呢！前前後後考慮了一番以後，他覺得這樣至少需要一個月時間，這對他來說是足夠的了。殺死一個造假證件的人就像撚死一隻螳螂一樣簡單。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煙，他向窗外望望，狹窄的街道已經很黑了。其時已經是九點三十分了。他靜靜地離開照相館，把外面的大門鎖好。當他走出街道時，沒有遇到一個人。再走出半里路，他把那串鑰匙扔進路旁的陰溝裡，聽到了陰溝裡水濺起來的聲音。他回到旅館裡，趕上吃晚飯。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魯塞爾近郊工人們常去的商店裡進行採購。他在一家專賣野營用品的商店裡，買了一雙行軍靴，一雙長統羊毛襪，一條斜紋粗布褲子，一件格子羊毛襯衫以及一個行軍袋。他還買了幾張薄的泡沫橡膠、一個網兜、一團細繩、一把獵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個露天水果攤上買一個大的「蜜汁」西瓜，但是，他沒有買，因為經過一個週末，西瓜會爛掉的。

　　回到旅館以後，他用新的駕駛執照（同他的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護照一致了）租了一輛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駕駛的汽車。他設法讓領班為他週末在沿海的一個休養地訂了一個帶洗澡間的單間住房。儘管在八月裡旅館的房間很難搞到，但領班還是替他在一個海濱小旅館裡找到了一間房間。從這地方遠眺能望見漁港的美麗景色。他打算在海濱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七

　　當豺狼在布魯塞爾採購的時候，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羅馬的郵政總局煞費苦心地詢問國際電話號碼。

　　由於不懂義大利文，必須找一個郵局的話務員幫忙，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勉強能說法語的職員同意幫忙。科瓦爾斯基很費勁地向他解釋說，他要給法國馬賽的一個人打電話，可是他不知道這個人的電話號碼，至於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曉得。這個人的名字叫格爾茨鮑斯基。可是這位義大利職員聽後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爾斯基把它寫下來。科瓦爾斯基依樣照辦，但這位義大利人憑自己的習慣簡直不相信居然有個名字起頭會是格爾……因此他對國際電話交換站的接線員說話時就把它讀成格烈鮑斯基。接線員告訴這位義大利人說，翻遍了馬賽的電話簿上也沒有約瑟夫．格烈鮑斯基這樣一個名字。職員只好轉告科瓦爾斯基說，沒有這麼一個人。

　　說起來也湊巧，這個職員到很樂於幫助外國人的，於是他再三地問科瓦爾斯基，到底是不是「格烈鮑斯基」，直到最後才相信科瓦爾斯基說的這個波蘭人的姓名是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

　　於是那職員聳聳肩，再用電話向馬賽的國際服務臺詢問。

　　不到十分鐘科瓦爾斯基就找到了若若的電話號碼，半小時後電話就接通了。電話線另一端那位前外籍軍團人員的說話聲由於雜音而有些失真，而且他還有些猶疑，似乎不願證實柯瓦契信中的壞消息。他對科瓦爾斯基打電話給他表示高興，三個月來他一直在想法找到他的蹤跡。

　　可是不幸的是小西爾維的病情是真的。她一天比一天變得憔悴瘦弱，當後來一位醫生確診了她的病情時，她早已不得不臥病在床了。她就住在若若通電話的這套住房的隔壁臥室裡。這不是原來的那套住房了，他們已經搬進了一套新的大的住房。

　　什麼？地址？若若慢吞吞地在說，而科瓦爾斯撇著嘴唇伸著舌頭吃力地把它一筆一筆地記下來。

　　「這些江湖醫生給她看病有多長時間了？」他對著電話大聲地吼。這是他第四遍力圖向若若把話說清楚。可是對方卻長時間的停頓。

　　「喂？喂？」因為聽不見回答，他就大聲地叫。若若的回聲又傳來了。

　　「可能是一個星期吧，也許是兩個或者三個星期。」若若這樣回答。

　　科瓦爾斯基看著手裡的話筒，他不相信。但對方不再接下去講了。他只好把話筒掛起，走出電話間。他交付電話費後，收起信件，鎖進鐵箱子裡，然後回到旅館。

　　他的思想很混亂，這在幾年來是第一次。幾年來，他習慣於接受命令，用暴力去對付每一件事，但這件事他卻無法用同樣的方法去解決。

　　在馬賽，若若依然住在原來的公寓裡，當他聽到科瓦爾斯基已經把電話掛了，就也放下了聽筒。他轉身看到行動分局的兩個人仍在原處一動不動，每人手裡一支警察專用的．四十五自動手槍。一支槍對準著若若，另一支對準著坐在牆角沙發上他那面如死灰的妻子。

　　「雜種！」若若用波蘭語惡狠狠地說。

　　「他來嗎？」兩人中的一個問。

　　「他沒有說，他一下就把電話掛上了。」若若回答。

　　那個科西嘉人黑色呆板的眼睛盯著他。

　　「他一定得來。這是命令。」

　　「啊，你們聽見我說話了，我完全是照著你們的意思說的。他一定是驚慌不安了。他一下子就把電話掛上了。這我可毫無辦法呀。」

　　「他最好還是來，這對你有好處，若若。」科西嘉人再一次說。

　　「他會來的。」若若無可奈何地說，「只要他能來，他總會來的。為了那女孩子嘛。」

　　「好。那麼你的事情暫告結束。」

　　「那麼你們就給我出去吧。」若若喊道，「不要留在這裡打擾我們了。」

　　科西嘉人站了起來，手裡仍舊拿著槍。另一個人卻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眼睛看著他的女人。

　　「我們馬上就走，」科西嘉人說，「可是你們兩個得和我們一起走。我們不能讓你們留在這裡瞎議論並給羅馬打電話。」

　　「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過一次愉快的休假生活，山上有一個新的很舒適的旅館，充滿著陽光和新鮮空氣，對你們都有好處。」

　　「時間多久？」若若低聲問。

　　「需要多久就多久。」

　　若若注視著窗外雜亂無章的胡同和繁忙的各種魚攤。他說：「現在正是旅遊季節的高潮，每天的各次列車都滿載著人。八月份一個月我們的收入比冬天一季的都多。這一下可把我們毀了，等於損失幾年的收入。」

　　科西嘉人聽後，好像認為這種想法很有趣，他不禁笑了。

　　「你應該把這看成一種收獲，而不是損失，若若。說到底，這是為你的第二祖國法國效勞呀。」

　　若若轉過身來。「我才不管政治這種鳥事呢。我不管誰在當權，不管那個政黨要幹他媽的什麼事。至於像你們這樣的人我是曉得的，我一輩子可見得多了。你們這種人，只要對你們有利，你們會為希特勒，會為墨索里尼，會為『秘密軍隊組織』服務，或者為任何人服務。政權可能會改變，但是像你們這種混蛋是永遠不會變的……」他一邊喊一邊蹣跚著衝向那個持槍的人，那人把槍口對著他，一動也不動。

　　若若的女人在沙發上哭著喊道：「我求求你，別去惹他們。」

　　若若不再說話了。他用眼睛盯著他的妻子，好像她剛才沒有在那兒似的。他一個一個環視著屋裡的人，他們也都面對著他。這兩個頑固的秘密特工不露聲色，他們對於這種咒罵聲是聽慣了的。兩個中為首的那一個指指臥室說：「你先去整理行裝，然後你女人去。」

　　「西爾維怎麼辦呢？她四點鐘放學回家來，誰照顧她呢？」女人說。

　　科西嘉人繼續看著她的丈夫。

　　「我們路過學校時，把她帶走。我們已經安排好了，我們已經告訴女校長，說她的祖母快死了，全家都得守在老奶奶床邊。考慮得很周到，現在動身吧。」

　　若若聳了聳肩膀，接著又看了他妻子一眼，就進臥室收拾行裝了，科西嘉人跟在他的後面。他的妻子拿著一塊手帕不斷地在兩手中搓來搓去。過了不久，她望了一下坐在沙發那頭的那個特工人員。他比科西嘉人年輕一些，是一個加斯科尼人。

　　「怎麼，他們打算怎樣對付他呢？」

　　「科瓦爾斯基嗎？」

　　「是的，維克托。」

　　「有幾個人要和他談話，就是這些。」

　　一小時以後，他們一家人坐在一輛大轎車的後座。兩個秘密特工坐在前面，很快地開往維科爾高山上，到一家很秘密的旅館裡。

　　豺狼在海濱度週末。

　　他買了一條游泳褲，星期六那天，他在海灘上曬曬太陽，又在北海裡遊了幾次泳，在小港口城市裡散步，沿著防波堤走去。當年英國的士兵和水手曾在這裡的血泊和槍林彈雨中作戰並且付出生命。有幾個蓄著海象般鬍子的老人沿著防波堤坐在那裡釣海魚。如要問他們一下的話，他們也許會記起四十六年前的事，可是他並沒有問。那天在這裡的英國人只有幾家人，他們分散在海灘各處，享受著陽光，注視著他們的那些弄潮拍浪的兒童。

　　星期日早晨，他悠閒地開著車子穿過佛蘭芒農村，在根特和布魯日的街上馳過。

　　他在達姆的餐廳吃了一頓午飯，這裡的牛排是用木柴烤炙的，任何地方也都比不了。

　　下午他又乘車回到布魯塞爾。晚上睡覺前，他吩咐服務員第二天要一大早叫醒他，把早餐送到床邊來，並且給他準備一盒攜帶的午餐。他解釋說第二天準備開車去阿登，他的哥哥是在巴斯托尼和馬爾梅迪之間的布魯日戰役中陣亡的，他要去掃墓。服務臺的職員顯得十分關心，答應到時一定喊醒他，不會誤了他的旅程。

　　在羅馬，維克托．科瓦爾斯基非常忙碌地度過這個週末。他總是按時執行他的警衛任務，或是作為八層樓樓梯口服務臺的人，或是夜裡在屋頂上。即使在下班後他也睡覺很少，通常是在離八層樓前道不遠的床上躺著，抽煙和喝紅葡萄酒。這種酒比較粗劣，是用粗頸大瓶運進來給擔任警衛的八個前外籍軍團人員喝的。論酒力，他想，這種粗劣的義大利紅酒是根本不能和阿爾及利亞的紅酒相比的，這後一種是每個外籍軍團人員少不了的杯中物，不過有酒喝總比沒有強。

　　科瓦爾斯基對於一件需要獨立工作的事，通常要花很長時間才能下決心，但是到星期一上午，他的決心下定了。

　　他要出去的話，也不會要很長時間，也許一天就夠了。即使飛機不正常，那麼兩天也足夠了。無論如何，這件事他是一定要做的，等事過以後，再向「老板」說清楚。即使「老板」會發脾氣，但一定也會原諒他的。他也曾想到要向上校提出請假四十八小時，但是他又想，上校雖然是一個好領導，當部下有困難時，也肯幫忙，但這次是決不會讓他出去的。上校不知道關於他有個女兒西爾維的事，而科瓦爾斯基很明白，這件事是無法解釋的，他永遠也不能說。星期一早晨他起身值班時，不禁長歎一聲，他想到他自從參加外籍軍團以來，這是生平第一次不請假外出，因此深深地感到不安。

　　豺狼準時起床，仔細地進行了準備。他先洗了個淋浴，又刮了鬍子，然後在床邊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早餐。他從鎖著的衣櫥中取出裝槍的匣子，把各個部件都用幾層泡沫塑膠仔細包裹起來，並用細繩捆紮好。然後把它們放在背包的底部。上面放著油漆罐和刷子，粗斜紋布褲子和格子布襯衫、短襪和靴子。網袋放在背包外面的一個口袋裡，子彈盒放在另一個口袋裡。

　　他穿一件他常穿的條紋襯衫，一套鴿子灰色輕質上下裝，和他通常穿的格子呢服顯然不同，一雙淺黑色皮便鞋，再加上一條黑色絲領帶，他這一套便齊全了。

　　他把車開到旅館停車場，把背包鎖在行李箱中。他又回到旅館的門廳，取了準備好的午餐盒。服務臺職員祝他一路順風，他也點頭作答。

　　九點整，他開車離開布魯塞爾，沿著老的Ｅ四十號公路向那慕爾疾駛而去。平坦的田野上已經灑滿陽光，顯示了這將是炙熱的一天。他的公路地圖說明距離巴斯托尼有九十四英哩，他再多走幾哩就可以在這小城南邊的山丘樹林間找到一塊幽靜的地方。

　　他估計在中午前就可以毫不費力地開出一百英哩，所以加大汽車油門，飛快筆直地馳過瓦隆平原。

　　太陽還沒有升到最高處的時候，他已經穿過那慕爾和馬爾凱，沿途的路標說明已經快到巴斯托尼了。這個小城在一九四四年冬天曾被哈西．封．孟特菲爾的虎王坦克的炮彈摧毀得破敗不堪。他穿過這個城，繼續向南開進了山區。森林愈進愈茂密，彎曲的公路不斷地被參天的榆樹和山毛櫸樹遮得不透陽光。

　　過小城後五英哩，豺狼看到有一條窄路通向森林深處。他開車順路而行，一英哩後發現又一條小道直入森林深處。他把車開過幾米後，隱蔽在一片樹叢的背後。

　　他在森林的蔭涼處歇下來，吸一支香煙，聽著引擎冷卻下來的嗒嗒聲，風吹樹梢的呼嘯聲，還有遠處一隻野鴿子的咕咕聲。

　　他慢慢地從車上下來，打開行李箱的鎖，把背包取出擺在車頭上。他把衣服一件件地換好，把一套鴿子灰的服裝有條不紊地擺在後座上，然後穿上粗斜紋布褲子。

　　天氣熱得不需要穿上衣，他換下需打領帶的有領襯衫，穿上伐木工人穿的格子布襯衫。最後，他脫下在城市裡穿的優質皮鞋，換上行路靴子和毛線短襪，然後把褲腳管掖在裡面。

　　他把槍支零件一包一包打開，一件一件裝配起來，消音器放在褲袋內，望遠瞄準器放在另一個褲袋裡。他從盒子裡拿出二十粒子彈，放在襯衣的胸前口袋裡，唯一的能爆炸的子彈仍在一個小紙包裡。

　　當槍支完全裝好後，他把它放在汽車蓋上，然後再回到後車廂，拿出一個西瓜。

　　這是前一天晚上在布魯塞爾回到旅館以前，在水果攤上買的，一直放在後車廂裡。

　　他把後車廂鎖好，把西瓜放在已經大部分騰空了的行軍袋裡。袋裡面還有油漆刷子和打獵用的刀子等等。他把車子鎖好，開始向密林深處走去，時間剛過正午。

　　在十分鐘內，他找到了一條狹長的視線很清晰的空地。從這一頭到另一頭，足足有一百五十碼。他把槍放在樹旁，一步步地走了一百五十步，然後找到一棵樹，從這兒可以看見剛才放槍的地方。他把行軍袋內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地上，然後打開油漆罐，拿起刷子，開始在西瓜上工作。瓜的上部和下部綠皮上很快地塗上了棕色，中間部分則塗上粉紅色，當塗上的顏色還沒有乾時，他就用手指在上面描出一對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個嘴巴。

　　為了避免因手指接觸而抹掉瓜上的油漆，他用刀戳進瓜的頂部，小心翼翼地把瓜放進網袋。袋的大網眼線很細，絲毫不會遮擋瓜的外形以及上面畫的形像。

　　然後他把刀戳進樹幹上距地約九英呎的地方，再把網袋掛在刀柄上。以棕色的樹幹皮為背景，這顆掛在那裡的瓜塗著粉紅色和棕色，活像一個無名鬼怪的人頭。

　　他退後站在那裡，觀察了一番他的手藝，在一百五十碼之外來看，這完全可以滿足他的要求。

　　他把兩個油漆罐的蓋子蓋好，把它們扔進林叢中，摔得無影無蹤。他把油漆刷子扔在地上，又在上面跺了幾腳，直到它們完全戳到土裡。他揀起了背包，又走回放槍的地方。

　　消音器很容易就裝好了，擰在槍管的盡頭，直到擰緊為止。望遠瞄準器裝在槍管上很合適。他拉回槍栓，把第一粒子彈裝入槍膛。他眯起眼睛，通過瞄準器搜尋他掛在空地另一端的目標。他吃驚地發現目標既大又清晰，無論怎麼看起來都很不錯，如果這是一個活人的頭的話，那簡直就像不超過三十米遠。他甚至能看清盛瓜的網袋上交織的網線，以及他自己用手指塗抹出來的瓜上的五官。

　　他慢慢地變動了一下位置，倚在樹上以固定他的目標，然後又繼續瞄準。望遠瞄準器中的兩根交叉十字線顯得還不在中心，他伸出右手撚了撚兩個調節螺絲，直到十字線完全處在瞄準器裡正中的位置。他感到滿意了，小心地對準了瓜的正中心，然後開槍。

　　槍的後座力比他預計的要小，消音器控制住開槍的聲音，就算是在一條靜靜的，街上的街對面也不大能聽得見。他腋下挾著槍，走過這塊空地去檢視那顆西瓜。在右上方處子彈擦瓜皮而過，掃斷了網袋上的線，陷入了樹身。他又走回來，讓望遠瞄準器完全保持原位，然後開了第二槍。

　　結果一樣，有半英吋的誤差。他一點沒有動望遠瞄準器上的調節螺絲，又連開了四槍，才最後確信瞄準器顯然高了一些，而且稍向右偏。於是他調節了螺絲。

　　他繼續瞄準，開槍，這一槍又打得過低並偏左了。為了要搞精確，他又走過空地去檢驗槍彈打的彈孔。槍彈穿進了這個「人頭」上嘴巴的左下角。他在這個新的瞄準位置上繼續又放了三槍，結果子彈都射向同一部位。最後他把瞄準器又向原來的位置移動了一丁點兒。

　　第九次射擊，絲毫不差地射中了「人頭」的前額，這正是他所瞄準的部位。他再次走到靶子的前面，從口袋裡拿出一支粉筆，把子彈射中的地方都用粉筆畫出來。

　　一小圓圈畫在頂部右方，第二個圓圈畫在嘴的左下角，最後是前額的正中。

　　然後按次序地進行射擊，先是每只眼睛，其次是上嘴唇，然後是面頰。他把最後的六顆子彈，對準太陽穴、耳朵孔、頭頸、面頰、下巴、頭蓋進行射擊，只有其中的一個稍偏了些。

　　他對這支槍非常滿意。他記下了調節望遠瞄準器的短螺絲的位置，並且從口袋內拿出一瓶粘接劑，把粘液倒在兩個螺絲帽以及螺絲邊的遠瞄鏡筒上。他抽了兩支煙。半小時內粘接劑凝固了。到現在，這支槍的望遠瞄準器就精確地固定在一百三十米外的目標上。

　　從另一個口袋裡，他拿出那個爆炸子彈，打開紙包，小心地裝進槍膛裡。他特別注意，目標是西瓜的正中心，然後射擊。

　　只見消音器的端部冒出一股青煙。豺狼把槍靠放在樹幹旁，自己走到掛網線袋的地方。網袋差不多全空了，癟著緊貼在斑駁的樹幹上。已經被二十顆子彈射中的西瓜，現在已全然解體了。有些部分穿過網眼散落在草地上，有些瓜子和瓜汁滴落在樹皮上。剩下的一些瓜肉留在網袋的底部，像掛在豬刀上的萎縮的陰囊。

　　他把網袋取下，扔到附近的灌木叢中。原先裡面裝的靶子已經變成難以識別的一堆稀爛的瓜漿。他把刀從樹上拔出，插回鞘中。他從樹那邊走回來，取了槍，走向他的車子。

　　每一個部件又都仔細地用泡沫塑膠包好，放回到背包裡，和他的靴子、短襪、襯衫、褲子擺在一起。他重新穿上城市的服裝，把背包鎖在行李箱裡，然後靜靜地吃他的午餐三明治。

　　吃完後，他離開小道把車子開回到公路上，然後向左轉向巴斯托尼、馬爾凱、那慕爾，向布魯塞爾進發。剛過六點，他就回到了旅館，把背包送回房裡後，他又下來和服務臺職員算清了租車費。在洗澡和吃晚飯前，他花了一小時仔細擦淨了槍的各個部件，並將活動部件都上了油，然後放到匣中，並鎖在衣櫥內。那天晚上，他把行軍袋、麻線、幾條泡沫塑膠等都丟在廢紙簍內，把二十一個用過的彈殼盒遠遠地丟入遠離城市的河裡。

　　八月五日，星期一的早晨，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又在羅馬郵政總局尋找會說法語的人幫忙。這一次他找服務員幫忙替他用電話詢問義大利航空公司班機，這星期內從羅馬去馬賽往返的日期和時間。

　　他獲悉星期一的班機已經錯過了，因為這架班機將在一小時內從菲烏米齊諾機場起飛，他已經趕不上了。下一班直達飛機是星期三，而別的航空公司沒有從羅馬到馬賽的直航班機。非直航的班機倒是有的。他又不願意在中途轉機。因此只好乘星期三的班機，起飛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剛過中午就可到達馬賽的馬里尼安機場。

　　回來的班機是在次一日。他決定預定一張往返的飛機票。科瓦爾斯基從口袋裡掏出證件，讓售票員看了姓名。共同市場各國間已經廢除了護照，因此有國籍身份證就行了。

　　他被告知在星期三起飛前一小時到達菲烏米齊諾機場的義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櫃臺職員放下電話後，科瓦爾斯基取了信件，鎖進小盒，然後回到旅館。

　　第二天早晨，豺狼和古桑最後一次約會。他在早餐時給古桑通了電話，製槍人很高興地告訴他：工作已經全部完成，請杜根先生八點鐘來取，並請他把所有東西都帶來，以便試裝。

　　豺狼早到了半小時，公文包放在一隻普通的膠合板手提箱裡，這隻手提箱是他那天早晨在舊貨店裡買的。他在武器製造者住的這條街上察看了三十分鐘，最後才走向前門。古桑先生請他進去，他毫不猶豫地走入辦公室。古桑也跟進來，把前門鎖好，然後把辦公室的門關好。

　　「沒有什麼問題了吧？」豺狼問。

　　「沒有，這次我看是弄妥了。」古桑從他的書桌後面拿出幾個粗麻布卷來，放在書桌上。他把這些麻布卷打開，擺出了一套薄鋼管，擦抹得很乾淨，就像鋁的一般。『他把最後一支管子也擺在書桌上以後，就伸出手去要那個裝著槍的部件的公文包。豺狼把公文包遞給了他。

　　古桑一件又一件地開始把槍的部件都裝進管子裡去。每件都完全合適。

　　「打靶的結果如何？」他一邊幹活一邊問。

　　「很滿意。」

　　古桑在拿起望遠瞄準器時注意到調節螺絲都給巴薩樹膠粘接劑固定起來了。

　　「我很遺憾這兩個微動螺絲做得那麼小，」他說，「最好是專門做一對，但是也是因為原來的螺絲本身就那麼小，因此我只好用現在這樣的微動螺絲，不然的話，瞄準器就怎麼也裝不進管子裡去。」古桑把望遠瞄準器插進為此而設計的鋼管，正像把其他部件放進鋼管一樣，完全合適。當這槍的五個部件中的最後一個也插到管子裡從眼前消失掉的時候，他拿起了作為扳機的細小鋼針和剩下的五發爆裂子彈。

　　「你看，這些東西得另行安排。」他解釋說。他拿著黑色皮革裡面有內襯的槍托，並向他的主顧顯示皮革上有剃刀割開的一個裂口。他把扳機塞進裂口裡的內襯當中，然後把裂口用黑色絕緣膠帶封上。外表很好，一點都不顯露。他又從書桌抽屜中取出一塊圓形的黑色橡膠，直徑約一英吋半，長兩英吋。

　　從一個圓形平面的中心向上突出了一個鋼鈕，上面有螺紋，很像一個螺絲。

　　「這個東西可正好裝在鋼管的末端。」他解釋說。

　　在鋼鈕的周圍有五個鑽進橡膠的小孔。每個孔裡他小心翼翼地裝進一發子彈，直到全部都塞進去，外面只能看得見銅雷管帽。

　　「橡膠塞裝好後，子彈就看不出來了，而橡膠塞看起來是很逼真的。」古桑解釋說。豺狼一聲不響。

　　「您認為怎麼樣？」最後古桑問道，顯得有點不安的樣子。

　　豺狼拿起管子，逐個作了檢查，還是沒有開口。他反覆地把管子搖動著，裡面一點聲音也沒有，因為裡面襯著兩層粗呢能吸收振動的噪音。最長一根管子約二十二英吋，裡面裝槍銑和槍膛部分。其他每根長約一英呎，裝兩根支撐棒、消音器及望遠瞄準器。裝有扳機的槍膛，裝有子彈的橡膠圓柱塊則放在別處。用一支獵槍改裝成行刺用的槍，全部看不見了。

　　「非常好。」豺狼說，並靜靜地點頭。「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這話使古桑感到很高興，雖然在這個行業中他是專家，但他同其他人一樣，在受到讚揚時，總是感到高興。而且他也明白，他面前的這位顧客，也必然是一個手藝高超的人。

　　豺狼把裝有槍的各個部件的鋼管部一件一件地仔細包紮起來，然後又一件一件地放進他的膠合板手提箱中。當他把鋼管、槍托、橡膠塞都包好並裝進箱子後，他關上箱子蓋，然後把那個公文包交給了古桑。

　　「我不需要這個包了。這支槍直到我有機會使用它以前，就將這樣地放在箱子裡。」他從裡面的口袋中掏出他還欠付的二百英鎊，擺在桌子上。

　　「我想我們的交易算是完成了吧，古桑先生。」

　　「是的，先生，除非您還有什麼其他的事需要我效勞。」

　　「只有一件事，」豺狼回答，「請你牢記半個月前我向你絮叨的緘口不言是最明智的這句話。」

　　「我沒有忘記，先生。」古桑平靜地回答。

　　他又感到驚恐了。是不是這個低聲細語的殺人者要消滅他以保證不致洩密呢？

　　肯定不會，因為這樣的謀殺必然要引起偵詢，從而就會使警方發現這個瘦高的英國人到這幢房子來過，這樣他箱子裡攜帶的槍就沒有使用的機會了。豺狼好像明白他的思想活動，微微地向他笑了笑。

　　「你不必擔心。我無意傷害你。再說，我想像你這樣一個富有聰明才智的人必定早有防範，以免被你的哪一個顧客所殺害。可能有人等你在一小時內打電話給他，如果到時候沒有電話的話，你的一個朋友就會到這裡來看看是否有屍體；或者你在某一律師處存放著一封信，萬一你要死亡就打開此信。對於我來說，殺害你只會製造更多的問題，而不可能是解決問題。」

　　古桑吃了一驚，他確實有一封信長期放在律師那兒，而且約定在他死後，律師就可以把信拆開，信裡要求警察檢查放在後花園的一塊石頭下面的一隻盒子，裡面有每天到他家裡來找他的顧客的名單，而且每天更換一次。今天的名單內，只有一個顧客的名字，是一個很漂亮的高個兒英國人，他自稱名叫杜根。這就是一種保險的方式。

　　豺狼很安靜地看著他。

　　「我已經考慮過，」他說，「你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說出我到你這裡來過，或告訴任何人我從你這裡買過槍，那麼我就會幹掉你。為你著想，當我離開這個屋子以後，你就算我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先生，我完全明白，我對所有顧客都是這樣安排的。可以說，我也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相類似的保證。因此你拿到的那支槍的槍筒上的號碼，已經用酸腐蝕掉了。我自己也要保護我自己。」

　　豺狼又笑了起來。「這樣我們相互都了解。再見，古桑先生。」

　　一分鐘後，古桑把門關好。這個比利時人非常了解槍和用槍的人。但是對於豺狼這個人，他實在不了解。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然後回到辦公室去數鈔票。

　　豺狼不希望旅館服務員看到他拿著一隻便宜的衣箱回去，因此雖然吃午飯已經很晚了，但他還是坐了一輛出租汽車，直接到火車站，把衣箱存在行李寄存處，把寄存收據放在他那狹長的鱷魚皮的皮夾內。

　　他在錫恩吃了一頓精美豪華的午餐，以慶祝他在法國和比利時計畫和準備階段的結束，然後回到友誼旅館去整理行李和付賬。他離開的時候和來的時候穿著一模一樣，一套裁剪合身的格子服裝，環繞式墨鏡，看門人提著兩隻維尤吞出品的手提箱跟在後面，送到等在那裡的出租汽車上。他比以前窮了，口袋裡少了一千六百英鎊，但是他的槍卻安全地躺在車站行李房不引人注目的手提箱裡，而他的內衣袋裡還有三張精工偽造的證件。

　　四點剛過，飛機就離開布魯塞爾飛往倫敦。雖然倫敦機場例行公事地檢查了他的行李，但什麼也沒有查出來。九點，他已經在自己的公寓裡淋浴，然後又去西區的高級餐館進晚餐去了。

　　八

　　科瓦爾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郵政總局不能打電話，如果他要打電話的話，他可能會錯過班機。這天給波瓦契的信還在信箱裡。他取了五封信，把它們放在鐵盒內鎖好，很快地動身回到旅館。九點半羅丹上校讓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下一班他將在屋頂值班，時間是當天晚上九點開始。

　　他回到自己房間裡，只是為了拿他的手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自己的槍上街），並把它塞進槍套內。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麼鼓起來的槍和槍套在一百碼內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縫製得很蹩腳，他掛起槍，看起來像鼓起的口袋一樣。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買的貝雷帽塞在衣袋裡，又把他六個月積存下來的一卷義大利里拉和法國法郎裝進衣袋，然後關上門出去了。

　　樓梯口服務臺的值班人員抬頭望著他。

　　「他們讓我打一個電話去。」科瓦爾斯基說，用拇指向上面九層樓指了一下。

　　值班人員什麼也沒有說，只看著他走進了停在那裡的電梯。幾秒鐘後他已經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坐著一個人，手裡捧著一本《今日》周刊。當這個波蘭人在街上張望著找出租汽車的時候，那人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的太陽眼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看看沒有車，科瓦爾斯基就向街角轉彎處走去。這個拿雜誌的人也就離開咖啡館的陽臺，走到人行道邊。一輛小「菲亞特」汽車從街上停車的巷中開過來停在他面前。他跨進了車，這部「菲亞特」汽車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蹤著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就向它招手。他告訴司機說：「菲烏米齊諾。」

　　在機場上，他來到義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以現金付了票款，向辦事處女職員表示他既沒有衣箱也沒有手提行李，並且聽到女職員通知他，乘十一點十五分飛馬賽班機的旅客一小時零五分後就要登機了。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那個行動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著他。

　　為了消磨時間，他信步走進咖啡廳，在櫃臺前買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裡他能看到好多飛機上上下下。雖然他不知道飛機是怎樣會飛的，但他喜歡飛機場。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飛機的聲音，就表示德國的和俄國的戰鬥機，或者是美國的飛行堡壘。後來在越南，這些聲音就意味著Ｂ二十六型轟炸機，在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戰鬥機。現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機場，他喜歡看它們像很大的銀鳥似地從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聲，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繩索把它掛在空中一樣。雖然他在社交上很膽小，但他卻喜歡看那飛機場裡無休止的喧鬧。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變，那麼他很可能在飛機場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無法改變了。

　　他的思路又轉向了小西爾維，這使他雙眉緊皺。他痛苦地對自己說：這太不公平了，她將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壞蛋們卻活著，真是不公平。羅丹上校曾對他談起過他們，是他們這些人使法國遭難，他們背叛了法國軍隊，毀滅了軍團，而且把無數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拋給了恐怖分子。他認為羅丹上校從來沒有錯過。

　　他的班機發出了通知，他跟著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門，沿著炎熱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約一百碼處的飛機前。在觀望平臺那邊，有兩個羅蘭上校的特工人員在注視著他一步步登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一頂扁圓的帽子，面頰上貼了一塊橡皮膏。有一個特工轉身望著另一個特工，眼眉間有一種焦急的表情。當飛機起動，開始飛向馬賽時，兩個特工人員就離開原來的位置，他們向候機大廳方向走去，在公共電話室前停下，其中一人進去撥了一個羅馬的本地電話號碼。他向對方報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義大利航空公司四十五號班機，到達馬賽的時間是十二點十分。」

　　十分鐘以後，報告已經轉到巴黎。又過了十分鐘，馬賽也得到消息了。

　　義大利航空公司子爵號飛機已經飛臨藍色的海灣，最後就要飛抵馬里尼安機場了。漂亮的羅馬空中小姐笑容滿面地走過通道，檢視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繫好，然後在機尾角落裡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並繫上她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個乘客不眨眼地盯視著窗外羅納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這是一個動作遲緩的大漢，不會說義大利語，他的法語也是帶著濃烈的他那東歐祖國的口音。他剪短的黑髮上戴一頂黑色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鏡從來也不肯拿下來。一大塊橡皮膏把臉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這人一定是臉被刮破得很厲害。

　　飛機準時著陸了，離機場大樓很近，所有旅客都走進了海關大廳。當他們魚貫穿過玻璃門時，有一個矮小禿頂的人站在檢驗護照的警察旁邊並輕輕踢了一下他的腳踝。

　　「大傢伙，黑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閒地踱開了，又給了另一個警察同樣的信息。

　　旅客們分成兩行通過格子窗口。在格子窗後面，兩個警察面對面遙遙相對地坐著，中間相距約十英呎，旅客們從中間穿過。每個旅客都交驗護照和入境證。這些是保安警察部門的邊防檢查站，他們負責法國內部的安全，檢查入境的外國人以及回來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黃色的入境證上蓋了章；然後隨便地看了一下他遞過來的身份證，點點頭，揮手讓高個兒往前走。科瓦爾斯基放下心後，朝著海關人員那裡走去。

　　那個矮個兒的禿子剛對幾個海關官員小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進一間辦公室的玻璃門裡。一個高級海關職員用手勢指向站在那裡等候自己提包（從外面用運輸帶傳送進來）的旅客們，對科瓦爾斯基說：「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笨拙地向海關職員說：「我沒有行李。」

　　海關職員揚起眉毛：「沒有行李嗎？很好，你有什麼要報關稅的嗎？」

　　「也沒有。」

　　海關職員和氣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幾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馬賽口音一樣開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勢指指通向出租汽車站的出口。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到外面陽光下。他不習慣於隨便花錢，因此前後左右張望了一氣，直到看見機場的交通車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有幾個海關人員聚攏在為首的官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為什麼要抓他？」

　　「看起來這個人脾氣不大好。」

　　「等那些雜種整夠他之後，他就不會這樣了。」第三個人這樣說，說的時候把頭向背後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紀較大的那個人插話說。「今天我們總算對法國盡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為偉大的夏爾（指戴高樂）吧？」當他很快走出去時，第一個人回答說。他歎了口氣，並咕噥著：「他媽的！」

　　正是午飯時刻，公共汽車最後停在市中心的法國民航辦事處門口。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八月的馬賽很有一些特點，但是努力地工作決不在此列。太陽照在城市當空，像一種病菌一樣，鑽進每一個人的皮膚內，吮吸著人們的精力，使你一動也不想動，只想躺在涼快的臥室內，把百葉窗關好，把電風扇打開。

　　即使在馬賽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本來像流水似的車燈也不見了。馬路上只有少數行人和幾輛汽車慢吞吞地移動著，好像半身陷在泥漿裡似的。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大部分出租汽車司機，寧肯找一處蔭涼的地方停下車來休息。

　　若若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區的大街上，當出租汽車到達解放大道，他告訴司機停車讓他下車。司機們是完全遵照顧客的要求的。他們想，這些外國人可能在哪兒有他自己的汽車停著，所以寧願在這麼熱的時候下車走幾步路。

　　科瓦爾斯基注視著出租汽車掉頭進城，直到不見蹤影為止。他向路旁咖啡館的侍者問清楚紙上寫的那條街道。這條街上的房子看起來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來做車站的食品車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商亭了，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這也就足以說明他們家為什麼日趨興旺了。讓西爾維在這一帶長大當然比在碼頭附近強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兒，一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那些荒唐念頭時，科瓦爾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臺階下停了步。若若在電話裡說了些什麼，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階，站在公寓門廳裡。這裡有兩排信箱，他看到「格爾茨鮑斯基二十三號」，因為就在上一層樓，所以他決定從樓梯走上去。

　　二十三號的一扇門同其他房間一樣，門口有一個電鈴，下面的名卡插內，有一張白的小卡片，上面印著格爾茨鮑斯基的名字。門是在走廊盡頭，左右是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

　　當他按電鈴時，門打開了。就在這一瞬間，有人把一根棒子揮起打在他的腦門上。

　　這一下打破了他腦袋上的表皮。因為皮下是頭蓋骨，棒子就一下子彈了回去。

　　這時兩邊的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門從裡面打開，幾個人蜂擁而出。

　　這一切都是在半秒鐘的時間內發生的。科瓦爾斯基被包圍了。雖然科瓦爾斯基在很多情況下反應很慢，但面臨這樣的處境，他很清楚：必須進行戰鬥。

　　在狹窄的走廊裡，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沒有用武之地。由於他個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頭部以前，沒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現在他頭上的血滴下來，流過他的眼睛。他辨認出有兩個人在他面前的門口；在他的兩旁還各有兩個人。他迫切需要活動的地方，因此他衝進了二十三號房間。

　　這一衝使他面前的那個人蹣跚地向後直退；他背後的人也都跟了進去。有好幾雙手拉住他的衣領和衣服。他在房間裡掏出腋下的自動手槍，掉轉身向門口開了一槍。正在這時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槍口隨著向下傾斜。

　　有一個特工讓子彈打碎了膝蓋，尖叫一聲倒了下去。與此同時他手裡的槍也給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覺。緊接著五個人一起撲到他身上來把他掀倒在地。整個打鬥不過三分鐘時間。一位醫生後來估計，在他最後失去知覺以前，他的頭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襲擊總共有十二下。他的一隻耳朵有一塊肉給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臉孔看起來像一個深紅色的面具。

　　他的還手主要是一種本能反應行動。有兩次他幾乎抓到他的手槍，直到後來有人飛起一腳把它踢到起居間的另一頭去了。到最後他臉朝下倒下去時，打手中只剩下三個人還站在那裡用腳踢他。

　　幾個特工踢打完後，這個高大的軀體躺在地上毫無知覺，只有從裂了口子的頭皮上不停地流淌出來的鮮血說明他還是活著的；那三個沒有給打垮的人退後站著，惡狠狠地咒罵，胸膛一起一伏地喘著氣。至於其餘的人中，那個腿上中了一槍的斜倚著靠門的牆，臉色蒼白，沾滿鮮血的雙手捂著受傷的膝頭，從灰白的嘴唇裡發出一連串汙穢難聽的髒話；另一個人雙膝跪在地上，緩慢地前後搖晃著，一隻手深深地捂著被打破的腹股溝；最後一個人面孔向下躺在離波蘭人不遠的地毯上，左太陽穴青腫，變了顏色，因為科瓦爾斯基致命的一擊不偏不倚打了他個正著。

　　這群人的頭頭把科瓦爾斯基背向下翻過來，撥開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後走到窗前電話邊，撥了個市內的號碼，等著。

　　他還在喘著氣時，電話裡有人答話了。他告訴另一頭的接話人：「我們抓到他了……廝打嗎？當然，他拼命地廝打……他開了一槍，格裡尼傷了一個膝蓋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彈，而維塞特則暈過去了，渾身冰涼……什麼？對，波蘭人活著，這不是命令麼？要不然我們不會讓他打得這麼慘……啊，他也受傷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覺了……喂，我們不是要一隻盛生菜的籃子，我們是要兩輛救護車。要快一點！」

　　他放下了聽筒，漫無對象地嘟噥了一聲「媽的」，這是全世界操各種語言的人共同罵人的話。房間裡到處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實上也只有當柴燒了。

　　他們原先都以為波蘭人會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間沒有擺一件家具。結果這就礙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爾斯基扔過來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見鬼的波蘭人，他在想，領導辦公室的那些笨蛋們沒有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十五分鐘後兩部雪鐵龍救護車來到公寓門口，醫生跑上樓來，花了五分鐘的時間，仔細地檢查了科瓦爾斯基，最後他把這個失去知覺的人的袖子捲起，給他打了一針。

　　當兩個抬擔架的人把科瓦爾斯基抬到電梯口時，醫生又轉身向著受傷的科西嘉人，他看到牆邊周圍全是血，知道他受傷很重。

　　他把受傷人的手從膝蓋拿開，檢查了一下說：「用嗎啡，然後送醫院。我準備給你打一針，在這裡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論怎樣，我的孩子，你幹這個行當的時代是要結束了。」

　　在打針的時候，格裡尼又是一連串的罵娘。

　　維塞特坐在地上，兩手抱住了頭，臉上好像沒有表情。卡普蒂現在筆直地靠牆坐著，好像只想作嘔。他的兩個同夥夾住他的雙肩架著他一拐一拐地從房內走到走廊。當第二輛救護車中的擔架把不能動彈的格裡尼抬走後，為首的那個人把維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過道裡，回頭看看那亂七八糟的房間，醫生站在他旁邊。

　　「咳，真是一團糟。」醫生說。

　　「當地的警察們會來清理乾淨的。」為首的人說，「這是他們該死的公寓。」

　　他關好了房門，看見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房門還開著，這裡面的東西都沒有動，他就把兩扇門都關好了。

　　醫生問：「這兒沒有鄰居嗎？」

　　「沒有鄰居。」科西嘉人說，「我們占用了整個樓層。」

　　醫生走在前面，他幫著把仍然昏迷的維塞特抬下樓梯，走向停著的車子。

　　十二小時以後，當救護車飛快地在法國國土上跑了好遠一段路程之後，科瓦爾斯基現在躺在一張輕便床上，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營房的地下室裡。房間裡當然是白粉刷的牆，又髒又黴，跟所有的監獄牢房都一樣，這裡刻寫著一些穢語，那裡塗抹著一些禱文。房裡又熱又悶，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氣味。波蘭人面孔向上躺在一個窄小的鐵床上，床腳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的。床上除了一塊淡棕色墊子和捲在他頭下的毯子外，可說是別無他物。兩條結實的皮帶綁著他的兩踝，還有兩條綁著他的大腿和兩隻手腕。一條皮帶橫捆著他的胸膛。他仍然毫無知覺，只是深沉而不規則地呼吸著。

　　面部的血汙洗淨了，耳朵和頭皮已經縫合。一條橡皮膏貼在被打破的鼻子上，從嘶嘶發響的張著的嘴裡，可以看見兩個門牙被打斷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臉上其他部位也青腫得很厲害。

　　在濃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處都隱約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腫塊，顯然是拳頭、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結果。右手腕包紮著繃帶和橡皮膏。

　　醫生檢查完畢，直起身來，把聽診器放回皮包裡。他回轉身向身後的人點了點頭，這個人就敲了敲門。門打開了，他們兩人走了出去。門又關上了，管監獄的人還插上兩道粗大的鋼門閂。

　　「真不知道你們是用什麼打他的，難道是從一輛特別快車上扔下來的？」醫生一邊走過通道一邊問。

　　「用了六個人才制服了他。」羅蘭上校說。

　　「哈，他們幹得可真夠厲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壯得像頭公牛，那他簡直完了。」

　　「只好這樣啊。」上校回答，「他毀了我的三個人。」

　　「這一場打鬥一定是夠凶的。」

　　「確實如此。那麼傷勢究竟怎麼樣呢？」

　　「用外行人的話說：可能右腕骨折──我還沒有用Ｘ光檢查，左耳、頭皮撕裂，鼻子被打碎。傷口和青腫多處，很多地方劃破以及青腫，有些內出血，這可能惡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會好起來。他的身體實在結實，我所憂慮的是頭部，腦震盪是肯定的，是輕微的或者是嚴重的就不好說了。看不出來頭蓋骨受傷，雖然……這並不是你們的人無能，因為他的頭蓋骨硬得像塊石頭。不過你們如果不讓他靜養些時日，那麼腦震盪將會惡化。」

　　「我們需要問他幾個問題。」羅蘭上校看著夾在手指上點燃著的雪茄說。兩人從地下室走上階梯，到了監獄診療所的門口，都停了下來。醫生看著行動分局的頭頭，覺得有點討厭。

　　「我知道這是監獄，」醫生輕輕地說，「這是對付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監獄的醫生。在這個監獄裡，凡是關係到人們健康的問題，都是我應該管的事。從這兒往回走過去，走廊那邊──」他望著後面他們剛來的方向──「是你們的領域。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在那兒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但是我要說明：如果在那個人沒有復原以前，你們要用你們的方法開始『審問』，那麼他就會死的，或者會成為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

　　上校聽著醫生提出的忠告，無動於衷。

　　「要多久才能復原？」他問。

　　醫生聳聳肩說：「很難說，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許要過幾天，即使他醒過來，還不宜於審問──這是從醫療方面的角度說的。如果腦震盪很輕微，那也至少兩個星期才能審問。」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藥品吧？」上校輕輕地說。

　　「藥是有的，但是我不想開藥方。你可能拿得到這種藥品，但決不會是從我這裡得到的。不管怎麼說，他即使能對你說什麼，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可能說的是胡話，也可能清醒不過來。如果能清醒過來的話，也只能讓他自己恢復。現在用藥品只會使他變成白癡，對你和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他可能還要一個星期才能睜開眼睛，你最好還是等著吧。」

　　他說完轉身回診所去了。

　　但是醫生估計錯了。三天以後，科瓦爾斯基的眼睛睜開來了。

　　那是八月十日，這是第一次對他的審問，也是對他唯一的一次審問。

　　豺狼從布魯塞爾回來後，花了三天時間，為他即將到法國執行任務作最後的準備和安排。

　　他把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駕駛執照放在口袋裡，出門到汽車協會總部，以同樣的名字申請了一張國際駕駛執照。

　　他從專賣旅行用品的舊貨店裡，買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準備裝進去的東西，是為了可以假扮成丹麥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師。在整理行裝以前，他先把從哥本哈根買來的三件襯衫上有丹麥製的標記拆下來，換在從倫敦買來的牧師襯衫，硬領，以及黑色的牧師服裝上。除了這些衣服外，還有鞋子。襪子、內衣以及深灰色的輕質上衣，以便某一天可以化裝成為詹森牧師。在同一個衣箱裡，又把扮成美國大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衣服、運動鞋、襪子、褲子、汗衫還有一件風衣放了進去。

　　撕開衣箱的裡層，就在衣箱硬蓋的兩層皮革之間，塞進了兩張外國人的護照。

　　他可能有一天會扮成這兩個外國人。在已經裝滿衣服的衣箱內，最後放進去的東西是丹麥版的關於法國天主教堂的書，還有兩副眼鏡，一副化裝丹麥人、另一副則是化裝美國人時用的。他把兩套不同顏色的隱形眼鏡仔細地用薄紙包好，還有準備染髮用的東西。

　　第二隻衣箱裡放進他在巴黎舊貨市場買的法國設計和製造的鞋子、襪子、襯衫和褲子，還有長過膝蓋的舊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夾層裡，他塞進法國中年人安德烈．馬丁的假證件。這隻皮箱裡還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還要裝進一套細的鋼管，裡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槍和彈藥。

　　第三隻衣箱稍微小些，裝進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東西，其中有鞋子、襪子、內衣、襯衫、領帶、手帕以及三件精製的上衣。在這個皮箱的夾層內，有幾疊票面為十英鎊的鈔票，總數是一千英鎊。那是他從布魯塞爾回來時，從他自己的銀行存款中取出來的。

　　他把每個皮箱都仔細地鎖好，鑰匙套在他自己的鑰匙圈內。把淺灰色上衣洗過燙平，然後掛在公寓壁櫥的掛鉤上。胸口袋內是他的護照、駕駛執照和國際駕駛執照，還有一疊鈔票，大概有一百英鎊現款。

　　最後一件行李是一隻輕巧的手提袋，裡面裝了刮臉用具、睡衣、海綿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後買的一些東西──一副用精織的帶子製的輕質吊帶，一袋兩磅裝的石膏，幾卷粗織的軟麻布繃帶，半打卷裝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鈍但很結實的羊毛剪。

　　這個手提袋將作為隨身的行李，根據他的經驗，在通過機場海關檢查時，檢查員很少會突然要求檢查一隻手提的公文包的。

　　採購與裝箱完成之後，他的計畫工作也接近於完成了。偽裝成佩爾．詹森牧師或馬蒂．舒爾勃格，這在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橫生，必須放棄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對他的計畫卻是至關重要的，很可能其他兩種身份根本不會用到。萬一真是如此的話，任務完成後整隻衣箱可以棄置在什麼行李寄存處，事實上他也再不會用到這些東西了。進入法國時他有三隻衣箱和一個手提袋，他估計離開時只須攜帶一隻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絕不會再多了。

　　當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就停下來等待兩個通知，以便決定他出發的時間。一個是巴黎的電話號碼，他能通過這個電話，及時了解關於法國總統周圍安全保工實際力量的情況。另一個是邁耶先生從蘇黎士寫來的通知單，告訴他二十五萬美元已經存進了他的銀行賬戶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時候，在他的公寓裡，來回地練習跛子走路的姿勢。經過兩天時間的實踐，他對於自己裝成跛子走路已經完全滿意了，任何人都會認為他的腿或者腳脖子受了傷。

　　他等待的第一個通知是八月九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蓋著羅馬的郵戳，信上說：「你可以用莫里托爾五九○一與你的朋友接觸，用『這裡是豺狼』幾個字介紹你自己。回答你的話是：『這是瓦爾米，祝你幸運。』」

　　一直到十一日早晨，蘇黎士的來信收到了。當他打開信看到了那個好消息後，真是笑逐顏開。他認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還活著，他將是一個很有錢的富翁。假如他將要進行的工作獲得成功，他將更有錢。他毫不懷疑他一定能成功，這個機會是不會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來的時間打電話預訂飛機票，決定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早晨動身。

　　地下室裡除了桌子後面五個人的深沉而有節制的呼吸外，顯得一片寂靜；桌子前面綁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發出粗聲粗氣的哮喘聲。無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說不清楚牆壁是什麼顏色，整個地方只有一片燈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這是一盞平常供閱讀用的檯燈，但是燈泡的度數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熱度。

　　燈夾在桌子的左手邊上，燈罩是可以調節的，現在直射在六英呎外的椅上。

　　部分光線照在斑駁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這兒有幾隻手或手腕，那兒只看到幾隻手指，以及用手指夾住的香煙，一縷縷青煙冉冉上升。

　　檯燈的光線是那麼亮，對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後面並排坐著的五個人的肩膀和身體，對犯人來說是看不見的。他要想看見審訊者的唯一的辦法是離開座位，走到旁邊去，避開燈光，不讓燈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這樣才能看出審訊者們上半身的輪廓。

　　對犯人來說，這是辦不到的。

　　綁帶把他的兩條小腿牢牢地綁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後腿，都是用Ｌ形的鋼支架固定在地面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樣用綁帶牢牢地綁緊在扶手上。另一個帶子圍住他的腰部，還有一根帶子則圍住他長滿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帶子都滲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幾隻手外，幾乎全是空的。只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條小槽，上面鑲著一片黃銅，在一側刻有字。在小槽中間，突出一個小的黃銅手柄端部用膠木包住，這隻小手柄，能在槽內前後上下地移動。此外，還有一個開關。坐在桌子左邊上的人用一隻右手握住這隻手柄，可以看得見手背上有很細的黑毛在跳動。

　　桌子下面有兩股電線：一股接通開關，另一股則接通電源控制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腳邊地上的變壓器。從這裡有一股粗的膠皮電纜連接在牆上配電盤的插座上。

　　在審訊者的後面，地下室後牆跟前的角落裡，有一個人坐在木桌前面，面對著牆壁，在他前面放著一套錄音機。有一支很小的綠燈亮著，雖然錄音機的卷軸並沒有動。

　　除掉呼吸聲外，地下室內非常寂靜。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捲起，他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裡的氣味幾乎使人窒息，充滿著汗水、鐵鏽、發黴、煙草以及人們排出來的各種臭味。僅僅是後者，已足夠使人噁心，即使最強壯的人也忍不住，更何況還有恐懼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間的終於說話了，語調很文明、和善並帶些誘騙的味道。

　　「聽著，我可憐的維克托，你一定得告訴我們。雖然不一定現在就說，但是最後你一定會說的。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們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你以為羅丹不許你說嗎？即使他在這兒的話也會命令你告訴我們的。他對這裡的玩意兒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會告訴我們的。怎樣才能使你減輕痛苦，這你自己知道，他們到最後還是會說出來的。懂嗎？維克托，沒有一個人能支撐到底的，那麼你為什麼現在不說呢？說出來以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沒有人再來打擾你了……」

　　椅子裡的人抬起滿臉傷痕的臉向著燈光，臉上的汗閃閃發亮。他兩眼緊閉，究竟是由於在馬賽給科西嘉人腳踢的大塊青腫所致，還是由於燈光的關係，誰也無法確定。這副面孔對著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會兒，嘴巴張開好像要說話。一小堆嘔吐物從嘴裡湧出來，滴滴答答地掛在胸前，流到他膝間的一攤嘔吐物中。頭又耷拉下來直到下巴接觸到胸部。與此同時，一頭蓬鬆的亂發搖來搖去，似乎算作一種回答。

　　桌子後面的聲音又開始了。「維克托，聽我說，你是一個硬漢子。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已經打破我們這裡的記錄了。但即使這樣，你也是不能再堅持下去的，而我們卻能夠堅持。如果需要，我們可以讓你活著，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

　　「但是像過去那樣仁慈的大赦，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麼不說呢？現在是技術世界，有藥物，你是懂的。現在第三階段已經結束了，比這更好的待遇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麼還不說呢？我們明白你的想法，我們也知道肉體折磨是什麼滋味，而這些小夾鉗子它們不知道。這些小夾鉗子不可能懂得，它們還會繼續幹下去。你要告訴我們，他們在羅馬幹些什麼？他們在等待著什麼？」

　　他的大腦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搖來搖去。就好像他那閉著的眼睛在檢視一個又一個夾在他的乳頭上的小鉗子，或者那個唯一的大鉗子──那鋸齒般的齒緊夾在他的陰莖頭上。

　　說話的這個人的雙手平擺在面前的光線下，看上去細嫩、潔白、安閒。他又等了一會兒把一隻手從另一隻手那裡伸開，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則伸開，平攤在桌上。

　　在房間另一頭掌管開關的人用手把銅鈕從標尺上的二推到四的地方，然後把開關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間。

　　放在木桌面上的那隻手，把分開的手指收起來，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後把指尖指向下，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進行」的標誌。這樣，開關就把電流接通了。

　　椅子裡的那個人身上夾的金屬鉗子用電線連向開關，在輕微的嗡嗡聲中動起來了。一聲不響，椅子裡那個碩大的身軀好像是背後有隻無形的手在推動一般，猶如飄浮般地升起來了，腿和手腕都在擠著皮帶向外膨脹，直到皮革的襯墊都緊緊地嵌進肉裡和骨頭裡。那雙眼睛，由於周圍的肌肉浮腫，從醫學上來說是不可能看清東西的──現在也不管什麼醫學現象了，向外突出，鼓著盯視著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張著好像是吃驚似的，緊接著從肺部發出一聲鬼嚎般的嘶叫。叫過一聲後，就接連不斷地叫下去……

　　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下午四點十分時支撐不住了。錄音機繼續開著。

　　他開始談了，有點語無倫次，漫無邊際地一會兒抽泣一會兒尖叫，坐在當中的那個人以平靜的聲音和十分明確的語言，一句一句地提問：「為什麼他們在那裡，維克托……在那個旅館裡……羅丹、蒙克雷和卡松……他們怕什麼……他們曾去過什麼地方？維克托……他們見過誰……為什麼他們誰都沒有見？維克托……告訴我們，維克托……為什麼是羅馬……在羅馬以前呢？為什麼是維也納，維克托……維也納的什麼地方……哪一個旅館……他們為什麼要在那裡，維克托……」

　　科瓦爾斯基在五十分鐘以後不響了，他最後的一些胡言亂語在他又陷入昏迷時都給錄了下來，一直到他停止出聲。桌子後面的那個聲音仍在繼續，顯得更加溫和了，這樣持續了幾分鐘直到什麼回答都沒有了。然後中間的那個人給他的下屬一個命令，這一次訊問就算結束了。

　　錄音帶從盤子上取下來，用一部快車從古堡營房的地下室飛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動分局的辦公室裡。

　　午後耀眼的陽光，曾經使得巴黎的馬路很熾熱。待到金黃色的夕陽西下時，陽光逐漸暗淡，到了晚上九點鐘，路燈齊明了。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對的伴侶，沿著塞納河的岸邊緩慢地散步，手牽著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愛情和青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企圖留住它，好像永遠不能保持原來的那樣。在沿著岸邊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館，顯得非常熱鬧，顧客們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賀的，也有互相譏諷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維，有的道歉，還有的相互攻擊。可以說是無所不有，真是塞納河岸八月晚上的奇蹟。即使旅遊者們嘴裡說感到厭倦，卻還是照樣帶著鈔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門的一間小辦公室裡，卻絲毫沒有這種輕鬆的氣氛。一架錄音機在書桌上慢慢地旋轉，三個人環桌而坐。他們從下午一直幹到傍晚。一個人掌握著開關，不斷地根據第二個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帶。第二個人頭上帶著一副耳機，他皺起眉頭集中注意力，盡可能地從耳機中傳出的一片雜音中識別出有意義的字句來。

　　他嘴巴裡叼著一支香煙，升起來的藍色煙霧熏得他兩眼淌著淚水；每當他要重聽一遍時就打手勢向管機器的人示意。有時十秒鐘的一段錄音他要聽上六七次才點頭讓管機器的人繼續放下去，然後他就把這一段話背誦出來。

　　第三個人是一個年輕的金色頭髮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機前，等候聽音打字。

　　古堡營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問題在耳機中聽來清晰準確，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沒有條理了，也聽不太清楚。打字員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訪問記，問題都是從新的一行開始，前面冠以一個「問」字；回答總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宇。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後語，在意思完全連不上的地方用了許多頓點。

　　他們完工的時候已近午夜十二點了。雖然窗戶開著，但空氣裡還是充滿了藍色的煙霧，聞著活像一個火藥庫。

　　三個人僵硬疲乏地站起來，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著懶腰，舒展緊張的肌肉。其中有一個人走到電話機旁，要總機接通外線，撥了個電話號碼。那個帶耳機的人把耳機取下，把錄音帶捲到原來的盤上。打字員則把打字機上的最後一頁抽了出來，把夾在中間的複寫紙取出。一大疊打好字的紙張，按順序整理好，最上面的一份要送給羅蘭上校，第二份存檔，第三份攝製成微型膠卷，存放在主管部門，如果羅蘭認為需要，再分送出去。

　　羅蘭上校這時正在飯店內和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電話追蹤到了這家飯店。像往常一樣，這位看來很瀟灑很風流的單身漢，由於他本人的機智和漂亮，以及他對女士們的殷勤，在場的婦女們對他特別讚賞。當服務員請他接電話時，他表示歉意而離開座位。電話機就在櫃臺上，上校簡單地說了一聲「羅蘭」，並且等了一會兒，讓對方辨認出這是他本人在接電話。

　　然後羅蘭講了第一句話，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樣地說了一遍。一個旁聽者可能聽到電話裡說的是關於他正在修理的汽車已經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認為方便的時候取用。羅蘭上校向對方表示感謝後，回到餐桌上。五分鐘後，他用很禮貌的托辭提前告退，說他第二天早晨將起得很早，還要處理一件很麻煩的事，必須回去好好休息。十分鐘後，他駕駛著汽車飛快地通過市內仍然很擁擠的街道，駛向安靜的近郊的里拉門。他到達他的辦公室時，剛過凌晨一點鐘。他脫去那件深色潔淨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務員要了杯咖啡，便按電鈕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爾斯基的一份供詞與咖啡同時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這份二十六頁的文件，企圖抓住那發狂的外籍軍團人員所說的要點，中間有些語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緊皺眉頭，但是他從頭讀到尾，沒有停頓。

　　第二遍他讀得慢了一些，更仔細一些，對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讀第三遍時，他從文具盒裡拿出一支黑色的鋼筆，讀得更仔細了。他把西爾維、壞血病什麼的，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壞蛋、外籍軍團等字樣上，都畫上一條粗線，所有這些，他都已經知道，對它不感興趣。

　　他的許多胡言亂語都是有關西爾維的，有些是涉及一個名叫尤莉的女人的，這些對羅蘭來說毫無意義。把這些都刪去後，供詞就不超過六頁了。在其餘的段落裡，他希望能找到什麼有意義的東西。供詞裡有羅馬，三個頭頭是在羅馬的，反正他是知道這個的。可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已經提出過八次了，大體上說每次的答案都一樣？

　　顯然，他們不願意像阿古在二月份被綁架那樣也被綁架。羅蘭想這是自然的。在處理科瓦爾斯基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費時間？但有一個字這個外籍軍團人員曾經提起過兩次，或者毋寧說是咕噥過兩次，當他在回答這八個同樣的問題的時候。這個字就是「秘密」。是個形容詞嗎？他們在羅馬沒有什麼可稱為秘密的；或者是一個名詞，那麼這個秘密是什麼呢？

　　羅蘭從頭到尾反覆看了十次，然後又回到開始的地方。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人在羅馬，他們在那裡是因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綁架。

　　羅蘭譏諷地微笑著。他比紀博將軍知道得更清楚，羅丹是不會出於害怕而躲避開來的。如此看來他們是知道一項秘密的，是嗎？什麼秘密？看來事情是出自維也納，維也納這個詞出現過三次。可是最初認為他所說的一定是里昂以南二十英哩的維也納。現在看來可能是奧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國一個省裡的城市。

　　他們在維也納開了一個會。然後他們去了羅馬避難，怕的是在他們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綁架或審訊。這個秘密一定起源於維也納。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彈殼做的煙灰缸裡的香煙頭也在增加。當莫爾埃林蔭大道東邊可怕的工業郊區開始呈現出一條淡灰色的細線時，羅蘭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麼重要的內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三點鐘有電話告訴他科瓦爾斯基不能再回答提問，因為他已經死了。那麼那些漏掉的就永遠補不上去了嗎？也許這些漏掉的字句，夾雜在某些雜亂無章的答話中，因為犯人到了最後階段，身體已經不能支持，精神已經錯亂了。

　　羅蘭用鉛筆把那些撲朔迷離的東西摘抄下來。克萊斯特，有一個人叫克萊斯特。

　　科瓦爾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對這個字的發音是正確的，可是卻被法國的抄錄員拼寫錯了。羅蘭在戰爭年月裡學會了一點德語，把它改正了過來。是一個人名嗎？或者是一個地方？他打電話給總機，要他們找出維也納的電話簿，並從上面找一個名叫克萊斯特的人或地方。過了十分鐘，總機那邊有了回話來了。在維也納有兩個克萊斯特的電話號碼，都是私人的。還有兩個地方是這個名字：一個是男孩子上學的埃瓦爾德．克萊斯特小學，還有一個是在布魯克納大街的克萊斯特旅館。羅蘭把兩處地方都記了下來，並在克萊斯特旅館下面劃了線，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有好幾處科瓦爾斯基提到一個外國人，對於這個人他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有時他用法語的「好」來提到這個人；有時他又用「壞人」來稱呼他。早晨五點剛過，羅蘭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帶和錄音機，然後花了一個小時來聽它。當他最後把錄音機關掉後，他平靜地對自己責罵了一陣。他拿起一支鉛筆對供詞的抄稿作了幾處修改。

　　科瓦爾斯基講到外國人時說的「好」，並不是「好」，而是「黃」，表示黃頭髮的意思；而記下來的「壞人」，實際上是「殺人」，這是因為他的嘴唇碎裂，無法發出正確的聲音。

　　這項工作從這裡開始，再聯繫到科瓦爾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語句的意義，就容易明白了。本來在出現豺狼（殺人者）這個字的時候，是被羅蘭刪去的。因為他認為這是科瓦爾斯基對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種侮辱之詞，而現在卻有一種新的意義了。這是一個淺黃頭髮殺人者的綽號，他是一個外國人。他們三個頭頭在去羅馬嚴密地保護起來以前，是在維也納的克萊斯特公寓曾與這個人會晤過。

　　現在羅蘭搞清楚了為什麼前八個星期以來在法國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銀行和珠寶店搶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國。

　　這個淺黃色頭髮的人，不管他是誰，顯然是要錢才為「秘密軍隊組織」幹活的。

　　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這樣多的錢。顯然這個淺黃色頭髮的人並不是被找來解決一件匪幫格鬥的任務的。

　　到早晨九點鐘，羅蘭打電話給他的通訊辦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員，跨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慣例，發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給保安總局駐維也納辦事處，雖然按照常規維也納是屬於三處，即西歐處的轄區的。然後他把科瓦爾斯基的每份供詞都收攏來，一齊鎖在他的保險櫃裡。最後他坐下來寫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只有一個收件人，上面標著「絕密」。

　　他仔細地用正楷書寫這份報告，扼要地講明這次行動是根據他個人的動議並由他親自布置來逮捕科瓦爾斯基的；報告敘述了此人被誘進圈套，誤信一個他親近的人因病入院，結果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就回到了馬賽，被行動分局特工人員捕獲；又簡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動分局特工人員審問的記錄以及他所作的雜亂的供詞。報告裡明明白白地指出，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曾拒捕並打傷兩個特工人員，在企圖自殺時自己也受了傷，在他被制服後不得不送去住院。他的供詞是在病床上作的。

　　報告的其餘部分，是大量的供詞和羅蘭對它的解釋。他寫完報告後稍停了一下，審視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頂，在東方的朝陽照射下像是鍍了金似的。羅蘭是有聲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過分地敘述他經辦的案件，也不能作誇大的結論。他小心細緻地寫好最後一段。

　　『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刻，以確認這個陰謀的存在為目的的審問還正在進行。無論如何，如果審問的內容屬實，則根據我的看法，上述獲得的情報構成一個極危險的陰謀，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謀劃危害法國總統的生命。如果陰謀如上所述確實存在，如果某個外國出生的、秘密代號為豺狼的刺客已在謀劃危害總統的生命，甚至現在正準備執行此計畫時，那麼我有義務通知您，在我看來我們面臨一個全國範圍的緊急狀態。』

　　非常不尋常的是，羅蘭上校還親自打出報告的最後清樣，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裡，寫上地址，蓋上特工機構最高保密級的印記。最後他燒掉他用正楷寫在大頁書寫紙上的原稿；在他辦公室一角的小間裡有一個小洗手盆，他把紙灰從水管裡沖了下去。

　　當他做完這一切以後，就洗手洗臉。他擦乾後望著洗臉盆上面的鏡子，那張朝他望著的臉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俊俏。這張在年輕時曾經是那麼漂亮，而且在成年後仍舊那麼吸引著婦女的臉蛋兒，已經顯露出中年時期所具有疲勞和緊張。鼻子兩側各有一條皺紋，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圍好像永遠有兩道黑圈；雙鬢顯得已經斑白了。他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他把人們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殺人；他把人們送進地下室，並使用各種手段讓他們在地下室裡嚎叫。他在這方面的經歷太多、知識也太豐富了。

　　這就使得這個五十四歲的行動分局首腦的面貌，遠遠地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如果多看他一會兒，他的面貌和單純的農民實際上沒有什麼差異。

　　「到今年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崗位了。」回頭看著鏡子裡的這張臉，的確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應該簡單的辭職呢？或許這張臉比他心裡要說的更清楚。經過若干年以後，人就無法自拔了。一個人原來幹什麼，那麼他的餘年仍然是幹什麼。回想從抵抗運動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總局，最後到了行動分局，在這些年代裡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對著鏡子裡的面孔提問。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是見鬼的是法國哪裡管你這些呢？鏡子裡的面孔也凝望著鏡子外的面孔，相對無言。因為兩者都知道答案該是什麼。

　　羅蘭上校命令一個騎摩托車的信差到他的辦公室向他本人報到。他還要了煎雞蛋、麵包卷和黃油，另外還要了更多的咖啡，不過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為頭痛，還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給了信差，並對他作了吩咐。

　　吃完雞蛋和麵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著窗子的窗臺上去喝，這是面向著巴黎的那一角落。跨過好幾英哩鱗次櫛比的屋頂，他可以遠眺到聖母院的塔尖，而且透過塞納河上熱天的晨霧，還能遙望到更遠的艾菲爾鐵塔。

　　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早晨九點，城裡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也許有人在咒罵這個穿著黑色皮革上衣的騎摩托車的人呢？因為他把警報器按個不停，在車子行列中穿來穿去，向第八區疾駛。

　　羅蘭在想，放在騎摩托車的信差屁股後面信袋裡的信件中所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呢，他到年底時能不能安穩地退休恐怕就取決於此了。

　　九

　　那天午前，法國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坐在辦公桌前憂鬱地望著窗外灑滿了陽光的圓形庭院。庭院的出口處有兩扇裝飾著法蘭西共和國國徽的鐵門，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廣場。從郊區公路和馬利尼大道來的車流，按照站在廣場中央的交警的指揮，圍繞著廣場川流不息地行駛著。

　　從米羅梅尼大道和索賽路駛向廣場的車流，同樣地按照交警的指揮通過廣場。

　　這位交通警察像一個鬥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來的車流，當做一隻隻大公牛引來引去。他是那麼安詳、沉著，既莊嚴又老練。他那種有秩序的單純的動作，以及他執行任務時充滿著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內政部長的羨慕。

　　在內政部門口，有兩個衛兵在欣賞著他們的夥伴們在廣場中指揮車流的藝術。

　　他們站在八月炎熱的太陽下，背上背著手提機關槍，從兩扇鐵門裡望著外面的世界，保護著內政部，以免遭到外來的狂熱分子的侵襲。他們每月領取固定的工資，職業也有保證。內政部長對他們那種單調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羨慕不已。

　　他聽到背後有紙張沙沙作響，於是掉過轉椅來面向著辦公桌。桌前那個人合上檔案夾，然後恭恭敬敬地把它擺在部長面前的桌上。兩個人彼此對望著一聲不響，只有對著門的壁爐架上鍍金的鐘的嘀嗒聲和外面波伏廣場上車輛的喧囂聲打破了寂靜。

　　「喂，你認為怎麼樣？」

　　讓．杜克勒是戴高樂總統警衛隊隊長，他是法國精通一切保衛問題的最卓著的專家之一，特別是在保衛個人安全防止暗殺方面最有專長。這就是他擔任這項工作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有六件謀殺法國總統的陰謀都在執行中失敗或在準備過程中就被揭露了。

　　「羅蘭是對的，有道理。」他最後說。他的話語很平靜，不動感情，斬釘截鐵。

　　他好像是在判斷一場要進行的足球賽，預測其結果似的。「如果他所說的情報屬實，這一陰謀的危險性將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局外人，單槍匹馬，根本不和任何人接觸或交往，那麼，全法國保安機關的整個檔案系統，和打進「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部特工人員將全都變得無能為力了。而且，那是一個職業刺客。

　　正像羅蘭所說的，那是……「他翻到行動分局局長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大聲讀道：「人們所能想像的『一個最危險的陰謀』。」

　　羅傑．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鐵灰色頭髮，又轉過去向著窗戶。他這個人是不容易發怒的，可是在這八月十一日上午他卻被觸怒了。多少年來他是夏爾．戴高樂的事業的忠實追隨者；除了表面上顯得富有才智並且溫文爾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漢子，這種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長的席位。那雙聰慧的藍眼睛既溫柔動人，又冷酷無情，堅實的胸膛和肩膀充滿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歡有權力的男人的婦女為之心儀。可是今天，在羅傑．弗雷伊的臉上，那親切的微笑已經看不見了。

　　以前，戴高樂派為了生存，要對付美國的敵視者、英國的異己者、吉羅德黨的野心，以及共產黨的殘暴，他學會了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戰鬥。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獲得了勝利。在十八年中他們所追隨的那個人，兩次從流亡中回來，回到法國的最高職位上。但在最近兩年內，戰鬥又開始了。這次他所對付的人是兩次幫助過這位將軍重新掌握政權的軍人們。就在幾分鐘以前，這位部長還曾想過最後的鬥爭已經接近尾聲了，他認為他們的敵人已經陷入到虛弱而無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現在，他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一個瘦弱而發狂的上校，在羅馬布置了一個計畫，打算殺害戴高樂，繼而摧毀這座巍峨的大廈。

　　很多國家的制度，使得在一個總統去世或一個國王放棄皇位以後，能安全度過難關。就像幾年前的英國以及美國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種情況。但是羅傑．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九六三年法國的制度卻沒有這種可能。因此，如果法國總統去世，其後果只能帶來兵變和內戰。

　　他繼續望著窗外的庭院，說：「必須通知總統本人。」

　　站在那兒的警官沒有回答他。這就是作為技術人員的有利條件之一，你只要把你的職務幹好就行了，至於對重大問題的決定，讓那些掙高薪有職權的人去擔當吧。

　　他絲毫無意自告奮勇地去告訴部長怎麼做。

　　部長回過頭來看著他。

　　他說：「好的，部長先生，我打算今天下午找個機會向總統彙報。」說話的聲音簡捷利落。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用說，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直到我把情況向總統說明，並由他做出決定如何來處理以後。」

　　杜克勒站起身來走了出去。走過廣場，又走了大約一百米路，到了愛麗舍宮大門口。內政部長的辦公室裡只剩下部長一個人了。他翻開放在他面前的卷宗夾子，又開始慢慢地讀了一遍。他毫不懷疑羅蘭的估計是正確的。而且杜克勒的意見，使他沒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危險不僅存在著，而且是很嚴重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一定得讓總統知道。

　　他不耐煩地按了一下在他面前的對講機的按鈕。

　　他對準話筒說：「給我接通愛麗舍宮秘書長的電話。」一分鐘後，在他的對講機旁的鈴聲響起來了。他拿起電話，聽了一秒鐘。「請找福卡樂先生。」又等了一會兒，這位法國最有權威者之一的人用柔和的聲音來接電話。羅傑．弗雷伊簡單扼要地說明他需要什麼而且為什麼。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需要安排一下，我可以等待，請你儘快地打電話告訴我。」

　　一小時內，電話來了。約會定在當天下午四點鐘，等總統睡過午覺後。就在這一瞬間，內政部長的頭腦裡忽然想到，在他面前的緊急文件比總統的午睡更為重要，但他像每一個在總統身邊工作的人一樣，仍然沒有提出反對的不同意見。他很清楚地知道和這位輕言慢語的公職人員頂嘴是不明智的，總統無時無刻不聽他的話，而且他有一套私下的機密情報的檔案系統，對其內容人們雖不了解，但卻十分畏懼。

　　這天下午三點四十分，豺狼在柯曾街的克寧漢飯店，吃完一份倫敦海味食品中最為美味和最昂貴的午餐後，走到街上。他在南奧德利大街上漫步，很可能他要過一段時期才能回來，這是他在倫敦的最後一次午餐，因而他有充分理由要為自己慶賀一番。

　　就在同一時間，一輛黑色ＤＳ十九型雪鐵龍轎車從法國內政部大門口出來，開進波伏廣場；在廣場中心的警察聽到鐵門口的同伴大聲叫喊的預告後，攔住廣場所有的車輛，讓轎車通過，並舉手致敬。

　　這輛雪鐵龍車開出一百多米，來到愛麗舍宮的灰色石頭門廊前。這裡站崗的警衛士兵也由於聽到招呼而攔阻了其他交通車輛，讓這部汽車有回旋的餘地，從極其狹窄的拱門通過。門廊前左右兩個崗哨前站崗的兩個共和國警衛「唰」地把戴著白手套的手橫向槍的彈盤前致敬，部長的車進入了總統府的前院。

　　在門廊的拱門前，有一條低懸著的鎖鏈，擋住車子，值班的警官──杜克勒的一個部下，很快地向車裡張望了一下。他向部長點點頭，部長也點頭作答。警官一示意，鎖鏈落在地上，雪鐵龍車從上面嘎嘎地開過去。穿過一百英呎的褐色礫石路就是總統府的正面了。司機把車子轉向右面，以反時針方向繞過庭院，在門前六級花崗岩臺階前停了車，讓他的主人下來。

　　門口有兩個掛著銀鏈條穿著黑色禮服的接待員，其中的一個打開門。部長下了車，上了臺階，在厚玻璃門前受到為首的接待員的迎接。兩人很正式地互致問候，然後部長跟著接待員進了裡邊。前廳裡巨大的枝形吊燈用鍍金的鏈子懸掛著從天花板高高垂下。他們在這裡等了一下，接待員用門左邊的大理石桌面上的電話簡短地聯繫了一下。他放下電話，轉向部長，微微一笑，然後，以他那一貫從容不迫的步伐順著左面的鋪著地毯的花崗石樓梯拾級而上。

　　到達二樓，他們來到寬而短的樓道，向下望去，就是門廳。接待員在樓廳左首的門上輕輕地扣門，等聽到裡面有人輕輕地說「請進」後，接待員慢慢地把門打開，站在一邊，讓內政部長進去，然後把門輕輕地關上，照常下樓回到前廳。

　　在客廳較遠的一邊，朝南有幾扇很大的窗子，太陽光直射進來，把地毯也曬暖和了。有一扇落地玻璃門向外開著，從宮殿的花園裡，傳來鴿子在樹叢中咕咕的叫聲。離宮殿約五百米的愛麗舍大街上汽車來往的聲音，被茂盛而濃密的菩提樹和山毛櫸樹擋住了，以致外面傳來的車輛往來的聲音，比鴿子的叫聲還要輕。像平常一樣，當弗雷伊先生進入愛麗舍宮這間面南的房子時，他這位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的人，好像走進了一座鄉間的古堡裡。他知道總統是熱愛鄉村的。

　　這天的副官是塔賽爾上校，他從桌子後面站了起來。

　　「部長先生……」

　　「上校……」弗雷伊轉向客廳左面關著的裝有金色門把手的門口問道，「總統可以接見我嗎？」

　　「當然可以，部長先生。」塔賽爾走過去，輕輕地敲門，然後開了半扇門，站在門口說：「總統先生，內政部長來了。」

　　裡面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塔賽爾轉過身向部長微笑著，羅傑．弗雷伊就走進總統的私人房間。

　　這間房子裡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他經常在想，這間房子與住在這間房裡的人，好像不怎麼相稱。右邊是高而大的三扇窗子，像外面的客廳一樣，通過窗口也可以看到花園。在這書房裡，也有一扇窗子開著，雖然剛才從客廳走過門口時，從花園裡傳來的鴿子的咕咕叫聲有點減弱，但是到了這間書房裡，聲音又聽得見了。

　　在那些菩提樹和山毛櫸樹下，靜靜地埋伏著手持自動步槍的警衛人員。這些人的槍法都是百發百中的。但他們中如果有一個人被二樓窗內的那個人發覺的話，那麼麻煩就來了；如果所採取的安全措施被他發現是干擾了他的私生活，就會使他憤怒。這件事使杜克勒感到責任重大，因而沒有一個人羨慕他這個保護總統安全的工作。總統認為對他本人採取任何形式的保衛措施，都是對他的一種蔑視，使他非常不高興。

　　房間的左側靠牆有一排書櫃。書櫃前有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桌子，上面擺著一隻路易十四時代的鐘。地板上鋪著的地毯是一六一五年在夏樂特皇家地毯工廠編織的「肥皂廠地毯」。總統曾經告訴他說，這個廠在織地毯以前，原來是個肥皂廠，因此生產的地毯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這個房間裡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儉樸的，沒有一件不是莊嚴的，也沒有一件不是風趣的。全部的陳設幾乎沒有一件不顯示出法蘭西的偉大。羅傑．弗雷伊想；這還應該包括坐在桌子後面的那個人。他現在開始站起來，用他平時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向弗雷伊問候。

　　內政部長回憶起駐巴黎的英國首席記者哈羅德．金，他是戴高樂私人摯友中唯一的一個盎格魯薩克遜人。他曾經向部長談起過這位總統的言談舉止，說他不像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人。從那以後，弗雷伊在每一次遇見總統時，沒有辦法想像這個穿著講究的高個子，同旁人一樣對他的下屬能待以尊敬和有禮貌。他曾這樣期望過，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也不能忘記，有那麼幾次，這位可尊敬的老人，真的被他所不喜歡的事激怒的時候，他就大發脾氣，用士兵們在營房裡講的那些粗魯的話罵人，使他周圍的人或內閣成員目瞪口呆。安全工作與總統的不高興，可以說是連在一起的，因而當弗雷伊想到他手提包內帶來的文件，以及即將提出的要求時，他幾乎要發抖了。

　　「我親愛的弗雷伊。」

　　這個穿深灰色上衣的高個兒，從他經常坐的那張大書桌後面站起來，走到桌子邊上伸出手來表示歡迎。

　　「尊敬的總統先生。」他握住伸出來的手。至少從外表看來總統情緒還不錯。

　　辦公桌前有兩把以第一帝國時期的博韋織錦罩著的靠背椅。他給讓坐在其中的一把上。戴高樂把作為主人應盡的義務完成後，回到他那一邊背牆坐下。他靠在椅背上，雙手的指尖擺在面前光滑的桌面上。

　　「親愛的弗雷伊，我聽說你有緊急事務要見我。好，你有什麼事要說呢？」

　　羅傑．弗雷伊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前來的原因。他知道戴高樂是不喜歡喋喋不休的；當然他自己的長篇講話不在此例，不過他也只有在作公開演講時才如此。在私下裡他是喜歡長話短說的，當他的幾個比較愛囉嗦的屬下發現這一點後，他們不禁感到有些惶惶然。

　　他在說話的過程中，桌子後面的這個人顯而易見地變得僵硬起來了。他愈來愈向後靠，好像在不停地往上長。他從鼻尖下盯視著這位部長，好像這個一直可以信賴的屬下突然給他的書房中帶來了什麼惹人討厭的東西似的。不過，羅傑．弗雷伊知道在五米之外他面孔在總統眼裡便模糊不清了。總統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眼睛近視，因此除了讀講稿之外，在公共場合他是絕不戴眼鏡的。

　　內政部長結束了他的獨白，也不過用了一分鐘光景，提到了羅蘭和杜克勒的評論，最後以「我公事包裡有羅蘭的報告」做結束語。

　　總統沒有說一句話，把手伸過桌子來。弗雷伊把報告從公事包中取出，交到總統手裡。

　　夏爾．戴高樂從上衣袋裡掏出閱讀用的眼鏡戴上，然後把文件攤開在書桌上，開始閱讀。

　　這時花園裡的鴿子停止了叫聲，好像知道現在不是叫的時候。羅傑．弗雷伊注視著窗外的樹，然後望著桌子上吸墨紙旁邊的黃銅檯燈。它是一座很漂亮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朱紅色的燭臺改裝成的檯燈，在總統五年的任職期內，有幾千個小時，它都立在桌子上，照亮著數不盡的國家文件。

　　戴高樂將軍讀得很快，只花了三分鐘，就把羅蘭的報告讀完了。他很仔細地合上文件夾，把手放在上面，然後問：「好，我親愛的弗雷伊，你打算要我做什麼？」

　　羅傑．弗雷伊第二次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他用最簡單明了的詞句像背誦似地向總統報告。他兩次用這句話：「根據我的觀點，總統先生，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消除這個威脅……」他只用了三十三秒鐘時間，甚至用了「為了法國的利益」這樣的話。

　　總統打斷了他的話，他那響亮的聲音提到法國這個字的時候，好像這是至高無上的，他認為在他的這個時代，沒有其他可與之比擬的。

　　「親愛的弗雷伊，法國的利益是不能讓人看見法國總統被一個可恥的被雇用的刺客的威脅嚇得畏縮不前，而且……」他停了一會兒，他對這個不知姓名的暗殺者很蔑視──「還是一個外國人。」

　　羅傑．弗雷伊發覺他束手無策了。將軍並沒有像內政部長所擔心的那樣發脾氣。

　　他開始清晰、準確地講話，他不願讓他的聽話者對他的意圖有絲毫模糊不清之處。

　　當他說話時有些詞句傳到窗戶外面，塔賽爾上校也聽見了。

　　「法國不應當接受……把尊嚴和偉大屈從於一個……一個豺狼的可恥的威脅。」

　　兩分鐘後，羅傑．弗雷伊離開總統那裡。他嚴肅地向塔賽爾上校點了點頭，通過禮儀大廳的門走了出去，下了樓梯走到前廳。

　　為首的接待員陪著部長走下石級，坐進等待著的雪鐵龍汽車，並且看著部長乘車而去，他不禁想到：「這個人一定又帶走了苦惱和難題，我是經常看見的。不知道這位老年人對他說了些什麼。」由於他是首席接待員，他在這裡已服務了二十年，對這種情形已是司空見慣，因此他的臉部就像愛麗舍宮的宮牆一樣始終保持著平靜。

　　「不，不能那樣幹，總統在這一點上的意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羅傑．弗雷伊從他辦公室的窗口轉過身來，看著那個聽他講話的人。當他從愛麗舍宮回來後，幾分鐘內，他就召來了他的秘書長亞歷山大．桑根納蒂。他是科西嘉人，是另一個狂熱的戴高樂派的鐵腕人物。這個人在過去兩年內，由於內政部長委派他做了很多關於法國安全方面的具體工作，他根據受惠者的個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權利的變化靈活處理，從而樹立了他的尊敬和名望。

　　由於他毫不猶豫地出動了共和國保安部隊、抗暴部隊以及四萬五千名準軍事部隊，用有效的戰略戰術對付不論左派或右派的上街遊行示威，使極左派既怕他又恨他。

　　共產黨人也叫他法西斯，雖然他所採取的維護公共秩序的措施，使人想起可能是鐵幕以外對工人階級所採取的最文明措施。

　　極右分子也同樣地不喜歡他，因為他壓制民主和民權，但更為可能的是因為他在維持公共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右翼分子長期以來本想由他們來保持這種公共秩序，以便使他們自己揚名。

　　群眾也普遍地不喜歡他，因為嚴酷的法令都是從他的辦公室發出來的。根據這些給群眾造成不便的法令，大街上設置了柵欄，最主要的交叉路口要檢查身份證，主要道路上布置了路障，並大肆宣揚年輕的示威者被共和國保安部隊用警棒打翻在地的照片。

　　新聞界已經把他稱為「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專家」，而且除了發行量比較小的戴高樂派報紙外，無不對他進行謾罵。他作為法國挨罵最多的人即便肚子裡有氣，也沒辦法去躲起來。他個人信奉的神是被供奉在愛麗舍宮的一間辦公室裡的，而在這個宗教裡，亞歷山大．桑根納蒂就是教廷的主持者。他對著面前的吸墨紙怒目而視，吸墨紙上擺著淺黃色的文件夾，裡面裝著羅蘭的報告。

　　「這樣不行，不行。他這人簡直沒辦法。我們得保護他的安全，他卻不讓我們這麼幹。我本來可以抓住這傢伙的，這個豺狼。但你卻說不容許我們採取反擊措施。我們幹什麼呢？就等著他襲擊嗎？就光坐著等嗎？」

　　內政部長歎了一口氣。他曾希望從他那位秘書長那兒得到些幫助，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困難，他重新坐在他的書桌後面。

　　「亞歷山大，我認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是這樣：首先，羅蘭的報告所說的情況，我們還不能肯定絕對是真的。這是他自己對這個科瓦爾斯基的胡話的分析，這個人已經死了。也許羅蘭錯了。向維也納的查問，現在還正在聯繫。我們已經與紀博將軍聯繫過，他說今天晚上能有回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對於這個我們僅僅知道他的綽號的外國人，要開展一個全國範圍的搜捕，那是一個不現實的建議。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同意總統的意見。

　　「其次，他的指示就是一個『不』字，這是他的絕對的正式的命令。我一再說明現在這件事不允許公開，不允許在全國範圍內搜查，除掉我們這個小圈子以外，不允許讓外界任何人知道。這件事如果在報刊上公開了，總統將感到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不僅外國人要嘲笑我們，而且只要我們採取任何額外的安全措施，那麼不論在國內和國外，都將會認為法國總統躲起來了，是為了躲避一個外國人。

　　「這裡我再說一遍：他是絕對不許可把這件事公開出來的。」

　　部長伸出他的食指以加強他的語氣，說：「他使我很明白，如果我們在處理這樁具體事情時，即使僅僅給人們有絲毫這樣的印象，人們就會動亂起來。相信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那麼堅決。」

　　秘書長建議說：「在那些公共集會上露面總得改變一下吧？在這個人被捕以前，他不能再在公共場合露面，他必須……」

　　部長打斷他說：「他決不肯隱蔽起來，什麼都不改變，一小時一分鐘也不改變，整個事情必須全部嚴守機密。」

　　自從二月揭露軍事學校暗殺陰謀並且逮捕陰謀者以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點啦。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儘管要和搶銀行、搶商鋪的浪潮鬥爭，他總是認為最壞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在行動分局從內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從外部進行了夾攻以後，他就把這種犯罪浪潮解釋成為「秘密軍隊組織」的垂死掙扎，最後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圖取得足夠的錢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現在羅蘭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很清楚地說明，羅蘭派出的打進「秘密軍隊組織」最高層的幾十個雙重間諜，都被這個隱姓埋名的凶手給繞過去了。只有在羅馬一個旅館裡隱匿的三個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軍隊組織」有任何牽連的人的檔案現在都變得全無用處了，原因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豺狼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不許我們行動的話，那我們能幹什麼呢？」

　　「我沒有說不許我們行動。」弗雷伊糾正說，「我是說不許我們公開行動，整個事情都必須秘密進行。這就使我們只有一個選擇了，凶手的身份必須以秘密偵察的方式來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他走到哪裡就跟蹤到哪裡，然後毫不猶豫地消滅他。」

　　「……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先生們，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唯一的方法。」

　　內政部長環視著坐在部務會議室的會議桌周圍的人，盡量使他的說話能格外引起他們的注意。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內政部長在內，共有十四人。

　　部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緊靠右邊坐著的是他的秘書長。得力助手桑古納蒂，坐在他的左邊的是警察總局局長，他們都是法國警察的最高層人物。

　　從桑根納蒂的右手邊順序而下，沿長桌坐的是法國保安總局局長紀博將軍、行動分局局長──每人面前都擺著的一份報告的作者羅蘭上校，再過去是總統警衛隊隊長杜克勒，愛麗舍官工作班子裡的空軍上校森克萊．德．維勞本。這位上校是一個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是總統身邊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熱，和他的個人野心也有關係。

　　在巴黎警察局局長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維埃先生，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國家情報局的五個處的處長們也坐成一排。

　　國家情報局作為打擊犯罪的力量雖然頗受小說家們的喜愛，它本身其實規模很小，工作人員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個處從事實際的對付犯罪活動。它本身的任務只是行政性質的，同經常被歪曲描寫的國際警察組織一樣，國家情報局本身的人員中也沒有一個偵探。

　　負責指揮法國國家警察部隊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維埃旁邊。這人就是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司法警察在凱德索菲弗街的龐大的總部，遠比內政部附近位於蘇索路十一號的情報局總部大得多，它還管轄十九個大區分部，法國的十九個大城市警察區每區有這樣一個分部。在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隊，共有四百五十三個，分別隸屬於市中心警察分局，二百五十三個區警察分局，以及一百二十六個地方警察局。這整套機構分布在法國的二千個城鎮和鄉村。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隊。在農村和沿公路各處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務是由國家憲兵隊、交通警察，以及機動憲兵隊來擔負的。

　　在許多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憲兵和警察人員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設施的。一九六三年在馬克斯．費尼統率下司法警察的總人數是二萬出頭。

　　在費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國家情報局其他四個部門的負責人：公共安全處，總檔案處，邊防檢查站，共和國保安部隊。

　　在四個處中，第一個單位公共安全處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建築、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屬於國家的財產，防止破壞與毀損。第二個單位總檔案處，或稱中央檔案局，是其他四個單位的存儲記錄中心，它保存著四百五十萬份人事檔案，這些人都是自從法國組建警察力量以來歷年積累下來的。這些檔案都設有互見索引，沿著足有五英哩半長的檔案架分門別類，或依該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點，有條不紊地存放著。

　　在案件中作過證的證人，或被宣判無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備錄有案。儘管檔案制度還沒有電腦化，然而使檔案工作人員感到驕傲的是，不消幾分鐘，他們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鄉村的縱火犯人的詳細材料或一件連報紙上都未必登載過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證人名字找出來。

　　在這些個人檔案中，還有在法國留過指紋的指紋檔案，包括很多套從來沒有驗證過的指紋在內。還有一千零五十萬張卡片，包括各個入境口的每一個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國任何一個旅館裡居住過的人名卡片。由於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歸檔，因此必須把舊的卡片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清理，以便讓新的卡片插進去。

　　在法國境內經常填寫而又不送交情報總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館填寫的卡片。這些卡片則送宮廷林蔭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邊防檢查站的首腦與費尼隔著三個座位，這是法國的反間諜部隊，也負責隨時監視法國的機場、碼頭、邊界。凡是進入法國的人的入境證，在歸檔以前，都要在入境點受邊防檢查站的檢查，以便監視不良分子。

　　坐在這一排末尾的是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這支部隊有四萬五千人。過去兩年來，亞歷山大．桑根納蒂充分使用了這支部隊，搞得臭名遠揚，極其不得人心。

　　由於座位不夠，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坐在會議桌的最下端，面對著長木桌那端的部長。還有一個座位在桌子下端右手邊，在共和國保安部隊首腦和森克萊上校之間。這裡坐的是一個身材高大、呆頭呆腦的人，他煙斗裡噴出的煙顯然使愛挑剔的上校很厭煩。部長特別關照馬克斯．費尼帶他來參加會議。這人是莫里斯．布維埃，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大隊長。

　　「這就是我們的立足點，先生們。」部長接著說，「你們每人面前有一份羅蘭上校的報告，而且你們也都讀過了。現在你們也聽了我說的總統出於對法國尊嚴的考慮，在我們如何努力處理這件危及他人身安全的事件上加了很大的限制。我要再次強調，在進行調查時要絕對保密，在接下來的任何行動中也要如此。不用說，你們全體都要宣誓，保持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參與此項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這個房間以外的任何人談論此事。

　　「我召集你們全體到這裡來，是因為我們無論要做什麼事，必須動員有關各部門的人力。而你們諸位，都是這些有關部門的領導，你們也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必須毫不猶豫地緊急地處理這件事情。在任何情況下，要求你們迅速而且親自動手，不允許委託給下屬；除非出於這個工作需要，那麼也只能向下屬提出要求而不透露原因。」

　　他又停頓了一下，桌子兩旁有幾個人認真地點點頭；另外幾個人眼睛盯著講話的人，或者看著他們面前的文件；最遠處的布維埃望著天花板，從他的嘴角裡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就像古印第安人在發信號似的。在他旁邊的森克萊上校，在他每次噴出煙霧時，就急忙閃開。

　　「現在，」部長繼續說，「我可以請你們對這件事發表你們的意見。羅蘭上校，你向維也納的查詢有什麼結果？」

　　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看了看他自己的報告，又朝他旁邊的領導──特工組織的紀博將軍斜看了一眼，但是將軍的表情既不是給他鼓勵，也不皺眉頭。

　　紀博將軍記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據羅蘭的要求，要動用駐在維也納的人。

　　他親自去說服西歐處處長，差不多花了半天時間。現在他直望著羅蘭上校。

　　「是的，」羅蘭上校說，「今天上午與下午在維也納布魯克納街的名叫克萊斯特的一家小旅館裡已經進行了查詢。他們把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及安德烈．卡松的照片帶了去，但沒有帶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照片，因為維也納沒有他的檔案。

　　「旅館的服務員說，他至少記得其中兩個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誰是誰。他們還要他查從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旅館登記簿。因為六月十八日起，他們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就一起住在羅馬了。

　　「最後那個服務員提出他記起了羅丹這個人在六月十五日那天，以舒爾茨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他說當天下午他似乎要召開一個業務會議。在那個房間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他記得舒爾茨有一個夥伴，是一個身軀高大而粗暴無禮的人。正因為如此才使他記住了舒爾茨。有兩個人早晨來找過他，他們還舉行了會議。這兩個來訪者可能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能確定，不過他認為至少有一人他以前是見過的。

　　「這個職員說，這些人一整天都留在房間裡，只有在早上較晚些時候，舒爾茨和那個巨人──這是他對科瓦爾斯基的稱呼，曾經有一次出去大約半個小時。沒有一個人吃午飯，他們也沒有下樓去吃東西。」

　　「到底有沒有第五個人去找過他們啊？」桑根納蒂不耐煩地問。羅蘭繼續以平板的語調做著他的報告。

　　「傍晚時分又有一個人參加了他們一夥。職員說他記得那個來訪者很快地進了旅館，徑直地上了樓，快得他都顧不上看一眼。他以為這一定是個把鑰匙帶在身上的旅客，可是那人上樓時他看見了他衣服的尾部。幾秒鐘後那人又回到了大廳，職員從他的衣服認出來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使用櫃臺的電話，要給他接六十四號，也就是舒爾茨的房間。他用法語說了幾句話，放下電話，又走上樓梯。他在那裡待了些時候，然後一聲不響地離去。舒爾茨和其他的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離去。

　　「職員對那位傍晚的來訪者只能作如下的描繪：身材修長，年齡難以確定，五官顯然生得很端正，但他帶著墨鏡，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淺黃色的頭髮相當長，由前額向後梳。」

　　「是否把那個職員找來，幫助我們給這個淺黃色頭髮的人畫個像？」警察局長帕彭在問。

　　羅蘭搖搖頭。

　　「我的……我們的特工人員當時是扮成維也納的便衣警察。幸好，他們當中有一人還可以冒充維也納人。不過是偽裝，不能無止境地延續下去。詢問那位職員的工作還非得在旅館櫃臺上進行不可。」

　　「我們還需要更詳盡的外貌特徵。」中央檔案局的首腦說，「提到什麼名字了嗎？」

　　「沒有。」羅蘭說，「你剛才聽到的就是對旅館職員進行了三小時詢問所得到的結果。每一點都是經過一問再問，他想不起任何其他事情了。沒辦法搞到一張畫像，他現在提供的材料，可以說就是最詳盡的了。」

　　「你難道不能像對阿古那樣把他抓來，讓他弄出一張巴黎刺客的圖片嗎？」森克萊上校問。

　　部長插話了。

　　「可不能再那樣抓人了。德國外交部對抓走阿古一事至今都還沒有消氣呢！這種事情只能幹一次，可不能一而再呀！」

　　「當然，在這樣一個嚴重問題上，能不能用比抓阿古更周密的辦法來抓旅館職員呢？」邊防檢查站的首腦提出了建議。

　　馬克斯．費尼靜靜地說：「任何一個戴了一副寬邊眼鏡的人的畫像，對我們會有什麼幫助？把在兩個月以前，僅僅在二十秒鐘內所得到的印象畫出一張畫像，即使我們有幸抓到這個人，我們也無法肯定。很可能有五十萬人和這張畫像上的臉很相似，而很多人是真正會被錯抓的。」

　　杜克勒說：「有一個科瓦爾斯基，他已經死了。雖然他已經把他所知道的全部講出來了，但是也很有限。現在世界上知道豺狼身份的人，一個是他自己，其他三人都在羅馬的旅館裡，是否可能想辦法把其中一人抓到這裡來？」

　　部長再一次搖搖頭。他說：「我有正式的指示，綁架是不允許的。義大利政府是會暴跳如雷的。更何況要在與政府機關相距咫尺的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是否能夠成功，還是值得懷疑的。」

　　紀博將軍抬起頭來，望著參加會議的人說：「根據我們的特工人員的報告，經過他們長期的日夜監視，對羅丹和他的兩個夥伴為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保護網，已經有了實際的了解。這個組織是很嚴密的，他們有八個第一流的前外籍軍團的槍手保衛著他們。如果科瓦爾斯基沒有人接替，那麼還有七個。所有的樓梯口、電梯、太平門口以及屋頂，全部由這些人守衛著。如果想抓住其中一個人，而且是活的，那麼就需要經過一場相當規模的槍戰，很可能要用瓦斯手榴彈，或者機關槍。從那兒到法國北部，相距五百公里，再加上義大利人還要從中搗亂，即便抓到了人，要想把他帶出那個國家，談何容易。我們在這方面確實擁有世界上最有經驗的行家，但他們也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房間裡又開始陷入沉默。

　　部長說：「先生們，還有其他建議嗎？」

　　「這個豺狼必須找到。那是很清楚的。」森克萊上校說。其他在桌邊圍坐的人相互望了一眼，有的揚了揚眉毛，沒有開口，「那的確是十分清楚的。」部長在會議桌的一端輕輕地說，「我們的目的是想搞出一種既切實可行而又不超出我們所受的那些限制的辦法，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確定在場的哪個部門承擔這項任務最為合適。」

　　「保衛共和國總統的任務嘛，」森克萊氣派十足地宣布說，「如果誰也承擔不了的話，歸根結底還是該由總統衛隊和總統的工作班子來承擔吧。我可以向您保證，部長，我們將會履行我們的職責。」

　　有幾位特工部門的領導人毫不掩飾他們的厭惡心情，閉上了眼睛。杜克勒隊長瞪了這位上校一眼，如果瞪眼也能把人瞪死的話，森克萊這回就該馬上倒斃了。

　　「難道他不知道老頭子聽不進去嗎？」紀博壓低了聲音向羅蘭氣呼呼地發牢騷說。

　　羅傑．弗雷伊抬起眼來，和這位愛麗舍宮侍臣的兩眼正對著，他表明了他為什麼是一位部長。

　　「當然，森克萊上校是完全正確的。」他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要履行我們的職責。我肯定上校一定想到了，萬一某一部門承擔了摧毀這一陰謀的責任而未能成功，或者採用的辦法又不巧地使情況洩漏出去，違反了總統的意願，那麼這個辦壞了事的負責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責。」

　　籠罩著長長的會議桌的這種威脅的氣氛，比布維埃煙斗中冒出的使人討厭的藍煙更使人容易感受到。森克萊瘦削蒼白的面孔顯而易見地變得緊張了，他的兩眼也露出憂慮的神色。

　　「我們大家都知道總統衛隊的活動餘地是很有限的，」杜克勒隊長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時間都是花在總統本人身邊。而調查顯然應該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進行，這就不是我的人員在不影響主要職責的情況下所能承擔的。」

　　沒有人反對他，因為各個部門的首腦都意識到總統衛隊首腦所說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也沒有人希望部長的目光會落在自己身上。羅傑．弗雷伊環繞會議桌看了一遍，目光落在遠遠那頭為煙霧所籠罩的刑警大隊長布維埃身上。

　　「你怎麼想，布維埃，你還沒有開過口呢！」

　　這位偵探出身的司法刑警大隊長安逸地在嘴裡含著煙斗，讓他那最後一口濃煙直接吐在正好轉過身來面對著他的森克萊上校的臉上。他很平靜地講出他的看法，就像在敘述剛才發生過的一件極為簡單的故事似的。

　　「依我看，部長，特工機構已經不可能通過他們滲透到『秘密軍隊組織』裡面的偵探摸清這個人的情況，因為即使『秘密軍隊組織』裡的成員，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行動分局也不能破壞他，因為他們不知道要破壞誰。邊防檢查站不能在國境線上截住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應該逮捕誰。而檔案處也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這個人的檔案材料。還有，共和國保安部隊也無從追蹤他。警察不能拘捕他，因為他們不知道拘捕誰。整個法國的安全機構系統，都因為沒有這個人的姓名，而陷於無能為力。正是由於沒有找到這個人的姓名，因此依我看，第一步工作就沒有完成，那麼其他的建議全部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找到這個人的名字。有了名字可以找到這個人的相貌，就可以找到這個人的護照。有了護照，就可以逮捕他。但是我們要找這個人的名字，而且要很秘密，那麼這純粹是應該由偵探來搞的工作。」他又沉默了，把他的煙斗又塞進嘴裡。他所說的話，坐在桌子周圍的每個人都在細細琢磨。沒有一個人能提出不同意見。

　　坐在部長旁邊的桑根納蒂慢慢地點點頭。

　　部長問道：「那麼誰是法國最好的偵探呢？」

　　布維埃在放下他的煙斗之前，考慮了幾秒鐘，然後說道：「部長先生，法國最好的偵探是我的副手，克勞德．勒伯爾。」

　　內政部長果斷地說：「把他召來。」

　　十

　　一小時後，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勞德．勒伯爾走出了會議室。

　　在那裡，他花了五十分鐘的時間傾聽內政部長對當前任務的情況介紹。

　　剛進屋的時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夾在共和國保安部隊的首腦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維埃之間。在其他十四個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讀完了羅蘭的報告，一邊看，一邊感覺到周圍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他。

　　他閱讀完報告後，內心感到很不平靜，為什麼要召他來呢？

　　接著部長就開始講話了，既不是商量的語氣，更不是請求的口吻，而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命令。接著是一篇冗長的提要。部長要他建立起自己的辦公室，他將不受限制地獲得一切情報；在座各位代表的每個單位的人員，都要聽候他的調遣，所需費用將是無限制的。

　　部長的講話幾次提到要求絕對保守秘密。這是國家最高領導的要求，給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當他聽的時候，心裡感到很沉重，他們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他真正感到無從下手。截至目前，既沒有罪行，也沒有線索和證人，只知道「秘密軍隊組織」的那三個人，卻又無法和他們對話；除此之外，對於要追捕的人也只有一個名字，而且還只是一個代號，簡直是大海裡撈針。

　　克勞德．勒伯爾自己知道，他過去是一個精明的警察，他被認為是一個好警察，穩健、精明強幹，而且做事有條有理。偶爾，他也會閃爍出靈感的光輝，這正是一個優秀警務人員轉化為傑出偵探的必要條件。但他從不忽略這樣一點，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動聲色的查詢、審核和複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個部分組織起來，直到最後構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成為一張使案犯終於難逃的羅網。只有這樣來辦案才不至於只給報紙提供一個大標題，才經得住法庭的審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個有點事務主義的人，一個厭惡虛名的循規蹈矩的人。他從未舉行過他的同事們賴以揚名的那種記者招待會，但他卻穩步高升，連連破案，不斷收押罪犯。三年前，當刑警大隊凶殺處處長的職位空缺時，甚至其他候補的人也同意勒伯爾出任。他在凶殺處任職期間的工作記錄良好、穩定，三年來捕人從未有過失誤，只有一次由於一個技術性細節，被告被宣判無罪。

　　作為凶殺處的頭頭，他越發受到莫里斯．布維埃的觀察和注意，這位刑警大隊長也是一個穩健的警務人員。因此，在幾週以前，由於副大隊長的突然去世，布維埃親自要求委派勒伯爾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懷疑這是由於經常被行政上的瑣事搞得頭昏腦脹的布維埃，需要一個埋頭苦幹的下屬，他既能不聲不響地處理好構成頭條新聞的大案子，又不搶在上司前面出風頭。但可能這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測而已。

　　部裡的會議結束後，羅蘭報告的複印件被收回，存入部長的保險櫃裡，只允許勒伯爾一個人可以保留原先發給布維埃的那份抄件。他的唯一要求是允許他私下裡去找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的專門從事刑事罪犯調查的首腦，並謀求與他們合作，在他們的檔案裡，可能有像豺狼那樣的職業刺客的資料。他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合作，他就毫無辦法開始搜索。

　　桑根納蒂問他，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爾回答說，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觸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詢問並不是通過正式公文，而是由他個人進行聯繫。這種辦法在西方國家的高級警察之間曾經採用過。部長考慮後，就同意了他的請求。

　　現在，他站在大門廳裡等著布維埃，並看著各部門頭頭們陸續走出去。有幾位敷衍地朝他點點頭，走了過去；還有幾位報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後告別。當布維埃還在會議室裡悄悄地與弗雷伊部長商量問題的時候，那位愛麗舍宮尊貴的上校出來了。

　　在會議桌上相互介紹時，勒伯爾大致記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萊．德．維勞本。

　　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圓胖的勒伯爾面前，用一種毫不掩飾的看不起的目光看著他。

　　上校說：「隊長，我希望你的調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們總統府的人員將密切注視你的進展。假如你抓不到這個匪徒，我敢保證你會得到……報應。」

　　他轉過身去，昂首闊步地走下樓梯向門廳揚長而去。勒伯爾一言不發，只是眨了幾次眼睛。

　　自從克勞德．勒伯爾作為一名年輕的偵探在諾曼第加入第四共和國的警察部隊以來，這二十年間使他獲得成功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善於贏得人們的信任，人們願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於使普通老百姓開口，使那些平時害怕和討厭警察的下層平民也無拘無束地向他吐露他們的想法和懷疑。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點窩囊無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們一樣，是這個世界上老受壓迫和欺騙的人。

　　勒伯爾不像布維埃那樣是個儀表堂堂的彪形大漢，而那種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權威的傳統形像。他也缺乏現在大批擁進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種本領：巧言令色，虛張聲勢，動不動把證人恫嚇得發抖或痛哭流涕。

　　他意識到，在任何社會中，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或目擊者一般總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貨員、郵差或銀行職員。他能讓這些人開口，他自信有這個本領。

　　其中原因之一還在於他的個頭。他是個小個子，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漫畫家筆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儘管同事中誰也不知道，事實上他確實有點懼內。

　　他不修邊幅，一套皺皺巴巴的便服，一件風衣。他的舉止溫馴，似乎總帶有幾分歉意。當他向一位證人詢問情況時，他的態度讓對方感到，與他們曾經和法律打交道時受到的對待真有天壤之別。於是那位證人不禁對這位偵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護，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級警探的粗暴對待。

　　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經是歐洲最強大的刑警隊的凶殺處處長。他在名聲卓著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當了十年偵探。在他那隨和樸素的外貌後面，則是一個精明的頭腦，並在執行任務時堅決拒絕任何恫嚇或干擾。

　　他受過法國最凶狠的黑幫頭目的威脅，他那飛快的眨眼動作使他們錯認為他接受了他們的警告。只有在事後犯人進了監獄，有空閒來思考時，他們才發覺低估了那雙溫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鬍子。

　　他曾被有錢有勢的人威脅過兩次。一次是一個工業家，僅僅讓他看一眼稽查員寫的證詞，就要他判一名低級職員貪汙罪。另外一次，是一個花花公子要他終止調查一個青年女演員服毒致死的案件。

　　第一案，在對那位工業家的事務做了多方調查之後，發現了別的更為嚴重的經濟漏洞，而這些漏洞顯然與那名低級職員毫無關係。結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業家未能及時脫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會名流長期入獄而告終，使他有充足的時間來追悔過去不該在他那維克多．雨果大街的頂樓公寓裡指揮一個犯罪集團。

　　克勞德．勒伯爾對傲慢的森克萊上校的言談，只是像小學生那樣眨眨眼睛，一言不發。

　　當莫里斯．布維埃和他會合時，會議室裡已空無一人。

　　布維埃笨手笨腳地拍拍勒伯爾的肩膀，「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勞德，就是這麼回事，什麼？好了，是我提議由司法警察署受理這事的。這事只能這麼辦。別的人只是沒完沒了地空發議論而已。來吧，咱們在車裡聊聊。」他帶頭走下樓梯，兩人爬進等在院子裡的雪鐵龍汽車的後座。

　　時間已過九點，天邊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晝留下的唯一痕跡。布維埃的汽車駛過馬利尼大街和波伏廣場，勒伯爾望著右邊愛麗舍大街上光彩奪目的燈流，即使他從外省調進巴黎已經十年，但這番夏夜的瑰麗景色永遠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動。

　　「你得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一切，什麼都撇開。我派法維爾和馬爾科斯特來接管你手頭的未了案件。為這差事你需要一間新的辦公室嗎？」

　　「不，我寧願要我現在這間。」

　　「好吧，可是從今以後它就是抓豺狼行動的總部。不管其他事。對吧？你要個人協助你嗎？」

　　「要，要卡龍。」勒伯爾說。他指的是在凶殺處時曾與他合作的一位青年稽查，升任新職後又把他調來當刑警大隊的副隊長。

　　「可以，把卡龍給你。還要別人嗎？」

　　「不要了，謝謝。可是卡龍需要知道內情呀！」

　　布維埃考慮了一會兒，說：「應該不成問題。他們不能指望奇蹟。顯然，你需要一名助手。但你等一兩個鐘頭以後再告訴他。到了辦公室我先給弗雷伊打個電話，取得正式批准。但是不需要別人知道。如果洩露出去，不出兩天就會上報紙。」

　　勒伯爾說：「沒有別人，只有卡龍。」

　　「好吧。最後還有件事，我離開會場前，桑根納蒂建議今晚到會的全班人馬定期聽取進程彙報，弗雷伊同意了。費尼和我竭力想反對，可是沒成功。所以，從今以後你每天晚上要在部裡做一次彙報。十點整。」

　　「我的上帝！」勒伯爾說。

　　布維埃以極其挖苦的口吻說：「從理論上說，所有這些人都必然會提供最好的意見和建議。別發愁，克勞德，如果那些狼要咬人，費尼和我也不含糊。」

　　勒伯爾問道：「這要一直維持到另行通知時為止嗎？」

　　「恐怕是這樣。真要命，這個行動沒有時間表。你就得在他搞到偉大的夏爾之前抓住凶手。我們不知道這人自己有沒有時間表或者別的什麼東西。他可能在明天早上搞你一下，也許還得等一個月。反正在抓住他以前，或者至少在認出他、發現他以前，你的工作必須保證全速前進。找到他以後，我想行動分局的夥計們就可以接手了。」

　　「一群混蛋。」勒伯爾嘟噥著說。

　　布維埃輕鬆地說：「完全同意，可是他們也有他們的用處。我們生活在使人毛骨悚然的時代，我親愛的克勞德。除了普通犯罪的大幅度增長以外，還加上了政治罪行。有些事不得不做，就由他們來幹吧。無論如何，下功夫找豺狼吧，這是重要的！」

　　汽車開進凱德索菲弗街，拐進司法警察署的大門。十分鐘以後勒伯爾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走到窗前，打開窗子，倚在窗臺上，隔河凝視著左岸的大奧古斯汀碼頭。雖然隔著一條窄窄的、繞著市鎮島流過的塞納河，他仍能看到沿著碼頭星羅棋布的街頭餐館中的顧客，聽到喧鬧聲和酒瓶酒杯的碰擊聲。

　　假如他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就會想到，幾分鐘前授予他的權力，已使他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成為最有權有勢的警官。除掉總統和內政部長，幾乎沒人能否決他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幹得十分保密，他幾乎可以調動軍隊。他也會想到，即使如此不可一世，他的權勢仍取決於成功與否；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敗名裂，正像森克萊上校所預言的那樣。

　　但是由於他不是這種人，所以想的也完全不是這一套。他發愁的是，在電話裡該怎樣向太太阿米莉作解釋，說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他暫時不能回家。這時有人敲他的門。

　　進來的是馬爾科斯特和法維爾兩位警官，他們要取走勒伯爾今晚之前正在經辦的四個案件的卷宗。他花了半個鐘頭時間向馬爾科斯特介紹了委派給他的兩個案子，又向法維爾介紹了另外兩個案子。

　　他們走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是敲門聲，這次進來的是路西安．卡龍。

　　卡龍說：「我剛剛接到布維埃大隊長的電話。他讓我向你報到。」

　　「完全正確。在另行通知前我被解脫了一切日常工作，授予特別任務。你已被委派為我的助手。」

　　他不想為了討好卡龍而透露要這個青年做左右手的正是他自己。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話筒聽取了扼要的指示。

　　他繼續對卡龍說：「布維埃打電話來說，你已獲准被告知一切情況。首先，你看看這個。」

　　趁卡龍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閱讀羅蘭報告的時候，勒伯爾清理了書桌上剩下的卷案和便條，把它們全堆在身後亂七八糟的書架上。這間辦公室實在不像法國最重要的通緝罪犯的神經中樞，不過，警察的辦公室向來是不大像樣的。

　　勒伯爾辦公室的面積只有十二乘十四英呎，南面有兩扇窗戶，越過河面可以看到聖米歇爾大道周圍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區。從一個窗戶飄進了夜晚的嘈雜聲和夏夜的熱氣。辦公室裡有兩張桌子，一張是勒伯爾的，背對著窗戶；另一張是秘書的，靠著東牆。門在窗戶對面。

　　辦公室裡除掉兩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外，還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把靠椅放在門邊。

　　兩邊的牆前放著幾個很大的灰色文件櫃，幾乎把牆都占滿了。文件櫃的最上面放著一排參考書和法律書。另外還有一個書架，放在窗子旁邊，裡面是一些年鑒和資料。

　　這個辦公室裡只有一張帶鏡框的照片，放在勒伯爾的書桌上，表示這個辦公室裡的主人是有家室的。照片上是一位豐滿的看上去頗有個性的婦女，她就是阿米莉．勒伯爾，還有他們的兩個孩子。女孩子戴著金絲邊眼鏡，梳著兩條辮子，小夥子一團和氣的樣子，很像他父親。

　　卡龍讀完報告後，抬起頭來，望著勒伯爾。

　　「他媽的！」卡龍說。

　　「正像你所說的是一樁異乎尋常的案件。」勒伯爾回答說。從他的嘴裡，是很難說出那種硬梆梆的粗話的。在司法警察署裡，有很多高級警官和他們的下屬在背地裡都用綽號稱呼他為「老板」，或者「老頭兒」。可是勒伯爾這個人，喝酒時不超過一小杯開胃酒，不抽煙，也不罵人，使年輕的偵察員們回想起了在警校時的老師。因此，在警察署以及最近在大隊裡，就有了一個尊稱──「教授」。如果他不是那麼個功績顯著的捉賊能手，他的模樣一定會是個被人嘲弄的對象。

　　勒伯爾接著說：「現在讓我把詳細情況告訴你，因為必須趕快動手。」

　　他把下午的情況簡單地向卡龍介紹了一下，談了大約半個小時。從羅傑．弗雷伊會見總統開始，到召開部務會議，一直到莫里斯布維埃的建議，以及突然召他去參加會議，最後決定成立一個辦公室，就是他們現在坐著的地方，要把它作為搜捕豺狼的總部。

　　卡龍靜靜地聽著沒有開口。

　　等勒伯爾把話說完後，卡龍開口了，「我的上帝，他們就是這樣把你固定在這裡了？」他想了一會兒，既憂慮又不安地望著他的領導說：「我的先生，他們要你負責這件工作，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做，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如果你不能及時抓住這個人，他們會怎樣對付你？」

　　勒伯爾搖搖頭。

　　「卡龍，我知道，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是搞這個工作的。不管怎麼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要開始幹起來啦！」

　　「從哪裡開始呀？」

　　勒伯爾很高興地回答：「首先，我們得承認我們倆現在是法國最有權力的警察；因此，我們就要利用這些權力。

　　「從現在開始，請你坐在書桌後面，拿一個記錄本把我說的記下來。把我原來的秘書調走，或者暫時休假，等我需要他時再回來。不允許任何人進入這個房間。

　　「你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秘書，二者兼而為一。你到庫房裡去拿一隻行軍床，放在這裡，還要被單和枕頭、漱洗和剃鬍子的用具；再從食堂去拿一隻咖啡壺，還要儲備一些咖啡和白糖，我們大概要用很多很多咖啡。

　　「你再去找電話交換臺，告訴他們要用十門外線電話，專供這個辦公室使用。如果他們借故推托，立即向布維埃本人報告。對於我們這裡提出的任何要求，就用我的名義，直接找有關部門的頭頭。我們很走運，對於其他所有部門而言，我們這個辦公室享有優先權。你準備一份備忘錄，由我簽字抄送今天參加會議的各部門領導人，宣布你是我的唯一助手，有權向他們提出任何要求；在我能分身的情況下，這些要求則由我本人提出。明白了？」

　　卡龍記完了以後抬頭問道：「明白了，頭兒。我今天晚上就辦這些事。最先辦哪一件？」

　　「電話總機。我要一個好樣的，要他們中最得力的接線員。往行政處長家裡打電話，以布維埃授權的名義講話。」

　　「好。你要他們先幹什麼？」

　　「我要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接通七個國家刑警部門首腦的電話。幸而以前在國際警察組織的會議上，我和他們大都已經有了私人友誼。在有的國家我還認識他們的副手。找不著這個就找那個。

　　「這些國家是：美國，也就是華盛頓國內情報處；英國，蘇格蘭場刑事部副長官；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西德、南非，打到家裡或打到辦公室都成。

　　「當你與他們一個個地聯繫上以後，請再接通國際警察通信站，讓我和他們在明天早晨九點到十點聯繫。每次要有二十分鐘談話，最好第一個與美國接通，這是因為時間差的關係。與國際警察通信站聯繫，要向每一個指定接電話的人預約好，請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在他們自己的國際通信室內通話，必須用通用的高頻率，我們個人與個人之間講，不准有人竊聽。對他們每個人，都必須強調我所說的只許他們自己聽到。這個要求不僅僅是為了法國，也可能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明天早晨六點鐘，給我一張對七個國家預先約定對話的時間表。」

　　卡龍看了看他記錄下來的幾頁紙，似乎有點迷惑，說：「頭兒，我都記下來了，讓我開始工作吧！」

　　克勞德．勒伯爾離開辦公室上樓。

　　走向樓梯時，遠處的巴黎聖母院的大鐘響起了午夜的鐘聲，表示法國開始進入八月十二日的凌晨了。

　　十一

　　直到午夜前，森克萊．德．維勞本才回到家裡。在這以前，他花了三個小時小心翼翼地寫了一份關於晚上在內政部開會的報告，以便第二天早晨愛麗舍宮的秘書長一到辦公室，就能看到這份報告。

　　他寫這份報告時，感到特別不安。他曾經撕毀了兩份底稿，直到寫好第三稿後，他才感到滿意，然後由他親自打字，把報告打好。他已經很久不習慣於自己動手打字了，他對於這種累人的打字工作很煩。但是為了不讓秘書知道這些事實──報告中有一段他毫不猶豫地點了一個人的名字，他希望領導能重視他的報告。如果幸運的話，秘書長讀了這份報告後，再過一個小時，報告就會放到總統的書桌上，那對他將有莫大的好處。

　　他特別小心地選擇恰當的措詞，借以暗示作者對於那麼重要的有關保護國家領袖安全的大事，竟然交給警察大隊的一個警官辦理深感憂慮。他在報告中表示非常不信任那個警官，因為那個人的能力只能對付一些無關緊要的小案件。

　　但他也不願寫得太過分，因為勒伯爾也有可能找到那個刺客。但如果勒伯爾沒有完成任務，那麼他就可以說他在挑選勒伯爾的時候，就已經提出過懷疑了。

　　此外，他確實不喜歡勒伯爾。在他的眼裡，勒伯爾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矮個兒。在報告裡他有這樣的詞句：「無疑，他沒有做出過像樣的成績。」

　　他對自己寫的前兩份底稿再三考慮以後，認為最為有利的觀點還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會議上的任命，因為這是參加會議的人全體的決議。此外，反對這項任命也必須提出特殊理由。

　　他決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動過程。由於他是總統的一個秘書，他認為，在他有責任在偵察工作進行得不理想的時候，第一個清醒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正當他考慮該如何考核勒伯爾的功效時，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沉思。桑根納蒂告訴他，部長在最後一分鐘決定：每晚十點舉行會議，聽取勒伯爾的進度彙報。這個消息使森克萊非常高興，這下正中下懷。只要白天在家裡稍稍搞一點背景材料，他就一定能夠向偵探進行有力的、貼切的提問，以此向他人表明，至少愛舍麗宮總統秘書處的人員頭腦清醒，看清了事態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其實，私下裡他認為刺客沒多少下手的機會，即使真有刺客存在，總統的保安措施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他本人在秘書處的職責之一，就是計畫總統公開露面時的組織工作和他的行動路線。由於具備如此堅強有力而且計畫縝密的安全措施，他並不太擔心有什麼外國槍手能穿透這樣的屏障。

　　他打開自己房間的前門，聽見新搞來的情婦從臥室裡發問：「親愛的，是你回來了嗎？」

　　「是呀，寶貝。當然是我呀！你悶得慌嗎？」

　　她從臥室裡跑出來，穿著一襲黑色透亮的娃娃式睡衣，領口和底邊都鑲著花邊。

　　從開著的臥室門裡反射出來的燈光，映出她那少婦的窈窕身段。像往常一樣，森克萊一見到他的情婦，就產生一種自鳴得意的滿足感：她，居然會屬於他，而且如此熱戀他。

　　她用裸露的雙臂抱住了他的脖子，長時間地親吻他。他一邊抓著他的公文包和晚報，一邊盡可能地報以同樣的熱情。

　　當他們終於分開時，他說：「去吧，上床去，我就來。」他拍拍她的屁股讓她快去。她蹦蹦跳跳地回到臥室，往床上一倒，四肢攤開，雙手叉在腦後，胸部高高聳起，眼裡閃出一陣陣誘人的目光。

　　森克萊進房來滿意地看著她。她挑逗地衝他笑笑。

　　兩週以來的相處，使她了解到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淫蕩，才能刺激這位朝臣。

　　心底裡，傑奎琳像初次相遇那天一樣地恨他，但她逐漸意識到他以他的多嘴多舌彌補了他精力的不足，他特別樂於炫耀的是他在處理愛麗舍宮事務方面的重要地位。

　　她低聲說：「快點，我需要你。」

　　森克萊笑得真高興。他脫了鞋，把它們放在衣架邊；跟著是上衣，上衣口袋裡的東西仔細地倒出來放在梳妝臺上；然後是褲子，細心地疊好搭在衣架橫檔上。他的細長腿從襯衫下面伸出來，像兩根白色的帶毛的毛線針。

　　傑奎琳問道：「什麼事耽誤你那麼長時間呀？我都等了好半天了。」

　　森克萊鄭重其事地搖搖頭，「親愛的，當然是用不著你操心的事。」

　　「你真討厭。」她裝著生氣突然側過身去，背對著他，彎著腿。當他望著屋子那邊她那披在肩膀上的頭髮，她那件短睡衣已遮不住的豐滿的臀部，他那解領帶的手指頭都不聽使喚了。五分鐘以後，他可以上床了，手指還在扣著繡有姓名的絲睡衣的扣子。

　　他挨著她直直地躺在床上。

　　「到底怎麼回事？」

　　「沒事。」

　　「我以為你想和我睡覺呢！」

　　「你根本沒有向我解釋。我又不能往你辦公室打電話。我在這兒躺了好幾個鐘頭了，擔心你也許出了什麼事。你從來沒有不打電話就回來這麼晚。」

　　她翻過身來平躺著看他。他一隻手撐著，另一隻手伸進了她的短睡衣裡。

　　「是這麼回事，寶貝，我忙極了，發生了一件大事，我得在回家以前理出個頭緒來。我挺想打電話的，可是人們還在工作，一直在辦公室裡進進出出。好幾個人都知道我太太不在家，我如果通過總機打電話就會露馬腳了。」「親愛的，我愁了一晚上，我想不會發生多大的事呀，害得你都不能打電話告訴我晚回來。」

　　「好了，現在不用發愁啦。」

　　她笑了，用另一隻手把他的頭摟過來，咬咬他的耳垂。

　　「看樣子『秘密軍隊組織』還和總統沒個完呢。」他說，「今天下午發現了這個陰謀。已經有了對付的辦法。我就是因為這事才耽誤回家的。」

　　傑奎琳稍稍吃了一驚。

　　「別說傻話了，親愛的，這些人早就收拾乾淨了。」她說。

　　「哪兒收拾乾淨了。現在他們雇了一個外國刺客想辦法殺他。」

　　半小時以後，森克萊．德．維勞本上校睡著了，臉半埋在枕頭裡，由於辛苦而輕輕地打著呼嚕。傑奎琳躺在他的身邊，在黑暗中盯著天花板，那上面有幾塊地方透過兩扇窗簾間的小縫，反射出街上的亮光。

　　她聽到的事使她目瞪口呆。雖說她事先不知道任何計畫，但她明白，科瓦爾斯基的交代是何等事關重大。

　　她靜悄悄地等待著，直到床邊的夜光鐘指到凌晨兩點，她輕輕地下床，把臥室的電話分機插頭拔掉。

　　她走出房門，輕輕地把臥室門關好，經過起居室，到了會客廳裡；走進去後，把門關好，她用會客廳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等了幾分鐘，有一個睡意正濃的聲音接電話。她很快地說了兩分鐘，得到了回答後，就擱下話筒。一分鐘後，她又回到床上，想法讓自己睡著。

　　這天晚上，歐洲五個國家，加上美國和南非的警察局管刑事的頭頭，都被巴黎的長途電話叫醒了。多數人因為睡意正濃，所以都不高興。西歐大多數國家的時間和巴黎相同，剛過午夜，華盛頓時間則是晚上九點鐘。當電話打到華盛頓時，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部門的頭頭正在參加一個晚宴。卡龍試了三次，才和他聯繫上。

　　但是他們的對話被隔壁房間客人們的喧嘩聲所干擾了──宴會還正在進行著，但對方已經聽清楚了，並同意在華盛頓時間凌晨一點十分，在聯邦調查局總部的電話室裡和勒伯爾通電話。巴黎時間是上午九點十分。

　　比利時、丹麥、義大利和德國的刑事警官看來都是在家的好丈夫。他們也一個個地被吵醒，聽了卡龍幾分鐘的講話後，都同意在卡龍所建議的時間，和勒伯爾進行對話，因為這是一件非常緊迫的事。

　　南非的範．魯伊斯不在城裡，天亮之前也回不了總部，所以卡龍找了他的副手安德生。

　　快到四點時，接通了英國蘇格蘭場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家裡的電話。

　　床頭電話機響個不停，他氣得直嘟囔，伸手摘下聽筒說：「曼林遜。」

　　一個聲音問道：「是安東尼．曼林遜先生嗎？」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單抖落掉，看看錶。

　　「我是法國國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龍。我代表克勞德．勒伯爾專員和您通話。」

　　這個聲音說著準確但口音很重的英語，非常清晰。現在電話線路顯然很空。曼林遜皺著眉頭，心想，這些傢伙為什麼不能找一個文明點的時間打電話呢？

　　「什麼事？」

　　「我想您認識勒伯爾專員吧，曼林遜先生？」

　　曼林遜想了想，勒伯爾？啊，對了，小個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頭頭。人不出眾可是極有效率。兩年前那個被害的英國遊客一案，他幫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們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話，報界一定會鬧得滿城風雨。

　　他衝著電話說：「是的，我認識勒伯爾專員。有什麼事？」

　　他的妻子莉莉被說話聲所干擾，在睡夢中嘟嘟噥噥。

　　「發生了一件非常緊迫的事件，同時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協助勒伯爾專員辦理此項案件。這是一件極不平常的案件。專員希望今天上午九點請你在你們警視廳的通訊室和他進行直接通話。你能到場和他通話嗎？」

　　曼林遜考慮了一會兒。

　　他問道：「這是警方聯合行動的一次例行調查嗎？」如果是的，他們可以用國際警察組織的普通線路，因為在警視廳裡，早晨九點將是最忙的時刻。

　　「不，曼林遜先生，不是的。這是專員本人求助於你，請你給予縝密的協助。所發生的問題可能跟蘇格蘭場毫無牽涉，很可能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作為正式要求歸檔。」

　　曼林遜又考慮了一下。他生性謹慎，並不想牽涉進外國警察部門的秘密調查中去。但如果出現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國，那又另當別論。即便如此，又何必這麼詭秘呢？但是看來勒伯爾需要老夥計聯絡網的幫助，這正是組織老夥計聯絡網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這個電話。九點鐘。」

　　「太感謝你了，曼林遜先生。」

　　「晚安！」曼林遜放下聽筒，把鬧鐘從九點撥回六點半，又睡下了。

　　當巴黎在睡夢中迎接黎明時，一個中年的中學教師在一個狹小發黴的單身漢套房裡踱來踱去。他周圍的一切都雜亂無章：書籍、報紙、雜誌和手稿攤滿了桌子、椅子和沙發，甚至攤到屋子另一頭角落裡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個凹進去的角落裡，洗碗池裡堆滿了沒洗的碗碟。

　　他這樣來來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煩躁的並不是那一團糟的臥室，自從他放棄中學校長這個職位以後，同時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適的住宅和兩個男僕，他已經習慣於這樣的生活了。他的麻煩問題並非為此。

　　當東方破曉的時候，他才坐下來拿起一張報紙，眼睛移到國際版的第二條新聞。

　　標題是（『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們被圍在羅馬旅館裡）。當他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之後，下定了決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風雨衣，出門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輛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車，讓司機開往北火車站。司機把車停在車站前，他下車等汽車開走後，又走到馬路對面，走進了一家通宵營業的咖啡館。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電話的硬幣，他把咖啡留在櫃臺上，到咖啡館的後間去打電話。問訊臺給他接通了國際臺，他詢問一家羅馬旅館的電話號碼。六十秒鐘以後他得到了回答，放下聽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一百米左右，拐進另一家咖啡館，又使用了一次電話，這次他向問訊臺打聽的是最近的能打國際電話的通宵郵電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訴他從幹線車站拐彎就是。

　　他在郵電局要了剛得到的羅馬旅館的電話號碼，沒提旅館的名字，頗為緊張地等了二十分鐘才叫通。

　　他對來接電話的義大利聲音說：「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話。」

　　對方問：「哪位先生？」

　　「一位法國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誰？」

　　「法國人，法國人……普瓦蒂埃……」

　　「啊，對，一位法國先生。等一等，請等一會兒……」

　　一系列的喀嗒聲之後，一個疲勞的說法語的聲音答話了：「什麼事……」

　　他懇切地說：「聽著，我沒有時間多說話，拿一支鉛筆記下我所說的一切。現在開始。瓦爾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經漏氣了。重複一遍，豺狼已經漏氣了。科瓦爾斯基被捕了，臨死前說了話，結束。都記上了嗎？」

　　「是的，我會轉告的。」對方回答說。

　　瓦爾米擱上電話聽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錢，溜出了郵電局。一會兒功夫，他就消失在從車站出來的人群中了。這時太陽已經從地平線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經逐漸熱起來了。不出半小時，早晨的麵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將要被各種車輛排出的廢氣、人身上的汗臭以及發了黴的煙味所代替。在瓦爾米離開郵電局兩分鐘後，有一輛汽車開到了郵電局門口。邊防檢查站的兩個人從汽車上下來，急忙走進郵電局，要求接電話的服務員描述一下剛才打電話那個人的模樣，但得到的回答幾乎適用於任何人。

　　在羅馬，馬爾克．羅丹於九點五十五分被樓下值夜班的人搖著肩膀叫醒。他立即驚醒過來，半個身子下了床，摸著枕頭底下的槍。當他看清叫醒他的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的相貌時，才放鬆下來，哼了一聲。他朝床頭櫃看看，知道反正也睡過頭了。

　　在熱帶地區多年的生活，使他慣常醒來的時間比這會兒早得多。

　　羅馬八月的驕陽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頂上。幾週以來的怠惰，晚上靠玩紙牌消磨時光，過量的劣等紅葡萄酒，聊勝於無的鍛鍊活動，所有這一切的綜合作用是使他懶散、困倦。

　　「來了個口信，上校。有人剛打電話來，好像特別著急。」

　　軍人從便條本上撕下一頁，上面記著瓦爾米那些支離破碎的詞句。羅丹看了一遍記錄就跳下了鋪得薄薄的床鋪。他在腰上纏了一條棉布紗籠，這是他從東方帶回來的習慣。然後，他又看了一遍記錄。

　　「好了，走吧！」羅丹揮揮手，軍人離開房間回到樓下去了。

　　羅丹緊張地在心裡邊咒罵了好幾秒鐘，把手裡那張紙捏成一團。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科瓦爾斯基！

　　當科瓦爾斯基失蹤的頭兩天，他曾想過這個人大概開小差了。最近一個時期，組織裡有些人叛變，因為他們開始認為「秘密軍隊組織」已經遭到了失敗，謀刺戴高樂並把他從法國總統的職位拉下來的打算也沒希望了。他總以為科瓦爾斯基會永遠忠於組織的，但是事實證明他不知為什麼偷偷地溜回了法國，或者在義大利被人騙走了。可能他已經在嚴刑拷打下招供了。

　　羅丹真心實意地為他死去的隨員難過。因為他羅丹所樹立起來的戰士和指揮員的形像，有一部分就靠著他對部下所表現的極大關切。任何軍事理論家都未曾充分估計士兵多麼讚賞這種品德。現在科瓦爾斯基死了，羅丹能夠想像出他是在什麼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憶一下科瓦爾斯基能招供些什麼。維也納的會見，那家旅館的名字，這些他都說得上來。三個參加會見的人，這對法國保安總局來說也不算新聞。可是關於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麼呢？他不會在門外偷聽，這是肯定的。

　　他可以告訴他們：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外國人來見過他們三個人。這沒有什麼意義。

　　這種外國人可以是個武器商或者是個捐款人。沒有提到過他的名字呀。

　　但是，瓦爾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這個代號。這是怎麼回事？科瓦爾斯基怎麼可能知道這個呢？

　　突然之間，羅丹驚恐地回想起分手時的場面。他和英國人站在門道裡，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站在走廊上幾步遠的地方，因為英國人居然發覺了他躲在角落裡，正在大生其氣。他這個行家竟讓另一個行家殺了威風，他倒要較量較量，幾乎想動手了。當時，羅丹說的是什麼？「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媽的該死，科瓦爾斯基一定聽到了。

　　經過反覆回想以後，羅丹認為科瓦爾斯基不可能知道這個刺客的真名實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爾米的消息是對的，現在保安總局手裡有科瓦爾斯基的招供，看來我們也無法再進行下去了。他們知道這次會議，這個旅館，也可能他們已經跟這家旅館的服務員談過話了。他們可能已經知道這個人的面貌和體形，還有他的代號，無疑他們會和科瓦爾斯基一樣，猜想這個人是個刺客。從此以後，戴高樂周圍的安全措施將會加強；他將取消一切公開露面，並限制愛麗舍宮的出入，避開一切可能被刺的場合。這樣，這次行動計畫就算是告吹了。他打算和豺狼聯繫，把預付的錢要回來，只給他一些已經買東西所花的錢以及這段時間內應該付給他的費用就可以了。

　　現在得馬上處理一件事，必須緊急警告豺狼停止行動。羅丹仍然保持著一個指揮員的習慣，他從不派任何人去執行絕對不會成功的使命。

　　他把他的保鏢找來，向他詳細說明要求。自從科瓦爾斯基離開以後，他讓這個保鏢每天到郵電局去取郵件，必要的時候由他去打電話。

　　九點鐘，保鏢到了郵電局，要了一個倫敦的電話號碼。二十分鐘以後，那頭的電話才接通。接線員示意法國人到隔音間去接電話，他拿起話筒時，接線員放下了她的聽筒。他傾聽著一部英國電話機「嗡嗡……」的鈴聲，卻沒有人來接電話。

　　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經一再檢查和重新裝過他的三個箱子，現在只剩下手提袋裡要裝的海綿包和刮臉用具。他照例喝下兩杯咖啡，洗臉、沖澡、刮臉，把剩下的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後，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門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瓏的廚房裡做了一頓方便的早餐：炒雞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廚房的桌子上吃了。作為一個整潔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進下水道，剩下的兩個雞蛋也打碎了倒進下水道。喝掉了其餘的橘子汁，把空罐頭扔進垃圾筐，和剩下的麵包、雞蛋殼、咖啡渣一起倒進了垃圾管道。這樣，在他離家期間，就不會有什麼東西腐爛發臭了。

　　最後他穿戴起來。他選了一件薄薄的開領絲織衫，一套淺灰色西裝，口袋裡裝著杜根名字的證件和一百英鎊現鈔，深灰色襪子和瘦長的黑便鞋。這一套行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鏡，就裝備齊全了。

　　九點十五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兩件，關上套房的門走下樓，在街上叫了一輛出租汽車。

　　「倫敦機場，二號大樓。」他告訴司機。

　　出租汽車開動了，這時，套房裡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直到十點鐘，那個軍士才回到旅館，報告羅丹他花了三十分鐘試圖接通倫敦的電話號碼，可是沒有成功。

　　安德烈．卡松聽到了軍士對羅丹的報告，等到把軍士打發回警戒哨位後，他問道：「怎麼回事？」這兩個「秘密軍隊組織」頭目正坐在他們套房的客廳裡。羅丹從內口袋裡抽出一張紙遞給卡松。

　　卡松看了以後傳給蒙克雷，兩個人望著他們的頭目，等待回答。

　　但羅丹沒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裡，望著窗外烤得灼熱的羅馬屋頂，眉頭緊鎖，思考著。

　　卡松終於又問：「這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羅丹簡短地說：「今天早上。」

　　蒙克雷斷然地說：「你得制止他。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來追捕他。」

　　羅丹鎮定地說：「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追捕一個高個子淺黃色頭髮的外國人。八月份在法國的外國人有一百萬之多。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長相和護照。作為一個行家，他可能用假護照。他們距抓住他還有一大段距離呢。假如他給瓦爾米打了電話，他會得到警告。他能夠及時抽身。」

　　蒙克雷說：「他如果打電話給瓦爾米，當然會得到終止行動的指示。瓦爾米將會給他下達命令。」

　　羅丹搖搖頭，「沒有授權瓦爾米這樣做，他的任務是從姑娘那裡收聽情報，當豺狼來電話時把它傳達給他。這是他的任務，不能幹別的事。」

　　蒙克雷反對說：「但是他自己必須認識到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他必須在第一次與瓦爾米通話後，立刻離開法國。」

　　羅丹想了一會兒說：「從理論上說，這是對的。但如果這樣，他應該把錢退還給我們。我們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內，我想這完全要根據他對自己的計畫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問道：「照你的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羅丹說：「坦率地說，沒有什麼希望了。但他是個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個行家，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個人是不肯輕易撤銷自己的計畫的。」

　　卡松反對說：「想辦法通知他撤銷吧。」

　　羅丹最後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這樣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經走了，已經著手進行了。他要這樣做，而且已經做了。我們不知道他在哪兒，以及他將怎麼幹，他完全獨立自主地幹。我也不打算通知瓦爾米讓他去轉告豺狼停止行動，這樣做的話，將會使瓦爾米倒霉。現在沒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動了。已經太晚了。」

　　十二

　　還不到早晨六點，克勞德．勒伯爾就回到他的辦公室。看見卡龍捲起了襯衫袖子，緊張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面前放了幾張紙，上面有不少手寫的記錄。辦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櫃上放了一個電熱咖啡壺，正在冒氣，不斷地散發出咖啡的香味；旁邊放了許多紙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這些都是晚間由食堂送來的。

　　在兩張桌子之間的牆邊，放了一張行軍床，上面鋪了一床軍毯。字紙簍已經倒乾淨了，放在門邊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開著，卡龍噴出來的煙霧從窗口飄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聖塞爾庇斯教堂的尖頂上。

　　勒伯爾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在椅子上。雖說他只有二十四小時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龍一樣疲倦。

　　「什麼也沒有，」他說，「我查了十年來的一切材料。只有一個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經打算在這兒下手。這個人叫德蓋爾德，他已經死了。另外，他屬於『秘密軍隊組織』，我們檔案上記了他的賬。可以推測，羅丹一定會選擇一個與『秘密軍隊組織』毫無關聯的人，他這麼做是正確的。十年來，除了士生土長的那類人以外，只有四個按合同殺人的刺客在法國試過身手，我們抓住了三個。第四個正在非洲什麼地方服無期徒刑。話又說回來，這是一些黑社會的刺客，根本沒有刺殺法國總統的那份能耐。

　　「我還去了中央檔案局，他們現在正進行徹底的複查，暫時還沒有收獲。可是我懷疑我們的檔案裡可能沒有這個人。羅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會考慮到這一點。」

　　卡龍點燃了一支高盧牌香煙，噴出一口煙霧，歎了口氣。

　　「這樣一來，我們只能靠國外那頭了？」

　　「完全正確。這種類型的人必然在別的地方受訓並取得經驗。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記錄，不然怎麼能證實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幹掉的也許不是總統，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會頭子大得多的人物。這意思是說，他必然在某個地方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一定是這樣。你怎麼安排的？」

　　卡龍拿起一張紙，右邊開有名單，左邊是一列時間表。

　　他說：「七個人都安排好了。先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處長開始，九點十分，就是華盛頓時間凌晨一點十分。這在美國已經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魯塞爾是九點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八點，波恩是八點十分。與約翰內斯堡的聯繫時間是八點半。蘇格蘭場九點。最後羅馬，九點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腦嗎？」勒伯爾問道。

　　「或者是相應地位的人。蘇格蘭場找的是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先生。

　　看來他們在都市警察局裡沒有設凶殺處。除此而外，對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著範。魯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長官安德生通話，「

　　勒伯爾思索了一會兒。

　　「這很好。我寧可找安德生，我們合作辦過案子。還有一個語言問題，他們中間有三個人說英語。我估計只有比利時人說法語。其餘的人在必要的時候也準能說英語……」

　　卡龍插嘴說：「那個德國人迪特裡希，會說法語。」

　　「好吧，那麼我用法語和這兩個人直接談。另外那五個人，你得在旁邊用分機給我當翻譯。咱們該動身了，來吧！」

　　六點五十分，這兩位偵探乘警車來到窄小的保羅．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無奇的綠門前停下。這裡是國際警察組織的總部。

　　在地下室的通訊室裡，勒伯爾和卡龍足足花了三個小時靠在電話機旁和世界頭等的破案專家通話。在這座建築物的屋頂上，看來縱橫交錯、雜亂無章的天線，把高頻信號發射到三大洲，一直到達另一座頂上高高聳起的鋁桿頂。

　　它的波長和干擾器使談話不會被截聽。當全世界的人們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後一杯酒時，偵探對偵探進行了對話。

　　每次打電話，勒伯爾的請求都基本相同：「不，長官，目前，我還不能以兩國警方正式調查的方式來請求你的協助……當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簡單地說，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把握，究竟是剛剛形成犯罪行動的意圖呢，還是已經處在實地準備階段……現在只是洩露出一點情況，目前還純屬例行公事……我們在搜捕一個我們極不了解的人……沒有名字，只有一個大致的外貌特徵……」

　　他對每個人都盡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難堪的是，在談話的末尾，每一位外國同僚都問，為什麼需要他們的幫助？他們究竟能根據什麼線索提供幫助？

　　每到這時候，電話的另一端都只好暫時地沉默著。

　　「是這樣，無論這個人是誰，或者可能是誰，他必然有一點與眾不同：他必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職業刺客……不，不是一個黑社會的槍手，而是一個政治凶手，還頗有幾次成功的記錄。我們感興趣的是你們的檔案上是否有這樣的人，也許他從來沒有在你們國內犯案，或者你們忽然想到的任何這類人物。」

　　在電話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次長時間的沉默，然後才接著說下去。

　　到這時，這個聲音才更沉穩和更關切。

　　勒伯爾明白，西方各國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門首腦，絕對不會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說不出來的話是什麼。在法國，只有一個目標會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興趣。

　　毫無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當然，當然，我們將為你查遍所有的檔案，我盡量在今天就給你回音。啊，克勞德，祝你走運！」

　　當勒伯爾最後一次放下無線電話聽筒時，他猜想的是，還要多長時間這七國的外長甚至總理就會覺察到事態的發展，也許用不了多久。關於這一類事件，即使一個警察也得向政治家彙報。他敢擔保這些部長們會保守機密。歸根結底，世界上有權有勢的人中間存在著一種超脫於政治分歧之上的穩固的默契。他們同屬於一個俱樂部──統治者的俱樂部。面對著共同的敵人，他們會團結一致，而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構成最大威脅的，莫過於一個政治刺客的動向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調查如果為公眾所知，被報界披露出去，它將震動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國人。當然，如果能只限於警官們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遜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遜一定會向他的上級報告。僅僅在七個月以前，戴高樂在一月二十三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粗暴地反對英國參加歐洲「共同市場」；當時倫敦外交部所發布的政治通訊中的措詞，即使像勒伯爾這樣一個不搞國際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強烈反對法國總統的。他們會不會借此機會對準這個老頭子報仇雪恨呢？

　　勒伯爾在已經沒有聲音的電話機面前看了一會兒，卡龍在旁邊望著他。

　　勒伯爾站起來向門口走去，說：「走吧，我們還得吃點東西，再睡一會兒，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不會有什麼事的。」

　　英國蘇格蘭場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皺緊眉頭，放下電話聽筒，走出去時連一個進來值早班的青年警察向他敬禮都沒看見。他走進自己那相當寬敞的辦公室，眉頭仍然緊皺著，望著窗外的泰晤士河。

　　對於勒伯爾所提出的請求，以及他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請求，曼林遜是完全理解的。法國警方一定已經得到一些關於一個目前還找不到的刺客的消息，這件事使他們很為難。勒伯爾曾告訴他，關於這個圖謀在今年八月進行活動的政治刺客，目前幾乎毫無線索。曼林遜長期在警方工作，對勒伯爾的處境，他是完全理解的。

　　「可憐的傢伙！」當他繼續望著窗下緩慢流過的泰晤士河時，他自言自語地說。

　　站在他旁邊的私人助理員問道：「您說什麼？」這個助理員跟在他後面走進辦公室，然後把早晨到的文件整齊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沒事。」

　　助理員退出以後，曼林遜還繼續望著窗外。無論他對勒伯爾所處的既要保護他的總統，又不能公開緝拿犯人的困境如何同情，他還有他自己的上司。或早或晚總得把勒伯爾今早的請求告訴他們。十點鐘就要開各部門首腦的日常例會，只有半小時了。在這會上他提不提這件事呢？

　　經過再三權衡，他決定不提，只要以個人名義給部長寫一個正式備忘錄，點出勒伯爾要求的實質性問題就行了。在必要的時候解釋一下審慎行事的必要性，以及不在早晨例會上彙報這事的原因。與此同時，進行不露聲色的查詢是不會有害處的。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按了一下傳話器的按鈕。

　　助理員的聲音從隔壁的辦公室傳來：「什麼事，先生？」

　　「你能來一下嗎，約翰？」

　　穿著暗灰便服的年輕助理員拿著筆記本進來了。

　　「約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檔案局，直接找總督察馬克海姆。告訴他這是我的個人請求，目前我還不能說明作此要求的原因。請他在現存檔案中查一查我國已知的活著的職業刺客。」「刺客嗎，先生？」助理員的那副驚異樣子好像副長官要求的是查查所有已知的火星人似的。

　　「是的，刺客。重複一遍，不是那種大路貨色的黑社會槍手，那些人只有在下層社會的仇殺中幹掉個把人的經驗或名氣。要的是政治刺客，約翰，這些人或者這個人可以為了錢幹掉一個戒備森嚴的政治家或國家要人。」

　　「聽起來這像是該由特警處承辦的，先生。」

　　「是的，我知道，我也想把事情全交給特警處。可是最好先進行一次普查。啊，對了，我希望你想辦法在中午前給我回音，行嗎？」

　　「是，先生，我現在就去。」

　　十五分鐘以後，刑事部副長官曼林遜在晨會上就了座。

　　待晨會結束，他再次回到辦公室後，先翻了翻信件，把它們推到了一邊，又叫副官拿來一臺打字機，自己坐下來給都市警察局局長打了一份簡要彙報。彙報中簡述了清晨打到他家的電話、早上九點在國際警察組織通訊室的私人通話以及勒伯爾所要求協助調查的實質性內容。他空著備忘錄的後半截，把它鎖進抽屜裡，就幹起當天的工作來。

　　不到十二點，助理員敲敲門進來了。

　　「總督察馬克海姆剛剛從中央檔案局回來。」他說，「刑事檔案裡顯然沒有人符合這些特徵。下層社會有十七個知名的職業凶手，十個在監獄裡關著，七個待在外邊，先生。但是他們都為大黑幫做事，或者在倫敦，或者在其他大城市裡。總督察說沒有一個是適合對付來訪政治家這份差事的。另外，他也建議交由特警處管，先生。」

　　「好，約翰，謝謝你，我要的就是這些。」

　　助理員走了以後，曼林遜從抽屜裡拿出完成了一半的備忘錄，仍放回打字機上。

　　他在後半段寫到：據刑事檔案處報告，無法提供適合於勒伯爾專員提出的這類人的檔案材料。這一調查將移交特警處的副長官。

　　他打印出三份備忘錄，並在上面簽了字。

　　他把其中一份折疊起來放進寫著給部長的信封裡，第二份標明「秘密信件」字樣，放進保險櫃存檔，第三份折疊起來放進衣服的內口袋。他用便箋寫了一份電報。

　　收件人：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克勞德．勒伯爾專員。發件人：倫敦蘇格蘭場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電報內容：根據你今日要求，遍查刑事檔案未獲此類人選資料。將盡速告你任何有價值情報。

　　曼林遜交發時間：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這時剛過十二點半。他拿起電話向接線員要特警處首腦迪克森副長官的電話。

　　「哈囉！迪克森嗎？我是安東尼．曼林遜。能打擾你一會兒嗎……我很樂意，可是我辦不到，我午飯只能吃三明治了……今天又是一個那種日子……不，我只在你動身前見你幾分鐘……好的，很好，我馬上就來。」

　　走出辦公室時，他把給部長的信封放在助理員的桌子上。

　　「我去見特警處的迪克森。你把這個信件送到部長辦公室去，交給他本人。再把這個電報發給收件人，你用公文形式親自打出來！」

　　「是，先生。」

　　曼林遜站在桌旁看著這個警官瀏覽了一下電文，見他讀到最後時眼睛都瞪大了。

　　「約翰……」

　　「先生？」

　　「請你保守秘密。」

　　「是，先生。」

　　「非常秘密，約翰。」

　　「絕對不說，先生。」

　　曼林遜對他微微一笑，離開了辦公室。助理員又讀了一遍給勒伯爾的電報，回想起今天早上替曼林遜向中央檔案局進行的調查，心裡就明白了，輕聲說道：「活見鬼！」

　　曼林遜和迪克森一起待了二十分鐘，破壞了迪克森預定的俱樂部午餐節目。他把剩下那份給部長的備忘錄的複寫件交給了特警處的副長官。

　　當他準備離去時，又在門邊轉過身來。

　　「對不起，迪克森，但這是你那條道兒上的事。如果你問我的話，這個國家裡可能沒有人符合這個條件。所以你好好查查檔案以後，也許就能打電話給勒伯爾，告訴他我們幫不上忙。老實說，我這次絕對不羨慕他的差事。」

　　迪克森副長官的任務之一，就是監視英國所有那些古裡古怪、瘋瘋癲癲，說不定會去謀害來訪政治家的人，當然也包括那批定居在這裡的心懷不滿、暴躁易怒的外國人在內。所以他更能體會勒伯爾這時處境的困難。保護本國和來訪的政治家免受瘋瘋癲癲的狂熱分子的暗算是樁累人的差事，不過好在這類人都是外行，特警處那些久經鍛鍊的專業人員是肯定對付得了他們的。

　　要是自己國家的元首成為一個難對付的前軍人組織的暗殺目標，那就更糟糕了。

　　儘管如此，法國人還是搞掉了「秘密軍隊組織」。作為一個行家，迪克森對他們頗為欽佩，但是雇用一個外籍職業刺客就另當別論了。從迪克森的觀點看，只有一點是對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人選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懷疑在特警處的記錄上，絕對沒有符合勒伯爾的描述口徑的英國人。

　　曼林遜離開以後，迪克森讀了他留下的備忘錄，然後召來了自己的副官。

　　「請告訴偵探長托馬斯，我想在……」他看看表，估計了一下已經大大縮短的午餐會占去他多少時間，然後說：「下午二點整見他。」

　　十二點剛過，豺狼到達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機場。

　　他把三隻衣箱寄存在候機大廳的自動存放行李的鐵櫃裡，自己只帶一隻手提包，裡面裝著他的日用品，還有一包石膏。幾包棉花和繃帶進城去。途中他讓出租汽車停在火車站，自己走進行李寄存處。

　　他看見那隻裝著槍的膠木板衣箱仍然放在一星期前他看著管理員放上去的貨架上，他拿出他的存放憑證，取回了這隻衣箱。

　　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他找到了一個小旅館。這種旅館和世界各地車站附近的小旅館都是差不多的，旅客流動性大，他們也從不探詢客人什麼問題。

　　他要了一個房間，用在機場換來的比利時幣預付了一晚租金，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進房後他把房門鎖好，在洗臉盆裡放了冷水，把石膏和繃帶都放在床上，並開始工作。

　　他在腿上塗了石膏，要等兩小時後才能乾燥。在這段時間裡，他把塗石膏的那隻腳和腿擱在凳子上，點了一支香煙，望著窗外一排排的屋頂。偶爾用手指去按按還沒有乾燥的石膏。

　　裝槍支的箱子空了，他把它塞進床底下，又把剩下的繃帶和少量石膏重新裝進手提包裡，這是他留著為修補用的。他又環視了一下房間看是否還留下什麼痕跡，然後把煙灰倒到窗外，就準備出門了。

　　他的腿上包了石膏，看起來真像一個跛子。他走下樓梯以後，注意到原來那個睡眼朦朧的辦事員不在那兒，因為正是午餐時間，他可能去吃午飯了。但如果接待室裡有人，他還是有可能被看見的。

　　他向大門外面望了一眼，肯定沒有人進來。於是，就把手提包捧在胸前，彎下腰，迅速地走出旅館。正值夏季，大門是敞開著的，一離開接待室職員的視線，他就直起腰來。

　　他很艱難地一拐一拐地走下石階，沿街走到十字路口，找到了一輛出租汽車，又回到了飛機場。

　　他手上拿著護照，走到義大利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口，一個姑娘笑著接待他。

　　他說：「兩天前有一個名叫杜根的旅客，預定了一張去米蘭的飛機票，有嗎？」

　　姑娘查了一下當天下午去米蘭的售票情況，這架飛機再過一個半小時就要起飛了。她看了他一眼說：「杜根先生，有的。飛機票是預留了，但沒有付錢。你現在就付嗎？」

　　他付了現款，拿到了飛機票。姑娘告訴他再等一小時會通知他上飛機的。

　　因為他腿上包著石膏，瘸得很厲害。一個熱心的搬運員走過來幫助他從寄存櫃裡取出三隻衣箱，交給義大利航空公司托運。然後到了海關，由於他是個出境旅客，所以只看了一下他的護照。還剩下一小時，他就到旅客餐廳裡吃了一頓午餐。

　　他這個受傷的跛子引起了不少人對他的關懷。從候機大廳出來，他被送上一輛汽車，直送到飛機跟前。看他步履艱難地走上飛機舷梯，可愛的義大利空中小姐歡迎他時更是笑容滿面，讓他舒舒服服地安坐在飛機中部一組面對面的座位上。她特意指出，這組座位擱腿的地方寬敞一些。

　　其他旅客在入座時小心翼翼，不去碰他的傷腿。他則仰靠在座位上，堅強地露著笑容。

　　四點十五分，飛機起飛，朝著米蘭的方向向南飛去。

　　在倫敦，英國特警處總偵探長布列安．托馬斯在三點鐘前走出了特警處副長官迪克森的房間。他覺得渾身不得勁兒。這不僅僅是因為這次熱傷風是折磨他最厲害、最長久的一次，而且因為壓給他的這個新差事把他這一天全毀了。

　　今天早晨，新的一星期剛剛開始，開頭他就聽說奉命尾隨蘇聯貿易代表團一名團員的人被尾隨對象甩掉了；快到中午時，他接到軍事情報部五處的一個彬彬有禮的要求，請他的部門放棄這個代表團，這裡頭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說在軍事情報部五處看來，整個事情最好交給他們來辦。

　　到了星期一下午，可就更糟了。對任何警官來說，無論是特警處還是別的什麼部門，最頭痛的就是可能發生的政治謀殺案。但是從他的上司所交辦的任務看，神秘得連個名字都沒有。

　　在這一點上，迪克森對他說了一番漂亮話：「沒有名字，正好可以一顯身手啊！試試看明天能不能搞出點名堂來。」

　　「一顯身手！」托馬斯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咕噥了一聲。雖說這次已知嫌疑犯的名單將會特別短，但他和他的部門照樣需要花上若干小時查找檔案、政治鬧事記錄、各項判決書等等，就連那些可疑對象都需要查詢。從迪克森的介紹中，只有一點比較明確：這個人是一個職業刺客，而不是那種為數眾多的瘋瘋癲癲的狂熱分子。

　　他召來兩個偵察官，他讓他們和他一樣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到辦公室報到。

　　他對他們進行的介紹比迪克森的介紹還要短，只告訴他們要找什麼，卻不說為什麼。

　　他認為，法國警方懷疑有一個人要暗殺戴高樂，未必與蘇格蘭場特警處的機密檔案和記錄有多大關係。

　　他們三個人清掉案頭的其他卷宗，開始幹了起來。

　　六點剛過，豺狼乘坐的飛機便在米蘭林內特機場著陸。那位始終關心他的空中小姐，扶著他走下舷梯，由另一位地面女服務員攙扶著他到候機室主樓。他已把槍支部件從箱子裡拿出來，放在顯眼的手提袋裡。接受海關檢查時，護照檢查不過是例行公事，但是當皮箱順著傳送帶到達海關檢查臺時，危險性開始增長。

　　他找到一個搬運工，請他把三隻皮箱排成一行。他的手提袋放在它們旁邊。一個海關檢查員看到他一跛一拐地走向檢查臺，便走了過來。

　　「這些行李全是你的嗎。先生？」

　　「嗯，是的，這三隻皮箱和這個手提袋。」

　　「你有要報稅的嗎？」

　　「沒有，沒有什麼。」

　　「你是來辦事的嗎，先生？」

　　「不，我是來度假的。但是結果卻不得不休養一個時期。我想去湖區。」

　　海關職員對此無動於衷。

　　「我能看看你的護照嗎，先生？」

　　他遞了過去。義大利海關職員仔細察看了護照，還給他時一言不發。

　　「請你打開這隻箱子。」

　　他指著三隻大箱子中的一隻。豺狼從鑰匙圈上選了一個鑰匙打開箱子，搬運工幫著把它放平。走運的是，這是放著供扮成丹麥牧師和美國大學生的衣服的箱子。

　　海關職員擺弄著這些衣服，當然看不出一身深灰色西裝、內衣、白襯衫、平底鞋、黑便鞋、風衣和襪子有什麼特別之處。丹麥文的書也不使他驚奇。書的封面是沙爾特列斯教堂的彩色照片，書名雖然是丹麥文的，但在英文裡也是這幾個字母，並無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沒有檢查重新縫過的貼邊，也沒有找到偽造的證件。檢查如果徹底的話，這些東西就會暴露，但他只是馬馬虎虎地作了常規檢查，他只是在發現可疑現象時才會認真起來。一支步槍的全套部件隔著檢查臺離他不過三英呎，但他絲毫未有所覺察。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鎖上，然後迅速地用粉筆在四件行李上都做了記號。他的任務完成了，臉上露出了笑容。

　　「謝謝你，先生，祝你假期愉快。」

　　搬運工叫來一輛出租汽車，收下了豐厚的小費。

　　很快，豺狼就進入了米蘭，它那一貫熙熙攘攘的街道，由於正是下班時間，更加亂成一片，汽車喇叭響個不停。他要司機把他送到中心火車站去。

　　他在火車站又叫了一個搬運工，一跛一拐地跟著這人到行李存放處。在出租汽車裡，他已經把剪刀從手提袋裡抽出來放進褲袋。這次他存放的是手提袋和兩隻皮箱，留下放著法國軍大衣的那隻箱子，這個箱子裡還有一些東西。

　　打發走搬運工以後，他拐進了男廁所，見到便池左邊一長列洗手池前只有一個人在洗手。他放下箱子，也開始仔仔細細地洗起手來，等那人洗完手出去後，盥洗室空無一人的那一剎那，他閃進了屋子另一面的一間單人廁所裡，倒鎖上門。

　　他把腳放在馬桶座上，輕輕鑿了十分鐘，石膏開始一片片往下掉，露出墊在裡面的棉花，他就是靠這個把腿包紮得像真的由於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樣臃腫。

　　等他把腳上的石膏都除淨以後，他把上石膏時用膠條粘在大腿內側的絲襪和黑皮便鞋重新穿上。他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墊子放進馬桶。第一次沖水時堵了一半，第二次沖水就全下去了。

　　他把皮箱放在馬桶上，把那一套裝著槍支部件的鋼管一件件放在大衣折縫裡，然後把皮箱的扣帶一一扣緊，避免箱子裡的東西相互碰撞。然後他合上箱子，看看廁所外邊。有兩個人站在洗手池前，還有兩個人在便池前。他出了單間，逕直向門外走去，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來不及，他已經走上車站大廳的臺階了。

　　他不能被人注意到剛才還是個跛子，一下又變成一個體格健壯的人出現在行李存放處。所以他招呼了一個搬運工，解釋說他時間緊迫，需要趕快換點錢、取出行李並叫一輛出租汽車。他把行李票和一張一千里拉的鈔票塞進搬運工手裡，指點他去行李存放處，並說他自己去把英鎊換成里拉。

　　搬運工高高興興地點著頭去取行李，他把身上最後的二十英鎊換成義大利里拉，剛剛換完，搬運工就拿著三件行李來了。兩分鐘後，他坐在一輛出租汽車裡，以驚人的速度駛過奧斯塔公爵廣場，奔向大陸旅館。

　　在旅館豪華的前廳裡，他對服務臺的職員說：「我用杜根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我想你們還留著吧。房間是兩天前用電話從倫敦訂的。」

　　不到八點鐘，豺狼已經在房間裡舒舒服服地享受著淋浴和刮臉。兩隻皮箱被小心翼翼地放進了衣櫥，放著他自己衣服的第三隻皮箱打開放在床上。晚間穿的衣服是一件夏季穿的海軍藍輕質純羊毛上衣，他把它掛在衣櫥門上，他的灰色上衣已經交給旅館服務員去熨燙了，在他面前放著雞尾酒和晚餐。今晚似乎還很早，明天，八月十三日，將是一個很忙碌的日子。

　　十三

　　英國，倫敦。

　　在托馬斯的辦公室裡，一個年輕的偵察官結束了他自己的這部分清查工作，望著他的上司說：「什麼也沒找到。」

　　另一個年輕的偵察官也結束了工作，結果也是如此。托馬斯自己在五分鐘前也已經查閱完畢，此刻他在窗前站著，望著街上的車輛從他的窗前駛過。

　　他的辦公室和曼林遜的辦公室不一樣，窗外看不見泰晤士河。他的辦公室在二樓，只看得到凱德索菲弗街上的車流。他覺得實在累得要死，由於吸煙過多，嗓子發澀。他明知道患了重感冒不該再吸煙，但總是放不下，特別是在神經緊張的時候。

　　房間裡的煙霧使他頭疼欲裂，但是當天下午找到的那些人，還需要核對一下，因此就得不停地打電話。每次回電的答覆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徹底解決了，有的則不像是會去刺殺法國總統的那一類人。

　　托馬斯從窗前轉過身來說：「好啦！就這樣吧！我們已經盡力了，調查結果就是如此，沒有一個人符合標準。」

　　一個偵察官說：「也可能有幹這種事的英國人，但他不一定在我們的檔案裡。」

　　托馬斯氣呼呼地說：「注意，他們全在檔案裡！」一想到在他的領地裡，竟然有職業刺客之類的精彩人物未被列名備案，他就不大樂意，再加上傷風頭痛，更使他難以心平氣和。

　　另一個偵察官說：「歸根結底，政治刺客是一種特別稀有的鳥兒。這個國家也許根本沒有這類貨色。它不怎麼合英格蘭人的口胃，對不對？」

　　托馬斯回瞪了他一眼。他寧願用「不列顛人」來概括聯合王國的居民，這位偵察官無意中使用的「英格蘭人」這個詞兒，使他疑心對方暗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中也許能產生這類人物。其實，人家並沒有這個意思。

　　「成了，收拾卷宗，交還登記處。我去報告說經過徹底的調查，沒有發現這種類型的人物。我們只能如此。」

　　「偵探長，是哪兒要我們查的？」一個偵察官問道。

　　「你別操這個心了，孩子。看來有人遇到了麻煩，反正不是我們自己。」

　　兩個年輕人收起了所有的材料，走向門口。他們兩人都有家室，其中一個這幾天隨時盼著頭一次當爸爸呢，他一直走到門口。另一個卻回過頭來，在沉思中緊鎖眉頭。

　　「偵探長，我查找的時候想到這麼個情況。假如有這樣一個人，他具有不列顛的國籍，他一定不在這兒下手。我的意思是說即使是這種人，他也得有個基地。一種類似隱蔽所的地方，可以回來休養生息的地方。在他的本土上，他甚至可能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這是什麼意思，一種雙重人格的人嗎？」

　　「是的，差不多是這樣。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那樣一個職業刺客，就像我們今天想查的這類，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麼人發動今天這樣的調查，而且讓你這樣級別的人帶著幹，看來要查的人來頭不小。假定如此，他必然在他的領域裡幹過幾樁案子。要不然，他就無足輕重了，對不對？」

　　「往下說。」托馬斯仔細地打量著他說。

　　「是這樣，我想這種人可能只在本土之外採取行動。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不會引起國內保安部門的注意。也許情報部門聽到過什麼風聲呢？」

　　托馬斯考慮了一下他的意見，然後慢慢地搖搖頭，「忘了吧，回家去，孩子。報告由我來寫。你乾脆把我們調查的這件事忘了吧！」

　　但等偵察官一走，他的這個意見卻紮根在托馬斯心中。現在，他可以寫報告了。

　　毫無結果，一張白卷，根據對檔案記錄進行調查的結果來看，沒有什麼複查的必要。

　　但是，如果在法國的查詢背後確有什麼根據呢？假定說，法國人並不是像托馬斯估計的那樣，只是聽到了一句有關他們寶貝總統的流言蜚語就被鬧得暈頭轉向了呢？

　　如果真像他們所宣稱的那樣只有一點點根據，如果沒有跡象說明這人是個英國人，那麼他們得用同樣的方式查遍全世界。非常可能的是，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刺客存在，而如果真有此人，他必然來自那些擁有長遠的政治謀殺歷史的國家。可是，假定法國人的懷疑屬實呢？萬一，這個人真是英國人，哪怕英國只是他的出生地呢？

　　托馬斯一向為蘇格蘭場的聲譽感到自豪，特別是特警處。他們從未遇見過這類麻煩，他們從未讓一個外國來訪的要人出過什麼事。在蘇聯克格勃（ＫＧＢ）頭子伊萬．謝洛夫來英國為赫魯雪夫和布爾加寧來訪作準備時，他甚至得親自出馬照料這個狗娘養的俄國人，因為好幾十個波羅的海國家的人和波蘭人都想幹掉他。可是一槍未放，當時這地方趴滿了謝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員，個個荷槍實彈，隨時準備行動。

　　偵探長布列安．托馬斯再過兩年就該退休了，他將踏上歸途，回到他和梅格買下的可以遠眺布里斯托爾河綠波的小房子去。看來還是保險一點好，把一切都查清。

　　年輕時候的托馬斯是一個挺不錯的橄欖球隊員，很多和格拉摩根隊交過手的人都清楚地記得，只要布列安．托馬斯當翼鋒，就甭打算搞邊線突破。當然，他現在年紀太大了，但是他對倫敦威爾士隊還保持著強烈的興趣，無論何時，只要工作走得開，他還去里奇蒙的老鹿苑看他們比賽。他對所有的隊員都很熟悉，一場比賽後，總要花些時間在俱樂部房間裡和他們聊天。他的名聲保證他在這裡備受歡迎。

　　其中有一個隊員，別人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托馬斯卻知道他不只幹這個角色。他所在部門是在外交部管轄之下，卻又不屬於外交部，他是為秘密情報處工作的，在公眾之中，有人用不準確的「軍事情報六處」稱呼他們。他的名字叫貝利．勞埃德。

　　現在，這兩個人約好八點到九點之間，在河邊一家安靜的酒館裡喝一杯。托馬斯買了酒以後，他們聊了一會兒橄欖球。但是勞埃德猜得出，這位特警處的人絕對不是為了談談兩個月後才開始的球賽季節而約他到河邊酒店來的。他們兩人手裡都拿著酒，心不在焉地互道「乾杯」。托馬斯點頭示意到外邊通向碼頭的平臺上去，外面比較安靜，一幫青年男女已經喝完酒去吃晚飯了。

　　「碰上問題了，夥計，」托馬斯開了頭，「希望你能幫幫忙。」

　　勞埃德說：「好吧，只要辦得到。」

　　托馬斯說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檔案局、特警處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個英國人的話，他可能是絕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類，你明白嗎？他可能只在國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許情報處注意過他呢！」

　　「情報處？」勞埃德安詳地反問一句。

　　「得了，得了，貝利。有時候我們總免不了要多知道點兒事吧！」托馬斯的聲音猶如耳語。從背後看，他們這兩個穿深色西裝的人像是越過黑沉沉的河水眺望著南岸的燈火。

　　「我們在搞布雷克案件時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員的真實身份都叫我們偷看到了。你也是一個，對吧？他受審查那會兒，你就在他那個部門，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勞埃德說。

　　「你看，在公園裡我只是布列安．托馬斯。可是我同時又是特警處的偵探長，對不對？你不可能對任何人都隱姓埋名啊，你說是嗎？」

　　勞埃德望著手裡的杯子，「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現在還辦不到。法國方面是勒伯爾對曼林遜的非正式要求。他從中央檔案局裡找不出什麼來。他回答說他幫不上忙，但他又告訴了迪克森。迪克森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嗎？絕不能透露給報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顛對勒伯爾愛莫能助。我只想我們應該從各個角度全都掃它一遍，你是最後一著啦。」

　　「估計這個人是衝著戴高樂來的嗎？」

　　「應該是這樣，這是從調查的來頭猜出來的。但是法國人異常謹慎，他們當然不願意公開張揚出去。」

　　「當然是這樣。可是他們為什麼不直接找我們呢？」

　　「這個查詢要求是通過老傢伙通訊網提出的，由勒伯爾直接找曼林遜。也許法國保安總局和英國秘密情報處之間並沒有老傢伙通訊網那樣的聯繫。」

　　即使勞埃德意識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總局和秘密情報處之間眾所周知的惡劣關係，他也未動聲色。

　　過了一會兒，托馬斯問：「你在想什麼呢？」

　　「真有趣，」勞埃德盯著河水說道，「你記得菲爾比案件嗎？」

　　「當然啦。」

　　勞埃德接著說：「在我們這個部門裡，這個案子還餘痛未了呢。菲爾比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從貝魯特叛逃過去的。當然，這是事後才知道的，可是在情報處內部卻鬧得不可開交，調動了好多人。必須如此，因為他把阿拉伯處的大部分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個必須迅速調離的人是我們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貝魯特和菲爾比一塊兒待了六個月才剛去了加勒比。

　　「就在同一個月，一月份，多明尼加的獨裁者特魯希略，在特魯希略市城外一條僻靜的路上被殺害。據報告說，他是被游擊隊殺死的，他的政敵很多。我們的人那時回到了倫敦，有一陣子我們兩人合用一個辦公室，後來他又另調了工作。他談到過一個傳聞，說特魯希略的車子是被一個槍手用步槍打了一槍被迫停車的，埋伏的人衝上去炸開了車，這才把裡面的人打死。這一槍真他媽的打得準──從一百五十米外朝著一輛飛跑的汽車打的。子彈穿進司機座旁邊那個小三角窗子，只有那個窗子不是防彈玻璃，整個汽車是裝甲的。子彈擊中了司機的咽喉，他翻了車，到這會兒游擊隊才出來。奇怪的是，傳說這個狙擊手是個英國人。」

　　一陣長時間的沉默，兩個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頭上晃來晃去，眼睛都盯著已經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兩個人的腦海裡，都浮現出一個炎熱、遙遠的島國裡乾旱灼人的景色：一輛小汽車以九十英哩的時速從柏油馬路上衝到岩石嶙峋的山腳邊；一個穿著淺黃色斜紋布衣服、佩著金色緩帶的老頭──他以殘酷無情的鐵腕統治這個國家達三十年之久，被從汽車的殘骸裡拖出來，打死在路邊。

　　「這個人──謠傳中的人，有名字嗎？」

　　「我不知道，我也記不得了。那時候不過是在辦公室裡聊天。那一陣子我們困難重重，一個加勒比的獨裁者實在不值得我們操心。」

　　「這個同事──這個和你談這件事的人，他寫過報告沒有？」

　　「一定寫過，例行公事。但這只是一個傳聞，沒有什麼根據。而我們所注意的是事實，是有根有據的情報。」

　　「但這無論在什麼地方，總一定會歸檔的吧？」

　　「應該是這樣，」勞埃德說，「不過它的可靠性極小。因為只不過是當地酒吧間裡的傳聞之一，那地方謠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設法回過頭來查查那些檔案嗎？看看有沒有那人的名字？」

　　勞埃德離開了欄杆，「你回家吧，」他對偵探長說，「如果有什麼有用的情報，我打電話給你。」

　　他們走回酒館，送回啤酒杯，然後走向店門。

　　當他們握手告別時，托馬斯說：「我很感激你。也許什麼都找不出來，不過還是寄希望於萬一。」

　　當托馬斯和勞埃德俯身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談話的時候，當豺狼在義大利的米蘭一家屋頂餐廳飲盡最後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時候，克勞德．勒伯爾在法國巴黎內政部長會議室裡出席了第一次進度彙報會。

　　出席的人和二十四小時前相同。內政部長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門首腦分坐在桌子兩邊。克勞德．勒伯爾拿著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長略一點頭，會議便開始了。

　　他的秘書長桑根納蒂最先發言。他說，這一天一夜以來，法國每個邊防檢查站的海關人員都接到指令，徹底搜查一名進入法國的淺黃色頭髮、高個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別要檢查護照，並由邊防檢查站官員在海關關口查看以防偽造（對此，邊防檢查站首腦點頭表示承認）。進入法國的旅遊者和商人可能會議論海關突然增強戒備一事，但不會使任何遭到檢查的對象意識到全國各關口的目標都是淺黃色頭髮的高個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銳的新聞記者提出問題，即以常規抽查來答覆。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這種問題。

　　他要彙報的還有一件事，有人建議考慮採取突然行動，把羅馬「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個頭目抓一個來。外交部出於外交上的原因強烈反對這一建議。這不奇怪，因為他們不知豺狼行動的內情；而外交部得到了總統的支持，雖然他明白內情。這樣一來，就不能指望用這個辦法來解決問題了。

　　保安總局的紀博將軍說，他們的檔案經過徹底的查閱，除了「秘密軍隊組織」及其同情者外，沒有發現有關任何政治刺客的情況。

　　情報局局長說，對法國刑事檔案清查的結果也是同樣。不僅對法國人查閱的結果是如此，對那些企圖在法國國內下手的外國人中，查閱也未獲結果。

　　邊防檢查站首腦開始彙報。他說，今天上午九點半，在北火車站附近郵局，截獲了一個打給三個「秘密軍隊組織」頭目所住的旅館的電話。自從八個星期以前他們在那裡出現後，國際交換臺的接線員便奉命報告所有打給這一號碼的電話。今天早上，這個值班員反應遲鈍，直到接通以後他才意識到這是列在單子上的號碼，這才呼叫邊防檢查站。幸而他還有監聽的常識。電話內容是：「瓦爾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經漏氣了。重複一遍，豺狼已經漏氣了，科瓦爾斯基被捕了。死前說了話，結束。」

　　幾秒鐘內，全室一片寂靜。

　　「他們怎麼發現的？」勒伯爾從桌子的另一端不動聲色地發問。所有的視線都轉向他，除了羅蘭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著對面的牆壁。

　　「該死！」羅蘭清晰地說，依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牆壁。大家的視線又轉向行動分局首腦。

　　羅蘭上校從沉思中迅速回到現實。

　　「馬賽。」他簡短地說，「為了把科瓦爾斯基引離羅馬，我們用了一個誘餌，一個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外號若若的老朋友。他有老婆和女兒。我們對他們進行了保護性拘留，一直到科瓦爾斯基落網，然後放他們回家。我想從科瓦爾斯基那兒要的是他那些頭子的情況。那時候，沒有任何有關豺狼行動的線索。當時也沒有理由不讓他知道科瓦爾斯基被我們抓住了。當然，後來事態有了變化，一定是這個波蘭人若若透信給那個瓦爾米了。很抱歉。」

　　勒伯爾問：「邊防檢查站的人在郵局抓住瓦爾米沒有？」

　　邊防檢查站的人說：「沒有，我們只差了兩分鐘，這得歸咎於那位接線員的愚蠢。」

　　森克萊上校突然衝口而出：「純粹是一連串的無效勞動。」好多雙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紀博將軍說：「我們針對著一個未知的敵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進。假如上校自告奮勇接管這一行動計畫，承擔其一切責任，那麼不妨……」

　　來自愛麗舍宮的上校專心致志地看著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們比保安總局局長的威脅性暗示更為重要。他已經意識到他剛才的話是不明智的。

　　這時，內政部長開口了：「從某一方面看，他們知道雇用的槍手走漏了風聲也許反而好些。他們現在必定會終止這一行動吧？」

　　森克萊為了挽回剛才的失言，接嘴說：「當然，部長說得有道理。他們再幹下去豈不是太蠢了嗎？他們一定會讓這個人住手的。」

　　「他並沒有真的漏氣了。」勒伯爾平靜地說。他們幾乎都忘記了他的存在。

　　「我們還不知道這個人的姓名。這一警告也許只會促使他採取其他的應急措施，比如偽造證件、化裝……」

　　由於部長的話而產生的樂觀情緒現在又消失了。羅傑．弗雷伊以尊重的目光望著小個子偵探。

　　「先生們，我想我們該聽聽勒伯爾的報告了。歸根結底，這次清查是由他負責的。我們坐在這兒都是為了盡量協助他。」

　　在部長的敦促之下，勒伯爾概述了一下昨晚以來他所採取的步驟；在清查了法國檔案後，他更加深信這個外國人如果有案底，那也只可能存在於其他某個國家的檔案上。他已向國外發出查詢要求，用國際警察組織的直通電話同七個主要國家的警察首腦通了話。

　　勒伯爾最後說：「他們的答覆在今天白天陸續到達。結果如下：荷蘭，沒有。義大利，有幾個已知的合同殺手，但全都受雇於黑手黨。經過縝密的了解透露出卡拉比涅利和羅馬黑手黨首領之間有誓約，即黑手黨的任何殺人凶手除執行命令外，絕不進行政治暗殺，而黑手黨是絕不參與殺害外國政治家的，」勒伯爾抬頭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個人的意見傾向於相信這可能是真的。英國，什麼也沒有，但常規查詢已轉到另一部門，特警處將進行進一步檢查。」

　　「一如既往，慢條斯理。」森克萊屏著氣低聲嘟囔著。勒伯爾聽到這話又抬頭看看。

　　「但我們的英國朋友是一絲不苟的。不要低估了蘇格蘭場的能力。」他接下去唸報告。

　　「美國方面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根據地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國際大軍火商的得力助手。這個人曾經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幹過，後來是駐加勒比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在豬灣事件之前，由於在鬥毆中打死一名反卡斯楚的古巴人而被開除。這個古巴人本來要在豬灣行動中指揮一支隊伍的。於是，這個美國人就被軍火商招去了，中央情報局利用這個軍火商向豬灣入侵部隊非官方地提供武器。後來他的主子在軍火生意中的兩個對手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們認為是這個人幹的。軍火交易是一個玩命的買賣。這個美國人的名字叫查爾斯．亞諾德，外號『丘克』，聯邦調查局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聯邦調查局建議考慮的第二個嫌疑人員是一個叫馬科．維特列諾的人。他以前是紐約黑幫頭目阿爾伯特．阿納斯塔西亞的私人保鏢，這個頭目一九五九年十月在理髮時中彈身亡。他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出美國，住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企圖混入當地的黑社會中，但沒有成功。聯邦調查局認為，如果他已經窮途潦倒，那麼他有可能被某個外國團體雇用；如果價錢合適，就可能去幹殺人的勾當。」

　　房間裡一片寂靜，十四個人全都一聲不響地聽著。

　　「比利時人說有一個可能性，有一個名叫尤里．貝隆吉的精神病殺人者，原來在加丹加是衝伯的一員大將。一九六二年被聯合國從加丹加趕了出來。由於在比利時他還有兩件殺人的懸案未結，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時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計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時警方正在進一步查明他的去向。

　　「西德也有一個可能性，漢斯迪特．凱塞爾，一個納粹黨衛軍少校，有兩個國家把他列為戰犯。戰後改名換姓住在西德，是納粹分子一個地下組織的雇傭槍手。據說西德有兩個戰後進入政界的左翼社會黨人要求政府加強對戰爭罪犯審訊而被暗殺，他有重大嫌疑。後來人們都知道他就是凱塞爾，由於身份暴露，他逃到西班牙。據說已經洗手不幹了，現在住在馬德里。」

　　勒伯爾抬起頭來，環顧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帶說明一下，此人的年齡似乎已經不適宜於這樣的工作，他現在已經五十九歲。」

　　「最後是南非，也有一個嫌疑分子，一個職業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在南非他沒有犯案，卻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他是一個頭等的射擊手，善於擊中一個特定的目標。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後逃出剛果，估計他仍在西非某個地方。南非的特種工作部正在進一步清查。」

　　勒伯爾暫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圍，在座的十四個人都面無表情地望著他。

　　他接著用懇求的語氣說：「當然，我也認為這些情報都僅僅是可能，我只是試著和七個國家聯繫，而這個豺狼可能是個瑞士人、奧地利人或者其他什麼地方人。七個國家中有三個說沒有可疑的人，這也可能是錯的，豺狼也可能是義大利人、荷蘭人或者英國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時的、德國的或者美國的，沒有人知道。我們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現一個突破。」

　　森克萊又說話了：「單純靠希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勒伯爾很有禮貌地問道：「那麼上校是否有什麼新的建議？」

　　森克萊冷冷地說：「我個人的意見認為，這個人在得到警告後已經撤銷他的任務了。在他的陰謀被揭露後，這個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們的總統。況且羅丹和他的同夥一定給了這個人不少錢，他們會向他要回這些錢並且撤銷這次行動。」

　　勒伯爾溫和地表示異議：「你認為這個人因被警告而撤銷了他的任務？但是『認為』與『希望』相差無幾，現在我還是準備繼續查詢。」

　　部長問道：「你所說的這些查詢目前的進展如何？」

　　勒伯爾說：「部長，幾個認為有嫌疑分子的國家警方，估計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齊資料，照片也用電傳傳來。有些國家的警方還在繼續追查，想盡可能確定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後再由我們接手。」

　　桑根納蒂問道：「你看他們會保密嗎？」

　　勒伯爾回答說：「他們沒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們有上百次高度機密的調查是通過非正式的私人關係進行的。好在所有這些國家不論他們的政治觀點如何，都是反對刑事犯罪的，所以我們不像國際關係中的政治部門那樣相互敵視。也就是說，各國警察部門的合作關係是很好的。」

　　弗雷伊問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這樣嗎？」

　　「部長，對警察來說這全是犯罪行為。這就是我寧願聯繫我的外國同行，也不願意通過外交途徑調查的原因。毫無疑問，我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會知道有過這番調查。但他們沒有什麼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無論在哪兒都是罪犯。」

　　森克萊衝口而出：「但只要他們知道進行過這番調查，他們就能琢磨出個奧妙，然後私下裡取笑我們的總統。」

　　勒伯爾說：「我看不出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幹。要知道，這種事情，說不定哪天就輪上他們中間的某個人。」

　　森克萊回嘴說：「假如你意識不到有些人因為有人想謀害法國總統而多麼興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總統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於眾。」

　　勒伯爾糾正他說：「這不是公之於眾，這是極其私秘的通報，只限於一小批人。這批人的頭腦裡裝滿了秘密，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來，將會毀掉本國一半以上的政治家。這些人中間，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詳情。為了保衛西方世界的治安，他們必須知道這一切。假如他們不謹慎的話，他們就不配待在這樣的崗位上。」

　　莫里斯．布維埃生氣地說：「寧願有幾個人知道我們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們發出參加總統葬禮的訃告強。我們和『秘密軍隊組織』戰鬥了兩年，總統指示說一定要防止成為報界的轟動新聞和公眾的話題……」

　　部長插話說：「先生們，先生們，夠了。是我授權勒伯爾先生在外國警方首腦中進行謹慎的查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萊一眼，「向總統請示之後。」

　　這群人毫不掩飾因上校窘迫而使他們產生的快感。

　　部長問道：「還有別的事嗎？」

　　羅蘭舉了一下手。

　　他說：「我們在馬德里有一個常駐辦事處。西班牙有一批『秘密軍隊組織』流亡者，所以我們需要設置這樣一個機構。我們可以查找那個納粹分子卡塞爾，而不用驚動西德人。據我所知，我們和波恩外交部的關係並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二月份的綁架阿古行動和隨之而來的波恩政府的惱怒，有幾個人會心地笑了。部長朝著勒伯爾揚揚眉毛。

　　勒伯爾說：「謝謝你們。你們如果能找到這個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還希望其他部門能像過去二十四小時一樣，繼續給我提供幫助。」

　　「那麼明天再說吧，先生們！」羅傑．弗雷伊部長說後，收拾起他的文件，會議結束了。

　　走出大門外的臺階上，勒伯爾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溫馨的空氣。

　　鐘聲敲響了十二下，已經進入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剛過午夜十二點，貝利．勞埃德打電話給托馬斯偵探長。托馬斯正打算熄滅他的床頭電燈，他估計這位外交部情報處的老兄要明天才會打電話來。

　　勞埃德說：「剛才講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報告的原件，這不過是當時島上流傳著的謠言的一份普通的報告。這份報告送上去不久後，就被批上了『不需要採取行動』的字樣。我剛才說過，那時我們被不少其他事牽制住。」

　　托馬斯不願驚動身旁睡著的妻子，輕聲地問道：「有名字嗎？」

　　「有的，有一個英國商人最近忽然不見了。當然，他可能與你說的那件事毫無關係，但他的名字與那些謠傳聯繫起來，名字是卻爾斯．格爾索普。」

　　「謝謝你，貝利，到了早晨我再繼續查。」他掛上了聽筒，睡覺了。

　　勞埃德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年輕人，他把這次查詢以及他的答覆寫了一份簡單的報告給情況室。其時已經是後半夜了。情況室值夜班的人簡單地看了一下，因為這是一件關於法國的事，就把它放入外交部法國科的郵袋裡。按慣例，第二天早晨就將送到法國科的頭頭那裡。

　　十四

　　豺狼照例在早晨九點半起床，喝了放在床邊的茶，洗了澡，刮了鬍子，穿好衣服，然後從衣箱的夾層裡，拿出一疊鈔票共計一千英鎊，裝在上衣內口袋裡，下樓用早餐去了。

　　九點半鐘的時候，他走出旅館去找銀行。差不多花了兩個小時，分別在幾家銀行裡把英鎊換掉，其中二百英鎊換成義大利里拉，其餘八百英鎊則換成法國法郎。

　　完成了這項工作以後，他在咖啡館喝了一杯咖啡，然後進行他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經過了幾次打聽之後，他來到加里布地門附近的一條小街上。這裡靠近加里布地火車站，是個工人住宅區。他在街角的一家經營出租汽車間的地方租下了一間，兩天的租費是一萬里拉，因為只租用兩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價錢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雜品商店，他買了一套工作服，一對金屬的夾子，幾米細鐵絲，一支電烙鐵和一些焊條。還買了一個帆布袋，把所買的東西都裝了進去存放在他的汽車間裡。他把汽車間的鑰匙裝進衣袋後，就到這個城市最熱鬧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館用午餐。

　　在餐館裡，他用電話聯繫了幾家有汽車出租業務的商行後，就乘一輛出租汽車到一家規模比較小，生意也不怎麼興隆的汽車出租商那裡，租了一輛一九六二年的舊「阿爾法」牌運動跑車，並說明他預備在義大利作為期兩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兩星期後把汽車送還。

　　他的護照──英國的和國際的駕駛執照都是齊全的。一小時後，汽車保險的手續也辦妥了──出租汽車商行附近就有專門辦保險的。汽車押金很貴，差不多相當於一百英鎊，到下午四點時，鑰匙插在點火裝置上，這輛汽車就歸他使用了，汽車行的老板祝他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他在倫敦時已經向汽車協會打聽過，法國和義大利都是「共同市場」的成員國，所以義大利牌照的汽車開到法國去不需要辦理什麼手續，只要有駕駛執照、租車證明，還有保險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義大利汽車俱樂部接待處詢問到附近一家信譽卓著的保險公司的名稱，這家公司是專替國外旅客提供汽車保險保證金的。他在這家公司為自己駛往法國旅行所需的額外保險費付了現款。他們對他說，這家公司同法國一家大保險公司有業務關係，因而它承諾的保險在那裡也同樣有效。

　　他離開保險公司後，就駕駛著那輛「阿爾法」小汽車回到大陸旅館，把汽車停放在旅館的停車場，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並取出了裡面藏著步槍部件的皮箱。二十分鐘之後，他又回到了那條有出租汽車間的小街，他把汽車開進已租好的汽車間後，反鎖好房門，把電烙鐵的電線插進了頭頂上那盞電燈的燈口，還把一支強光電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車的底部，接著他就開始幹活了。他花了兩小時，把藏有步槍部件的薄鋼管緊貼在「阿爾法」跑車底盤內側的凸緣上焊住。他之所以選擇「阿爾法」跑車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在倫敦時看遍了汽車雜誌，才知道在所有的義大利汽車中，只有「阿爾法」跑車的那副牢固的鋼製底盤內側有一道較闊的凸緣。

　　每根鋼管都用一層薄薄的麻料織物套住，再用鋼絲緊緊地捆綁在凸緣內側，凡是鋼絲和底盤邊緣接觸的地方都用焊條焊住。

　　當他幹完這些活的時候，他那身工裝褲已沾滿了汽車間地面上的油汙，他的兩隻手也由於在底盤上捆綁鐵絲時過分用力而酸痛不已。可是任務完成了。那幾根鋼管除非鑽到汽車底下去湊近細看，不然根本無法發現，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會蒙上厚厚的塵土。

　　他把工裝褲、焊鐵和剩下的鐵絲都裝進了那個帆布包，塞在屋內一個較遠的角落裡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屬夾子則放進汽車駕駛座前面儀表板上的小貯藏櫃內。

　　當他最後把手提箱藏入汽車後部的行李倉，把「阿爾法」汽車開出汽車間時，整個城市已經籠罩在一片蒼茫暮色之中。他關上汽車間的大門，扣上鎖，把鑰匙放進口袋，就駕車回到旅館。

　　到達米蘭後僅僅二十四小時，他就把一切準備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個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勞累，把感到劇痛的雙手在冷水裡浸了一會兒，然後才穿好衣服去喝雞尾酒和吃晚飯。

　　他在走進酒吧間之前，先到接待處櫃臺邊停留了一下，要他們在晚飯後替他把賬目結清，並要他們在明晨五點半叫醒他，同時送來一杯茶。

　　在吃罷第二頓精美的飯菜後，他用剩下的義大利里拉把賬結清。十一點過後不久，他就上床睡覺了。

　　傑斯伯．奎格利爵士背著雙手站在他外交部辦公室內的窗口旁邊，俯瞰著窗外大片平整潔淨的近衛騎兵隊閱兵場。一縱隊井然有序的近衛騎兵隊，正行進在碎石路上，蹄聲得得，整齊地向白金漢宮跑去。

　　這是一幅多麼悅目賞心的景色啊！傑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從外交部望出去，看著這幅最典型的英國景色。看著那些身穿藍軍裝的騎兵駛過，看著陽光和那些昂頭翹首讚歎不已的旅遊者，聽著廣場上傳來馬具和馬嚼子的叮噹聲，振奮精神的馬的嘶叫聲，這就足以補償他在其他小國家的大使館中虛度的那些年頭了。每次注視著這樣的景色，他總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並由衷地感到一絲自豪。

　　有時候，他一聽到碎石路上響起得得的馬蹄聲，就會從辦公桌旁站起身來，到窗戶前站著，看著騎兵經過，然後才回來處理文件。

　　而有時候，當他回憶起那些從大陸來的法國佬，和德國佬企圖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長統軍靴的沉重的腳步聲來取代這些馬具的叮噹聲時，他不禁要鼻子發酸，馬上轉回身去埋頭於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卻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視眈眈地瞪著窗外，使勁閉住雙唇，以致本來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顯得都看不出來了。傑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滿腔怒火，當然，他是獨自在室內。

　　他擔任著情報處法國科的首腦，不過，這並不是說他擁有對英吉利海峽對岸的那個國家的管轄權。他的職責就是研究那個混亂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動，以及經常有的陰謀，然後將那些情況向常務次官做出報告，最終報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裡。

　　他具備一切必需的條件，不然他也就不會獲得這一任命了。那些條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務多年，成績卓著，曾在除了法國以外的一些國家的大使館工作；他的政治判斷一向合乎情理，儘管常有失誤，但是照例與當時他的上級的判斷一致──這是一項極好的資歷，是值得引以為榮的。他錯的時候從來沒有錯得眾所周知過，他對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對得令別人難堪過，他從來沒有支持過一項不合時宜的觀點，也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與部內最高層人士中占優勢的觀點不合拍的意見。

　　他的妻子是英國駐柏林大使的女兒，這位大使後來成為國務副大臣助理，這一切都沒有什麼關係。但由於這個原因，他於一九三九年從柏林送來的一份備忘錄，闡明德國重新武裝對於未來的西歐不致有什麼真正的影響，但這份備忘錄被忽視了。

　　戰爭期間，他回到了倫敦，當過一陣子巴爾幹科科長，曾力主英國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維奇及其契特尼克游擊隊。當那時候的英國首相聽信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上尉菲茨羅伊．麥克來恩的勸告時──此人曾跳傘降落到南斯拉夫去過，他建議支持一位名叫鐵托的倒霉的共產黨人，年輕的奎格利便被調職到法國科去了。

　　到了法國科後，他成為鼓吹英國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吉羅德將軍的主要人物，並因此聲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長期住在倫敦並致力於籌組一支稱做自由法國的部隊的、資歷較淺的法國將軍的話，他的主張倒也不失為一項良策。至於丘吉爾為什麼總是念念不忘那個法國將軍，則是哪個行家都猜不透的。

　　當然並不是哪個法國人都有多大用處。誰也不能說傑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務有功而於一九六一年被冊封為爵士的）缺少勝任法國科科長的必備條件。他天生不喜歡法國和同法國有關的一切東西和人。由於戴高樂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強烈反對不列顛帝國加入「共同市場」，傑斯伯爵士曾經與法國外交大臣有過二十分鐘的不愉快的談話，這使他對於法國總統本人更加沒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門，傑斯伯爵士從窗口轉過身來，他從桌子上拿起一張藍色的薄紙，似乎正在那兒看這個文件，他說：「進來。」

　　一個年輕人進來了。他轉過身來把門關好，走到辦公桌邊。傑斯伯爵士的眼睛從那副半月形的眼鏡上面望著他。

　　「勞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來的報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從法國警方的高級偵探向英國警方的高級官員發來的非正式請求書，然後轉給特警處的警官，認為應該予以考慮，當然又是非正式地轉給年輕的外交部情報工作者。是這樣嗎？」

　　「是的，傑斯伯爵士。」

　　勞埃德望著這位外交家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前研究他的報告，好像還是第一次看到。他以為至少傑斯伯爵士已經很熟悉報告的內容了，拿在手中僅僅是一個姿態而已。

　　「然後這個年輕官員也認為應該考慮。於是他超越他自己的職位，也不請示他的上級，認為可以幫特警處的忙，並提出了一個建議，而且這個建議毫無根據地指責一個英國公民表面上是一個商人，而實際上卻是一個冷血的殺人者。是這樣嗎？」

　　勞埃德想：這個老混蛋究竟在想些什麼？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親愛的勞埃德，使我感興趣的是這份非正式的請求書是昨天早晨提出來的，而外交部的與法國事務關係最密切部門的領導人直到二十四小時以後才得到通知。這件事有點奇怪，你說對不對？」

　　勞埃德知道了，這是部門之間的糾紛。但他也知道傑斯伯爵士是個有權有勢的人，他懂得權力之爭；與國家大事相比，他們更致力於特權階層成員之間的事。

　　「最尊敬的傑斯伯爵士，托馬斯警官向我提出請求，正如你所說的是非正式的，是昨晚九點鐘的事。我是在午夜時提出我的報告的。」

　　「誠然。但是我也注意到他的報告也是午夜之前寫的。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覺得法國人是請求提供線索，可能有的線索是通過正常的國際間警方合作的渠道提出來的。」勞埃德回答說。

　　「你是這樣認為嗎？是這樣認為嗎？」傑斯伯爵士改變了他那溫和的詢問口氣，有點生氣了，「但這顯然不是你的部門和法國科之間的合作。不是嗎？」

　　「傑斯伯爵士，我的報告現在在你手裡。」

　　「太晚了一點，先生，太晚了一點。」

　　勞埃德決定要進行反駁。他明白，如果他幫助托馬斯而需要請示的話，也應該請示他自己的上級而不是請示傑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級是受他的下屬所愛戴的，而對於法國科不通過他而責備他的下屬則是很反感的。

　　「傑斯伯爵士，什麼太晚了？」

　　傑斯伯望著勞埃德，顯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種不願意幫助托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個英國公民的名字寫在這裡，提出這個人既沒有絲毫根據，更不用說證據了。你認為這樣來拋出一個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據所提請求來說，有一個名譽的問題。」

　　「我認為向特警處偵探長提供一個人的名字只不過是說有一種可能性，怎麼能說是拋出呢？」

　　傑斯伯爵士為了忍住他的憤怒，把嘴閉得更緊了。這個無禮的傢伙，可又那麼狡猾，必須要小心提防。他使勁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觀點是要向特警處提供幫助，這是一種很可敬的行為。那麼你是否認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過分了呢？」

　　「傑斯伯爵士，你是否在問我事先沒有和你商量？」

　　傑斯伯爵士臉紅了。

　　「是的，先生，我是這樣認為，這正是我所要求的。」

　　「傑斯伯爵士，我對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覺得我應該提醒你，我是情報處的工作人員，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動，那麼最好請你向我的上級提出意見而不要直接跟我說。」

　　你瞧，這個年輕傢伙竟敢教訓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了。

　　傑斯伯爵士生氣地說：「我會向他提出的，會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為嚴厲地提出來。」

　　勞埃德一句話不說，轉過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懷疑他的那位老頭兒上級會責備他的。他將向他解釋托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時間也很緊。如果老頭兒堅持必須通過正式渠道，那麼勞埃德難免要挨批評，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責備應該來自他自己的上級，而不是來自傑斯伯。這個混蛋的托馬斯，把我扯到裡頭了。

　　然而，傑斯伯．奎格利爵士對於是否要去告這一狀卻猶豫不決。嚴格說來，他是對的，有關卻爾斯．格爾索普的情況，儘管完全埋沒在早已丟棄的檔案中，還是應該向上級領導講清楚；不過不一定要向他講清楚就是了。他作為法國科科長，只是參加聽取情報處的情報彙報，而不是參加領導情報處。他可以向領導情報處的那個脾氣很壞的天才（不是他選擇的字眼）訴說他的不滿，結果也許會使勞埃德挨一頓痛罵，也可能毀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報處首腦的反唇相譏，怪他未經允許而擅自傳喚一名情報官員，那可就自討沒趣了。此外，這位情報處的領導人與最高當局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經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約克郡去打獵。

　　一個月以後將是主顯節，他仍想屆時能得到請柬。還是別管它了吧！

　　「不管怎麼說，事情已經做錯了。」他重新望著窗外的騎兵衛隊檢閱場，心裡說。這天中午爵士請一位朋友在俱樂部共進午餐，他又說：「不管怎麼說，事情已經做錯了，我估計他們一定會和法國人合作得很好的，希望他們別幹得太賣力，對吧？」

　　這個玩笑開得不錯，他自己也很欣賞。但是他沒有想到，他的這位客人和最高當局身邊的人也是很接近的。

　　這天下午四點，英國首相在下院答覆質詢後回到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時，警察局長的一個私人報告和傑斯伯爵士開的這個小玩笑的新聞，幾乎同時傳到首相的耳邊。

　　四點十分的時候，托馬斯偵探長辦公室裡的電話鈴響了。

　　這天上午和下午的大部時間，托馬斯都在設法找這個只知道叫卻爾斯．格爾索普的人。按照常規，當他要查詢一個已經出國的人時，他總是從護照辦公室開始。

　　在護照辦公室上午九點開始工作時起，他就親自去看有六個卻爾斯．格爾索普的護照申請書的影印件，他還從護照辦公室拿到了六個人的照片，答應複製出來後一定都送還歸檔。

　　其中有一張護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在提出這份申請書以前從未申請過。這個情況雖然重要，但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如果他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去用的是另一個名字，那麼怎麼會把格爾索普這個名字與多明尼加獨裁者被刺的事件聯繫在一起呢？托馬斯決定把這份申請書暫時放一下。

　　在其他五個人中，有一個似乎太老了一些，到一九六三年八月他將六十五歲了。其餘四個是有可能的。他們是不是符合勒伯爾提出的淺黃色頭髮高個兒特徵，這對托馬斯來說關係並不大，如果這六個人都不是，那就更好，這樣他就可以問心無愧地答覆勒伯爾了。

　　這四張申請書都是有地址的，兩個在倫敦，其餘兩個在外省。僅僅打個電話，問問卻爾斯．格爾索普先生在一九六一年是否去過多明尼加共和國，這是不夠的。即使他曾去過多明尼加，現在他也可以否認的。

　　這四份申請書的職業欄內，沒有一個人填寫「商人」。

　　當然這也不是結論。勞埃德提出的情況只不過是酒吧間裡的傳聞，那時可能說這是個商人，但也可能是誤傳。

　　那天上午，托馬斯打電話給外省的警察局，要他們查查那兩個格爾索普。其中一個現在有工作，並且不久將帶著家裡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時警察到他家裡查了他的護照，上面並沒有一九六○年或一九六一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簽證印鑒。這張護照只用過兩次，一次去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達．布拉瓦。警察還到他正在工作的製造肉湯的工廠查詢過，工廠說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從未離開過會計處的工作崗位，而且此人在廠工作已達十年之久。

　　另一個不在倫敦的格爾索普當時有事離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館裡，他身邊沒有帶著他的護照。他請警察到他的家裡去向鄰居借用他住宅的鑰匙，並說護照在他的書桌抽屜裡可以查看。護照找到了，上面也沒有多明尼加的簽證印鑒。他是一個打字機修理工，到他廠裡一查詢，說此人一九六一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廠裡工作。他的保險卡和考勤卡都能證明這一點。

　　在倫敦居住的兩個卻爾斯．格爾索普，有一個是蔬菜鋪的老板，當兩個便衣警察去訪問時，他正在賣菜。他就住在蔬菜鋪樓上，幾分鐘後就把護照拿了出來。和其他幾個人一樣，他也沒有去過多明尼加。當問他的時候，這個蔬菜商告訴偵察官，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裡。

　　對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格爾索普的查詢就比較麻煩一些。四年前他在護照申請書上寫明的住址是倫敦高門區的一個公寓裡，偵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員，據查此人已於一九六○年十二月遷出，新地址則沒有留下。

　　從護照申請書裡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但這個人的名字在電話簿裡也找不到。托馬斯利用特警處的職權，到郵政總局去查找，知道這個格爾索普住在倫敦西區，他不願把姓名登在電話簿上。托馬斯就向該地區的選民登記處查詢他的電話號碼。

　　地區的民政機構告訴他，有一位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確實是這個地區的居民，也在這個地區的選民登記名冊裡。

　　接著偵察官根據探明的地址去訪問他。但多次按電鈴無人回答，門也鎖著，附近的鄰居並不知道格爾索普先生到哪裡去了。當警車回到蘇格蘭場後，托馬斯警長只好另想辦法了。他要求國內稅務局查明這個格爾索普的工作單位以及他在這個單位的工作經歷。

　　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托馬斯拿起電話報了自己的姓名，然後靜聽了一會兒，他有點緊張，問道：「要找我？什麼，當面談？好的……當然，我就去，給我五分鐘時間……好，再見！」

　　他立即離開辦公大樓走過議會廣場，一路上捏著鼻子。雖然是炎熱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沒見好轉反而更加嚴重了。

　　穿過議會廣場，他進入唐寧街走向首相府。唐寧街照例是光線不足，因為陽光從不照到這條不顯眼的小街上，而這裡卻有著不列顛帝國首相的官邸。

　　在唐寧街十號門口，遠處有兩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門口卻有一小群人，可能他們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裡拿著黃色信袋進去，也可能他們正在等待著有機會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馬斯走向唐寧街十號的邊門，經過一塊草地，他按了下門旁的電鈴，門開處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警官，一見他便向他行禮。

　　「你好。哈羅比先生要我告訴你直接到他房裡去。」

　　詹姆士．哈羅比，也就是剛才打電話給托馬斯的那個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隊長，是一個漂亮的年輕人，看起來比他四十一歲的年齡更年輕些。他雖然只唸過中等學校，在警察方面卻幹得非常出色，然後調到唐寧街來。他跟托馬斯一樣，也是個警長。托馬斯進屋時，他站了起來。

　　「你好，見到你很高興。」說著他向警官點頭示意，警官出去後把門關好。

　　托馬斯問：「到底有什麼事？」

　　哈羅比驚奇地望著他。

　　「我還希望你告訴我呢！十五分鐘前，首相給我打電話，提出你的名字，並說他有事想找你當面談，而且要你立即來，你想得起來有什麼事嗎？」

　　托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處理的那件事，而使他驚奇的，卻是在那麼短時間裡首相就知道了。況且只有當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員時，他才會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說：「我也不知道。」

　　哈羅比拿起桌上的聽筒要了首相的電話，說：「首相，我是哈羅比。托馬斯警長來了……是的，先生，現在就去。」他放下電話聽筒，對托馬斯說：「直接進去，快些去，一定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有兩位部長還在外面等著呢！」

　　哈羅比引他走出辦公室到了過道裡，帶他到過道盡頭的用綠色粗呢包著的大門裡去。一個男秘書走出來看見他們倆，往回退了一步並把門打開。

　　哈羅比讓托馬斯先進去，接著說：「首相，托馬斯警長來了。」然後他自己出去並輕輕地把門關上。

　　托馬斯覺得這個辦公室非常安靜，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華，隨便放著一些書籍和報紙。牆上有木板護壁，還有一股煙的味道，這不像是一間首相的辦公室，倒像是大學教授的書房。

　　站在窗前的人轉過身來，說：「你好，警長，請坐。」

　　「您好，首相先生。」托馬斯選了一張書桌旁的直背椅子，坐在椅子邊上。他從未有機會和首相靠得那麼近，現在給他印象較深的是首相那雙憂慮的眼睛以及下垂的眼簾，很像一隻剛跑完長距離的警犬似的。

　　首相走過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房間裡一片寂靜。托馬斯聽到過一些有關白廳的謠傳，說首相的身體不那麼好，以及不久前首相剛處理完一件麻煩的桃色事件，這件事到現在還是民眾最普遍的談話資料。即使如此，托馬斯對於坐在他對面的首相看上去如此疲憊也感到驚訝。

　　「托馬斯警長，我注意到你目前正在進行一項偵察工作，這是根據法國警察署的一位高級偵探昨天從巴黎打來電話提出的要求進行的？」

　　「是的，首相先生。」

　　「這個請求說明法國保安人員要找一個人，一個職業刺客，他可能是『秘密軍隊組織』雇用的，準備在法國執行一件任務？」

　　「首相，實際上他沒有說得那麼多，他們的請求是向我們探詢是否知道有這樣一類職業刺客的線索，並要求我們提供我們的意見。他們沒有解釋為什麼要我們提供意見。」

　　「雖然如此，你能推論出他們提出請求的原因嗎？」

　　托馬斯輕輕地聳一下肩膀，說：「跟您一樣，首相先生。」

　　「的確這樣。我想法國當局要找這樣一個人的原因，用不著什麼天才，誰都能推論出來的。此外，警方要找的這類人，如果真的已經引起了法國警方的注意，那麼他的目標又是誰，你能推論出來嗎？」

　　「首相，我想法國當局是怕這個刺客企圖謀殺法國總統。」

　　「對，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吧？」

　　「不是第一次，首相，這已經是第六次了。」

　　首相望著他面前的文件，好像在他任期將屆滿的最後幾個月，這些文件可以為將發生的大事提供一些解決辦法似的。

　　「你明白嗎？警長，在我們國家裡有這麼幾個人，顯然是擔任著重要職務的幾個人，非常關心你正在查詢的事。如果你沒有全力以赴，那他們是很不愉快的。」

　　托馬斯感到很驚奇，他說：「是這樣的，首相。」他奇怪的是，首相是從哪兒得到這個新聞的。

　　「現在請你告訴我，到目前為止，你的查詢工作進行得如何？」

　　托馬斯從最初的情況說起，簡單明了地說明這件事如何從罪犯檔案館轉到特警處，以及他與勞埃德的談話，提出一個名叫格爾索普的名字和到目前為止對這個人的調查情況。

　　當他說完以後，首相站起來，走到窗前，從這裡可以看到陽光照耀著的鋪著青草的庭院。他雙肩下垂，看了好一會兒。托馬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或許他想起那個身材高大的法國總統，目前正在離此地三百英哩的他自己的國家裡主持工作。他們兩人曾在阿爾及爾附近的海灘上一同散步和交談，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這期間，世界上發生了不少事，而這許多事，並不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

　　或許他在想，那位在八個月以前進入愛麗舍宮，目前坐在富麗堂皇宮廷的總統曾經用響亮的聲音阻止了不列顛帝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這是一件與英國首相政治生涯至關密切的事，但是首相希望通過今天這件事給法國政府幫點忙，以便在他退休之前進入歐洲「共同市場」。

　　或許他想到在過去幾個愁苦的歲月裡，當時為了一個拉皮條的人和一個高級妓女所揭發出來的情況，幾乎使目前的英國內閣倒臺。他是一個年邁的人了，在他自己生長的世界中，有他自己的善與惡的標準而且畢生奉為宗旨。但是現在的世界變了，有許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見解，他是屬於過去的了。現在已經有了新的標準，對於這些新的標準他認識得很模糊，而且不喜歡。

　　望著陽光照耀的草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前景如何。一次外科手術可能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緊接著的是他將從領導崗位上退休，這個世界就該移交給年輕一代了。但是否要移交給那些老鴇和蕩婦，或者奸細和刺客呢？

　　托馬斯從後面望著他的雙肩逐漸堅挺了起來，他轉過身來。

　　「托馬斯警長，我希望你明白戴高樂將軍是我的摯友。如果他本人有任何危險，而危險恰恰是來自我們這個島上的公民，那麼這件事必須加以制止。從現在起，你必須全力以赴地進行查詢，我立刻就親自通知你的上級，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為你提供一切條件。你所需要的人力和財力都將不受任何限制，你如果需要誰來幫助你，不論是誰，都可以把他調到你的單位去。你如果需要進行深入調查，可以到任何單位去調閱卷宗，我將親自下命令。你必須毫無保留地與法國當局合作，不論法國人所要找到人是誰，他也許不一定是我們的公民或者在我們的土地上策劃這個陰謀，但你一定要找到他然後才能停止查詢，到那時你再來向我報告。

　　「這個格爾索普或者任何一個持有英國護照的人，如果他被懷疑正是法國當局在找的那個人，你就必須看住他，不論他是誰，你必須制止他。我講的話你聽清楚了嗎？」

　　首相所講的話再清楚不過了。托馬斯不懷疑首相已經得到了這方面的有關消息才下達這樣的指示的。他也懷疑這可能與某些人企圖使他的查詢無法進行有關，但他不能肯定。他說：「我明白，首相。」

　　首相把頭側過去，暗示這次會面已經結束。

　　托馬斯站起身來，說：「首相。」

　　「什麼事？」

　　「有一點我還不明確，您是否同意我把這個叫格爾索普的人兩年前曾去過多明尼加共和國的謠傳告訴法國人？」

　　「你是否有足夠的根據說明這個人過去的行為與法國人所描繪的和正要找的那個人相符合？」

　　「沒有，首相。除掉兩年前的那個謠傳外，我們對任何一個格爾索普都沒有什麼證據。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花了半天功夫調查的格爾索普是否曾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到過加勒比地區。如果他不是的話，我們還得從頭開始。」

　　首相思考了一會兒。

　　「如果僅僅是兩年前的不那麼可靠的謠傳，那麼我建議你不要告訴他們，以免浪費他們的時間。警長，請你注意『不那麼可靠』這個詞。希望你努力進行查詢工作。什麼時候你對於這個格爾索普或其他什麼人的查詢工作，得到比謠傳的關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特魯希略被刺更多的情況時，你就應立即通知法國，同時你就得盯住他，不論他在哪兒。」

　　「是的，首相。」

　　「請你叫哈羅比進來，我要他立即下達我的命令。」

　　托馬斯回到他的辦公室後，迅速使下午的情況有所改觀。他集中了特警處最優秀的六名探員，其中一個是從休假中召回來的；有兩個本來是派去監視一個人的住宅的，那人被懷疑曾把皇家軍用品工廠的情報提供給東歐某國大使館的武官；還有兩個是前一天幫助他查閱特警處檔案的；最後一個正輪休在家侍弄花房裡的花草。

　　這些人都被要求立即到特警處報到。

　　他向他們介紹了情況，要求他們嚴守秘密；同時又回覆了一連串的電話。六點鐘剛過，國內稅務局來電話說已經搞清楚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的交稅情況。

　　他派了一個探員到格爾索普的寓所，向他的鄰居和附近的商店打聽格爾索普的下落，又把四年前的護照申請書上的照片，在照相室裡進行了複製，每個探員口袋裡都有一張。

　　稅收記錄表明，格爾索普過去的一年是個失業者。再前一年在國外。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的財政年度裡，此人大部分時間受雇於一家公司。托馬斯了解到這是一家英國最大的小軍火製造商和出口商。在一小時之內，他找到了這家公司的總經理的名字，並查明他正在倫敦近郊他的鄉間住宅裡。托馬斯用電話聯繫約他立刻見面，到了天黑的時候，托馬斯的警車沿著河邊的公路駛向佛琴尼亞村。

　　此人名叫帕特立克．蒙遜，看上去不像一個軍火商。托馬斯知道他們這些人多半表面上是這樣的。從蒙遜那裡得悉，這個軍火公司雇用格爾索普差不多一年。一九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公司曾派格爾索普去多明尼加把一批英國陸軍剩餘的輕機關槍兜售給特魯希略的警察頭頭。托馬斯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線索，他望著蒙遜。

　　「以後怎麼樣就不用說了。」他這樣想著，但沒說出來，「那麼為什麼格爾索普這樣匆匆忙忙離開多明尼加共和國呢？」

　　蒙遜對於這個問題感到很驚訝，當然是因為特魯希略已經被刺死，他的政權在幾小時內就垮臺了。你可以想像新的政權對於一個來向舊政權兜售軍火槍炮的人會怎麼樣。

　　托馬斯沉默了一會兒，當然，這是一個理由。蒙遜說，格爾索普回來時對他說，當時格爾索普正在和獨裁者的警察頭頭談買賣，突然傳來特魯希略在郊外遇刺身死的消息。那個警察頭頭嚇得面色灰白，馬上回到他自己的莊園，在那裡，他有一架飛機和駕駛員等著待命。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人們憤怒地在街上到處搜索一切與舊政權有牽連的人，格爾索普只好賄賂一個漁民幫他逃出那個小島。

　　托馬斯問：那麼格爾索普又為什麼離開這家公司呢？

　　回答是開除的。

　　為什麼？

　　蒙遜想了一會兒說：「警長，軍火買賣的競爭是很激烈的，可以稱得上是你死我活的競爭，能夠打聽出別人在兜售些什麼以及他出什麼價錢，對於也想做這件買賣的人是多麼重要。對於格爾索普這個人，我可以這樣說，我們對他的忠誠是不夠滿意的。」

　　當托馬斯在駕車回城途中，回憶了蒙遜對他說的話。格爾索普當時匆忙離開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理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它非但不能證明，反而否定了情報處關於格爾索普與特魯希略有關的謠傳。

　　根據蒙遜所說的，可以分析出格爾索普並不像在騙人。那麼，是否有這種可能，他既是那家軍火公司派去兜售軍火的全權代表，同時又接受革命者的雇傭？

　　蒙遜剛才說的話，有一點使托馬斯很納悶。他說當格爾索普進這家軍火公司時，他對於槍炮是很不熟悉的，當然一個射擊手對槍炮必然是個專家。也許他在軍火公司工作的時期內學會的。但是如果他對於射擊是新手的話，那麼反特魯希略集團為什麼要雇用他來對準特魯希略飛快行駛中的汽車射擊呢？也許並沒有雇用他？另外，格爾索普自己說的話完全是真的嗎？

　　托馬斯聳聳肩。這一切不能說明什麼也不能否定什麼，他想又得從頭開始了。

　　但是在回到辦公室後，有一個消息改變了他的想法。到格爾索普寓所附近去查詢的探員回來報告說，他找到了這天在家休息的鄰居。這位婦女說，格爾索普幾天前曾經說過他將要到蘇格蘭去旅行，這個婦女還看見他的汽車停在門口準備出發，車上裝有釣魚竿一類的東西。

　　「釣魚竿？」托馬斯警長突然感到一陣戰慄，雖然這時辦公室裡很暖和。

　　當那個探員剛彙報完，另一個探員又走了進來。

　　「頭兒！」

　　「幹什麼？」

　　「我剛才想到了一件事。」

　　「說下去。」

　　「你會說法國話嗎？」

　　「我不會，你呢？」

　　「我會說，我母親是法國人。法國刑警總隊要找的那個刺客，他的代號叫豺狼，對嗎？」

　　「怎麼樣？」

　　「也許是個巧合，也許他花了不少心機取這樣一個名字，法語的豺狼叫『卻格爾』，拼法是Ｃ─Ｈ─Ａ─Ｃ─Ａ─Ｌ，正好是卻爾斯．格爾索普這個名字的前面幾個字母組合起來的。」

　　托馬斯突然打了一個噴嚏。

　　「我的天！」他伸手抓起了電話。

　　十五

　　巴黎內政部的第三次例會是這天晚上十點鐘剛過之後開始的。原因是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去參加一次外交接待會後，歸途中被街上繁忙的交通耽擱了。他坐下後就宣布開會。

　　保安總局的紀博將軍第一個報告。他說，特工組織在馬德里辦事處已經找到那個前納粹凶手凱塞爾。他住在馬德里一幢公寓的頂層過他的退休生活。他現在和另一個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合夥開了一家頗為興隆的商行，因此可以判斷，他與「秘密軍隊組織」不會有什麼瓜葛。當巴黎提出進一步查核的要求時，馬德里辦事處早就有此人的檔案材料，他們的看法是，此人根本沒有和「秘密軍隊組織」有聯繫。

　　由於年齡的關係，這個前納粹凶手的關節炎犯病的次數不斷增加，影響他的行動，而且他還酗酒。他不可能是那個豺狼。

　　將軍說完以後，大家的目光都對準了勒伯爾。他的報告語調低沉，他說這一天裡刑警大隊收到三個國家關於查詢嫌疑分子的答覆。

　　美國來的消息說，那個軍火販子「丘克」亞諾德正在為他的老板兜售一批美國陸軍剩餘的ＡＲ─十型步槍給哥倫比亞的陸軍參謀長。他在波哥大期間，中央情報局的人是經常嚴密監視他的。看來他目前是想專心搞成這筆軍火買賣，雖然美國官方是不同意的。

　　他的檔案連同那個前黑手黨槍手維特列諾的檔案材料都已電傳到巴黎。但這個維特列諾到現在還未找到，此人身高只有五英呎四英吋，矮胖無比，頭髮烏黑發亮，膚色黝黑。鑒於他的外表同維也納的旅館職員所描述的豺狼的模樣大相徑庭，勒伯爾覺得這個人也可以不予考慮。

　　南非人了解到彼得．舒依伯現在已是英聯邦的一家鑽石開採公司的私家軍隊的首領。他的職責是在公司擁有的廣大的採礦地的邊界上巡邏，堅決阻止非法的鑽石開採者進入邊界。至於他用的是什麼辦法等等之類不便打聽的問題都沒有提出，他的雇主對他的工作很滿意。他的雇主證實他就在公司裡；他此時肯定身在西非，沒有離開工作崗位。

　　比利時警方查核了他們以前的雇傭軍。在比利時駐加勒比地區的某個大使館的檔案中找出了一份報告，其中表明那位加丹加的前雇員，已在三個月前在瓜地馬拉的一場酒吧衝突中被殺死了。

　　勒伯爾讀完了他面前卷宗裡的最後一份報告。當他抬起頭時，發現十四雙眼睛都盯在他臉上，並且大多是陰冷和不懷好意的。

　　「就這樣，什麼也沒有了嗎？」

　　羅蘭上校的問話也正是在座所有人的問話。

　　「我想是什麼也沒有了，」勒伯爾說，「看來沒有一條線索能站得住腳。」

　　「站得住腳，」森克萊悻悻地跟著重複了一聲，「我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你們這種『純粹的偵探工作』嗎？看來什麼都站不住腳！」他怒沖沖地直瞪著布維埃和勒伯爾，並且很快就意識到整個房間的情緒大多是傾向於他這邊的。

　　「先生們，」部長平靜地用了複數人稱把兩位警長都包括在內，「看起來我們又回到了出發點啦，所謂從頭開始，對嗎？」

　　「是的，我怕只能這樣了。」勒伯爾回答。

　　布維埃盡力為他辯護，「我的同事實際上是在既無線索又無頭緒的情況下，搜尋一個全世界最難以捉摸的人物。這類人是從不宣揚他們的職業或他們的行蹤的。」

　　「這一點我們知道，親愛的隊長，」部長冷冷地反駁道，「問題在於……」

　　敲門聲打斷了他的發言。部長皺了一下眉頭；他曾經指示過，非遇緊急情況不准干擾會議。

　　「進來！」

　　內政部的一名傳達員站在門口，躊躇不前，怯生生的樣子。

　　「請原諒，部長先生。有電話找勒伯爾警長，倫敦來的。」察覺到屋內氣氛並不友好，傳達員忙說，「對方說有急事……」

　　勒伯爾站起身來，「請原諒，先生們。」

　　他五分鐘後就回來了。會議室裡的氣氛仍像他出去接電話時那樣冷淡，而且很明顯，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內，關於下一步該怎麼辦的問題曾經吵得不可開交。他進屋時，正好打斷了森克萊發出的嚴厲斥責。勒伯爾就座，森克萊的話便也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先生們，我想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正在找的那個人的姓名了。」勒伯爾一開頭就這樣說。

　　會議在三十分鐘之後，差不多是在一種輕快的氣氛中結束了。當勒伯爾傳達完倫敦打來的電話內容時，圍在桌子旁邊的人都舒展地吐出了一口氣，就像一列火車在長途跋涉之後終於到站了一樣。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終於有一些事可幹了。在半小時之內，他們已一致認為，只要一個字都不聲張，他們已有可能在法國搜索一個名叫卻爾斯．格爾索普的人，把他找到，而且如果情況需要，就把他幹掉。

　　他們知道，有關格爾索普的詳細材料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從倫敦電傳過來。但與此同時，情報局可以從他們無數的檔案資料中查找一下這個人填寫的登陸卡片，還有這個人在法國任何地方住旅館時填寫的旅館登記卡。

　　邊防檢查站可以把他的姓名和外貌特徵告訴法國每一個邊防哨，每一個港口、要塞和飛機場，指示他們一旦這樣一個人進入法國領土時便馬上拘留。

　　如果他還沒有到達法國也不要緊。只要在他抵達之前保持絕對沉默，那麼一俟他來到，便可以把他捉住了。

　　「這個討厭的傢伙，他們叫他格爾索普，已經在我們掌握中了。」森克萊．德．維勞本上校當夜同他的情婦一起躺在床上時告訴了她。

　　當傑奎琳最後讓上校入睡之時，壁爐臺上的鐘已敲了十二下，已經是八月十四日了。

　　托馬斯偵探長同巴黎通過電話，放下了話筒之後，便在他辦公室的座椅中舒坦地坐了下來，審視著眼前的六名探員。那是他剛把他們從各自的任務崗位上召回來重新組織在一起的。議院塔上的大鐘在寧靜的夏夜裡敲了十二下。

　　他向他們介紹情況、布置任務，講了一個小時。一名探員被派去調查格爾索普青年時代的情況，如果他的父母仍在的話，現在何處；他在哪裡上的學；如有可能，再查出學生時代在軍訓隊裡的射擊成績；值得注意的特徵、顯著的標記等等。

　　第二名探員被派去調查他剛成年時代的情況，從他離開學校時起，包括服國民兵役期間的服役成績和射擊技能，以及退伍後的就業情況，一直到他因軍火公司懷疑他有欺詐行為將他解雇離開為止。

　　第三名和第四名探員被派去追蹤他自一九六一年十月離開目前所知的最後的雇主以後所幹的活動。他到過哪些地方，見過哪些人，得到過多少收入和收入的來源。由於警方沒有他的記錄，因而估計不會留有指紋印，托馬斯要求得到直至目前為止這個人每一時期的相片。

　　剩下兩名探員的任務是確定目前格爾索著的行蹤。把整套公寓房間查看一下有無留下指紋，查明他在哪裡買的汽車，是什麼時候頒發的駕駛執照。如果倫敦找不到，就著手往外地各郡的執照管理部門去查對。追查一下他在本地停放汽車的汽車間，看看他是否打算駕著汽車作長途旅行，查一下橫渡海峽的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查一下訂購飛機票的名單，不論是哪條航線上的乘客。

　　每名探員都詳細地記著筆記，直到他講完之後，他們才站起身來相繼走出辦公室。在走廊中，最後兩位探員交換了一下目光。

　　一個說：「真要徹底清理了，這事可不大好辦。」

　　另一個接著說：「奇怪的是，這個老頭兒不告訴我們他幹了些什麼，他還要幹些什麼呢？」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一定是從最高層下來的指示。我看一定有個混蛋要謀刺暹羅國王呢！」

　　要簽發一張搜查證，需要把行政長官叫醒，這倒並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後半夜的時候，托馬斯疲倦地在他的辦公室椅子上打盹；而在巴黎的克勞德．勒伯爾則在他的辦公室裡喝著黑咖啡。同時，英國特警處的兩名探員，則正在格爾索普的公寓裡極其仔細地搜查著。

　　兩個人都是專家。他們先搜索抽屜，把每一隻抽屜裡的東西都有條理地倒在一條被單上，然後用心地一一挑揀。當所有的抽屜都倒空之後，他們就察看那張不帶抽屜的書桌的木結構部分，看看裡面有沒有暗屜。查完木器家具便查兩個沙發。等他們查完時，這個房間已像感恩節當天的火雞場了。一個人檢查客廳，另一個人檢查臥室，查完這兩間房再檢查廚房和浴室。

　　等到把家具、軟墊、枕頭以及衣櫃中的衣服都檢查過之後，他們就開始檢查地板、天花板和牆壁。到早上六點鐘時，這套公寓房子已經被搞得底朝天了。街坊四鄰們聚集在樓梯口，望著格爾索普的緊閉著的房門，相互議論著。當兩名探員從屋子裡走出來時，大家又都緘口不語了。

　　其中一名探員拎著一隻提箱，裡面塞滿了格爾索普個人的信劄文件和私人物品。

　　他下樓走到街上，跳進停在那裡的警車，回去向托馬斯偵探長覆命。另一名探員則開始逐個找人談話。他先從那些街坊們開始，因為他知道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在一兩個小時內都得去上班。至於本地的商家，則可以稍晚些時候再談。

　　托馬斯花了幾分鐘時間把攤開在他辦公室地板上的那些東西翻弄了一下。那位探員從那堆亂七八糟的雜物中揀出一個小小的藍本子，他走到窗戶旁邊，在冉冉上升的太陽光下，翻閱了一下。

　　「偵探長，看一下這個。」他用手指戳了一下他手中的那份護照中的一頁。

　　「看，多明尼加共和國，特魯希略飛機場，一九六○年十二月入境……他到過那兒，沒錯。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托馬斯接過那份護照，看了一會兒，然後抬眼望著窗外。

　　「啊，不錯，這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可是，你有沒有想一想，他人不在，但護照怎麼會在我們手中呢？」

　　「噢，這個王八蛋……」探員頓時恍然大悟，不禁低聲罵了出來。

　　「你說得對。」托馬斯自幼所受的教會教育使他不輕易罵人。他說：「如果他不用這份護照旅行，那麼他用什麼呢？給我電話，馬上替我接巴黎。」

　　在同一個時刻，豺狼已經在公路上行駛了五十分鐘，米蘭城已被遠遠拋在後面了。

　　「阿爾法」跑車的車篷已放下，朝陽沐浴著從米蘭通往熱那亞的九號公路。在這條又寬又直的公路上，他把汽車開到每小時八十英哩以上，使得車速表上的指針在緊靠紅線的地方顫動著。寒風把他的一頭灰髮吹得狂飛亂舞，不過他的眼睛有一副墨鏡保護著。

　　公路地圖上表明距法國邊境的文蒂米利亞還有二百一十公里，約為一百三十英哩，他原來估計這段路得行駛兩小時，現在看來可以提前。剛才九點時，熱那亞的貨車紛紛駛往碼頭造成交通略有堵塞，不過，不到九點一刻，他就已經進入了九號公路，駛向聖雷莫，靠近邊界了。

　　當他於九點五十分到達法國邊境站時，交通已經擁擠起來了，而且氣溫也在升高。

　　他在排著隊的汽車行列中等了三十分鐘後，被招呼把車開上斜坡讓海關檢查。警察拿著他的護照仔細察看，只說了一聲「請等一等，先生」，就走進了海關的小屋。

　　幾分鐘後他同一名穿便衣的人一起走了出來，後者拿著那份護照。

　　「早安，先生。」

　　「早安。」

　　「這是你的護照嗎？」

　　「是的。」

　　穿便衣的人對護照又仔細地檢查了一番。

　　「你來法國的目的是什麼？」

　　「旅遊。我還從來沒有到過科特達祖爾呢。」

　　「噢，汽車是你的嗎？」

　　「不，是租來的。我在義大利經商，碰巧在回米蘭之前有一個星期空閒時間。因此我就租了一輛汽車，作一次小小的旅遊。」

　　「原來如此。你帶著有關汽車的證件嗎？」

　　豺狼遞上了國際駕駛執照，租車合同，以及兩份保險單。那個穿便衣的人都一一作了檢查。

　　「你帶有行李嗎，先生？」

　　「有的。車尾行李箱裡有三件，還有一隻手提袋。」

　　「請把它們都拿到海關大廳中來。」

　　他走開了。那警察幫豺狼卸下了三隻皮箱和那隻手提袋，他們一起把行李拎到了海關人員那裡。

　　豺狼在離開米蘭之前曾帶上了那件舊的厚呢大衣、骯髒的長褲和鞋子，他把這些東西都裹成一團塞在車尾行李箱裡。那個並不存在的法國人安德烈．馬丁的證件則被他縫在第三隻箱子的襯裡夾層裡。另外兩隻箱子裡的衣服則被他分散放在三隻箱子裡。那幾枚勳章則放在他身上的口袋裡，兩名海關官員分頭檢查他的箱子。

　　當他們進行檢查時，他正在填寫供一般進入法國的旅遊者填寫的表格。箱子裡面沒有什麼引起他們注意的東西。那兩名海關官員在拿起內裝染髮劑的玻璃瓶時，遲疑了一下。他為了預防引起懷疑，早已把染髮劑注入倒空的裝潤膚香水的玻璃瓶中了。

　　在那個年代，剃完鬍子擦抹的潤膚香水在法國還沒有時髦起來，市場上也少見，主要是美國才有。他看見那兩名海關人員交換了一下眼色，可是他們仍把玻璃瓶放回了手提袋。

　　他從眼梢上可以看到窗外有另一個人在檢查「阿爾法」跑車的車尾行李箱和引擎罩蓋。幸好他沒有檢查汽車底下。那人打開了行李箱中的那團舊大衣和髒長褲，看了看，露出厭惡的神色，可能他以為那件舊大衣是用來在隆冬寒夜護這汽車的引擎蓋的，而髒衣服則是準備萬一汽車在中途需要修理時穿的。那人把那些衣服放回行李箱中，把蓋子關上。

　　當豺狼填完表格時，小屋子裡的兩名海關人員也關上了皮箱並向那個便衣人員點了點頭。後者接著拿出了入境證，驗看了一下，又跟護照核對了一下，便把護照交還給他。

　　「謝謝，先生。一路順風。」

　　十分鐘之後，那輛「阿爾法」跑車就轟隆隆地駛進了芒東的東郊。豺狼在那裡俯瞰老海港和快艇潭的一家咖啡館中舒暢地吃罷早餐後，就沿著考尼希海濱駛往摩納哥、尼斯和戛納了。

　　托馬斯偵探長在他倫敦的辦公室中攪動著一杯濃濃的咖啡，一隻手撫摩著他那長滿鬍碴的下巴兒。在辦公室的另一頭，兩位負有尋找格爾索普行蹤重任的探員正面對著他們的領導人，這三個人在等待著另外六個人的到來。那六個人都是特警處的警士，是前一個小時內托馬斯打了一連串電話，把他們從例行任務的崗位上替換下來的。

　　九點過後不久，他們陸續前來報到，並得知自己的任務已經過重新部署，被編進托馬斯的工作小組裡去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了進來，等他們全都進屋之後，托馬斯就開始布置任務了。

　　「好了，我們正在尋找一個人。我不必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要找到他，這事你們知道不知道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們得抓住他，而且要儘快抓住他。現在我們知道，或者說我們認為已經知道，他目前正在國外。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是用一張假護照作這次旅行的。」

　　他推給他們一堆相片──那是經過放大的格爾索普護照申請表上的相片，並說：「這就是他的相貌。不過他很可能經過化裝，因而看上去不一定符合這張相片上的模樣。你們得去護照處把近來申請護照的人的全部名單拿到手。從最近一百天查起，如果查不到，再往前查一百天。這是個苦差使。」

　　接下去他概略地介紹了一下最普通的搞假護照的辦法，事實上恰好是豺狼使用的辦法。

　　「重要的是，」他最後說，「別滿足於出生證明書，得核對死亡證明書。所以你們從護照處拿到申請人名單後，就把全部工作挪到薩默塞特大廈去做，在那兒把名單各人分一部分，然後同那些死亡證明書核對。如果你們能找到一份護照申請單上的申請者是個已經死亡的人，那麼這個冒名頂替的傢伙很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現在你們去吧。」

　　那八個人逐個兒走了出去，托馬斯先給護照處，然後又給薩默塞特大廈裡的出生、結婚、死亡登記處打了電話，以保證他的工作小組能獲得對方的通力合作。

　　兩個小時以後，當他把一把借來的電動刮鬍刀的插頭插進檯燈的插座裡，正在剃鬍子時，兩名探員中的一名級別較高的、擔任小組長的探員打回電話來了。他說，在最近一百天中，新申請護照的共有八百四十一人。他解釋道，這正好是夏天度假的季節，因此申請護照的人是比平時多。

　　托馬斯掛上了電話，用手帕擦了一下鼻子。

　　「該死的夏天。」他說。

　　那天上午剛過十一點，豺狼便駕車進入了戛納的市中心。他像往常那樣，在幹一件大事的時候總要找最好的旅館居住。當他駕車巡遊了好幾分鐘之後，便一下子拐進了美琪大飯店的前院。他拿出梳子梳了一下頭髮，便下了車，大步走進了飯店的門廳。

　　正是快到晌午的時候，大多數旅客都出去了，大廳裡並不繁忙。他那身精緻的淺色服裝和神氣十足的樣子，令人一望便知是位英國紳士，而當他詢問一名侍者公用電話間在哪裡時，也沒有引起懷疑。衣帽間的入口和電話交換臺之間隔著一個櫃臺，當他向那邊走過去時，坐在櫃臺後面的那個女人抬起頭來看著他。

　　「請替我接通巴黎，莫里托爾五九○一號。」他說。

　　過了幾分鐘，她打手勢要他到交換臺旁邊的一間公用電話間裡去用電話，看著他順手關上了電話間的隔音門。

　　「喂，這裡是豺狼。」

　　「喂，這是瓦爾米。感謝上帝，你來電話了。我們找了你兩天了。」

　　這時，誰要是透過電話間門上的玻璃看進去，就會看到裡面那個英國人緊繃著臉，皺起眉頭的樣子。十分鐘的談話，大部分時間他都沒有講話，只是在聽。偶爾他的嘴唇動幾下，簡短地問句話。可是其實沒有誰在看著他，交換臺的接線員正忙於看愛情小說。而後她所見到的，是那位客人高高地站在她面前透過那副墨鏡朝下看。她從交換臺上的記錄表上讀出了打這次電話的費用並收了他付的錢。

　　豺狼在飯店的陽臺上要了一壺咖啡，眺望遠處小十字形的花壇和碧波粼粼的海面，那些皮膚曬成棕色的游海水的人正在那兒嬉鬧玩耍，又喊又叫。他陷入了沉思，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煙。

　　關於科瓦爾斯基的消息他可以理解；他能想起維也納那家旅館裡的那個大個子波蘭人。但他無法理解的是，守在門外的保鏢怎麼會知道他名字的代號或者他被雇用的目的。也許那是法國警方自己偵察出來的。也許科瓦爾斯基已察覺到他是幹什麼的，因為他也當過刺客，不過是個又蠢又笨的刺客而已。

　　豺狼估計了一下局勢。瓦爾米已勸他放棄計畫，回家了事，不過又承認並未得到羅丹直接授權取消這項行動計畫的命令。迄今所發生的事證實了豺狼心中的強烈疑慮，那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安全保衛工作極不嚴密。可是他知道有一些情況是法國警方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那就是他這次旅行用的是化名，攜帶的是寫著那個化名的合法護照，還帶著三套不同的假證件，其中有兩份外國護照，以及與之相配合的改變容貌的用具。

　　這個瓦爾米剛才提到了法國警察署警長勒伯爾的名字，可是這個勒伯爾能依靠什麼線索去繼續搜查呢？只有一個一般的外貌特徵：高個兒、淺黃色頭髮、外國人。

　　符合這種外貌特徵的人在八月份住在法國的有成千上萬，總不能把每個人都抓起來吧？

　　他的第二個有利條件是，法國警方正在搜捕一個攜帶著卻爾斯．格爾索普護照的人，那就讓他們搜去吧，祝他們幸運。他現在是亞歷山大．杜根，而且有證明。

　　從現在起，隨著科瓦爾斯基的死去，便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實姓或行蹤下落了，甚至連羅丹一夥也不會知道。他終於完全獨自一身無拘無束了，這正是他一直盼望達到的境地。

　　然而，危險已經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進行暗殺的意圖一旦洩漏，他將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備森嚴的堡壘了。問題在於他實施的暗殺計畫能否衝破那層層防禦的屏障。權衡了一下以後，他堅信能夠衝破。

　　問題依然存在，必須予以解答。回家了事，還是繼續進行？如果回家，便會同羅丹及其一夥惡棍對目前存放在蘇黎世銀行他的賬戶下的二十五萬美元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執。要是他拒絕把這筆錢的大部分歸還給他們，他們必然會毫不遲疑地追蹤他到底，拷打他，逼他交出那張領款的字據，然後殺了他。要想逃出魔掌，就得花錢，而且得花很多錢，也許會使他破產。

　　繼續幹下去，則意味著危險越來越多，直到任務完成為止。隨著日期一天天逼近，越往後會變得越加難以撒手，到最後就欲罷不能了。

　　侍者送來了賬單，他瞥了一眼，不禁心裡咯噔了一下。見鬼，這些人真會敲竹槓。要想過這樣體面的生活，非得有錢才行，越多越好。他抬眼望著遠處晶瑩的大海和在海灘上行走的體態輕盈的棕色皮膚的少女，望著沿小十字形花壇緩緩行駛的發出嘶嘶聲的「凱迪拉克」的汽車和發出咆哮聲的「美洲虎」汽車，車中曬得黑黝黝的年輕司機一眼望著路面，一眼迅速地掃向人行道，看看有沒有要搭車的乘客。

　　這一切正是他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自從他把鼻子壓在旅行社的玻璃櫥窗上，眼睜睜地看著介紹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世界的大張宣傳畫時起，他就這樣想了。那種世界同上下班擠火車和複寫三份表格以及喝不冷不熱的茶所構成的辛苦而單調的工作，相去何止萬里？

　　在過去的三年中，他差不多已經達到了目的。他已經習慣於精緻的服裝，昂貴的飲食，漂亮的公寓，雙座輕便汽車和高雅的女人。而現在轉身回家就意味著喪失這一切。

　　豺狼付了賬，還留下一筆可觀的小費。他跨進了「阿爾法」汽車，離開了美琪大飯店，直向法國的心臟駛去。

　　克勞德．勒伯爾坐在桌前，疲憊不堪，感到好像他這一生從來沒有睡過覺似的；而且今後也沒有可能睡覺了。在房間另一角的行軍床上，卡龍正在打著鼾，他已經整夜沒睡覺，搜索各種調查報告中的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現在到底在法國的什麼地方。直到天明時，勒伯爾才接手過來。

　　放在他面前有一大疊從各方面來的有關法國的所有外國人情況的報告。這些報告說：從今年年初開始，沒有這樣一個叫卻爾斯．格爾索普名字的外國人合法地進入法國邊境站，再往前就不好找了。在巴黎或外省的每一個旅館裡也沒有這樣一個名字的旅客。總之，這個人的名字沒有被列在不受歡迎的名單裡，法國有關方面也從未曾注意過。

　　每一個報告送進來後，勒伯爾一定要囑咐來人再繼續找下去，不論多久以前的，都得看看格爾索普是否來過法國。希望從這裡能找出他來法國後是否有一個常住的地方、一處友人的住宅，或者熟識的旅館。他可能現在仍住在那兒，即使他用一個假的名字。

　　托馬斯警長今天早晨來的電話，對早日逮住這個狡猾的殺手的希望是一個打擊。

　　總不能一次又一次地用「從頭開始」這個詞兒。幸而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卡龍和他兩人知道，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晚上參加會議的人。尋找格爾索普這個人的做法可能又要放棄了。這個情況他將在今晚十點鐘的會上告訴他們。如果到時他提不出格爾索普以外該找什麼人的話，那麼他一定會受到森克萊上校的冷嘲熱諷和其餘人的沉默的壓力。

　　有兩件事使他聊以自慰。一件是他已經拿到格爾索普的半身正面照片和他的外貌情況；雖然他使用假護照時可能要進行化裝，但不管怎麼說，總算聊勝於無；其次是在會上沒有人能提出比他現在所做的更好的辦法。

　　卡龍曾經有這樣的想法，可能英國警方在格爾索普出門辦事的時候驚動了他，他不敢回去了；而他又沒有別的護照可用，因此他就隱蔽起來，把整個行動取消了。

　　勒伯爾歎了口氣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是萬幸了，但這是不能指望的。英國特警處的報告中說：這個人的浴室裡洗漱用具和刮鬍刀都不見了，而且他的鄰居說他是出門去釣魚的。現在格爾索普卻把護照留在家裡，這是因為他不再需要它了。別指望這個人會犯那麼多錯誤；我現在對於這個卻爾斯的脾氣已經有點摸清了。」

　　英、法兩國警察在努力搜尋的那個人，已經決定離開車流擁擠的幹道公路，從戛納駛向馬賽；然後再折向北，從馬賽到巴黎。他也不準備經過ＲＮ九號公路。他知道，每到八月，這條路總是那麼擁擠。

　　由於用了杜根這個假名字，而且又有證件，他感到很安全，便決定慢慢地離開海邊駛向阿爾卑斯山，因為地勢高可能涼爽一些。他並不著急，現在離開他預備動手的日期，還有好幾天呢，他是比原計畫提前到達法國的。

　　從戛納起，他就向北行駛，沿著ＲＮ八十五號公路經過風景秀麗的香水城市格拉斯，然後到達卡斯特蘭。這個城市在凡爾登河邊，河的上游有一座高壩，河水馴服地從薩瓦流到卡達拉希和迪朗斯河合流。

　　接著他駕車駛向溫泉城市迪涅。平原地帶的熾熱已經落在他的後面，山間的空氣即使在夏天也是涼快的。當他停車的時候，還感覺到有點熱，但在汽車的飛馳中，習習的涼風撲面而來，松林的清香，田野的炊煙布滿空中，他像在洗涼水淋浴一樣舒服。

　　經過迪涅後，他的車跨過迪朗斯河，在河邊一家小而幽雅的旅館裡吃了一頓午餐。再往前一百多公里，迪朗斯河像一條灰色的蛇，蜿蜒在兩山叢中的河谷裡。山裡的河流，只能說像一條溪，河水裡浮游著魚類，兩岸滿布著青草。

　　到了下午，他沿著彎彎曲曲的ＲＮ八十五號公路向北，經過錫斯特龍，仍沿著迪朗斯河上游的左岸，直到公路離開河邊轉向正北直上，薄暮時分他進入了小鎮嘉普。

　　他本來可以再往前開到格勒諾布爾，但他覺得他不必急於趕路，而且八月間在小城市找旅館會更方便些，所以決定住在鄉村式的小旅館裡。在鎮外的路邊，他找到了一家舍爾夫旅舍，原來是薩伏亞公爵狩獵時歇息的房間，依然保持著鄉村特色並供應美味的菜肴。

　　旅舍裡有幾間空房間，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裝，一件絲綢襯衫和針織領帶。這時女服務員進來了，他滿臉笑容地請求她，她只好答應熨燙他那件在路上穿皺了的格子上衣，答應明天早晨交還給他。

　　他在一間牆上鑲嵌著木板的餐廳裡進晚餐，臨窗是滿布樹木的山坡，松林裡傳出陣陣蟬聲，空氣是溫熱的。當他正在進晚餐的時候，一個也在餐廳裡進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廳服務員提出說屋裡有點涼意，要把窗子都關起來。

　　服務員在關閉豺狼旁邊的窗戶時，問他是否同意。他轉過臉去看那個女人，四十歲不到的年紀，漂亮而有風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聳的胸部。她只有一個人。豺狼向服務員表示沒有意見，同時向服務員身後的女人微微地點了一下頭，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這頓晚餐是值得讚許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紋鱔魚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羅納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沒有招牌，顯然是家藏陳酒，是從旅館老板酒窖裡拿出來的。餐廳裡每個顧客都喝這樣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凍果汁後，聽見那個少婦低聲對服務員說把咖啡端到休息室裡去，服務員鞠躬而退，似乎稱呼這女人為「男爵夫人」。過了幾分鐘，他也要服務員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則先走了過去。

　　當晚十點十五分時，托馬斯接到從出生、結婚和死亡登記處打來的電話。那時他正坐在辦公室的窗前，朝外望著已經冷清下來的街道。這時，餐館裡不再招呼遲來的顧客，汽車也不再往來穿梭了，這一帶的辦公室已經沒有燈光，無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這幢特警處的辦公樓裡卻是燈火輝煌，即使很晚的時候也還是如此。

　　在一英哩外喧鬧的濱河市區，死亡登記處也是電燈通明。在這裡，貯藏著成百萬張死亡的英國人的死亡證。托馬斯派來的六名警士和兩名探員還趴在一大疊文件上。偶爾站起來去找那留下來值夜班的登記處職員核對一下文件。

　　那個帶隊的年長的探員打來個電話，他顯得那麼疲倦，但口氣中卻似乎是樂觀的。因為申請護照的人沒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記的卷宗裡沒有他的名字。現在有一個希望出現了，他們有可能從查對成千上萬張死亡登記證的折磨中解放出來了。

　　「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等托馬斯回話後，他宣讀了這個名字。

　　托馬斯說：「他什麼情況？」

　　「生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地點是桑博恩．費修利，屬於聖馬爾科教區，在今年六月十四日通過正式的手續，填寫正式的表格申請護照。第二天護照發下來了。六月十九日郵寄到申請書上所寫的地址，這個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郵件的。」

　　「那麼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也就是他才兩歲的時候，就在他家鄉的一次公路車禍中被撞死了。」

　　托馬斯思考了一會兒。

　　「過去一百天之內發出的護照，還有多少份沒有檢查？」他問。

　　「大概還得檢查三百份。」電話中回答，「那就讓其他人去檢查吧，萬一其中還有另一個冒充的人呢，」托馬斯對他指示說，「把工作小組交給別人負責。我要你到收到護照的那個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個地方就馬上用電話告訴我。如果那裡有人住著，就去找住戶談話。把有關那個假杜根的詳細情況都帶來給我，並把存檔的那張附在申請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帶來。我要看一下杜根這小子化了裝之後的模樣。」

　　快到十一點時，高級探員便來電話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頓市的一家出售煙草和報刊的小店，就是那種有一扇玻璃窗貼滿妓女的地址廣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樓上，已被叫起來詢問過，他說他經辦過替沒有固定地址的顧客代收郵件的業務，酌收費用。他記不起有哪個常客名叫杜根的，不過可能是那個杜根只來過兩次，一次是談妥由該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來領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員把一張格爾索普的相片給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記不清了。探員又把護照申請表格上的那張杜根的相片給他看，他說他好像見過這個人，不過說不準。他覺得那個人很可能是戴著墨鏡來的。很多到他店裡來購買陳列在櫃臺後面的色情雜誌的顧客都戴著墨鏡。

　　「把他帶來，」托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來。」

　　接著他拿起電話，要求接通巴黎。這天晚上在法國內政部的會議開了一半，電話又來了。

　　勒伯爾在接電話之前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格爾索普不會用他自己的名字進入法國，除非他乘一艘漁船偷渡進來，或者在某個比較偏僻的邊境處入境。但他認為一個有經驗的職業刺客是不肯這樣做的，因為在任何地方檢查證件時，會發現他的證件手續不全而遭逮捕，他的護照上沒有入境印章。但也沒有任何人用卻爾斯．格爾索普這個名字在法國的旅館登記入住。

　　總檔案館、邊防檢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證實了上述論點，所以會上沒有什麼爭論。

　　勒伯爾繼續分析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這個人沒有設法弄到一張假護照，他認為並沒有受到懷疑。如果是這樣話，警察在他的倫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托馬斯警長的人在他公寓裡發現衣櫥裡掛的衣服之間有空檔，放衣服的抽屜是半空的，洗漱和刮鬍子的用具都不在了。這說明此人離開倫敦出門去了。這個情況也被他的鄰居所證實，鄰居說格爾索普是駕車到蘇格蘭去旅行了。

　　對於這一點，無論英國和法國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

　　第二種可能性是格爾索普弄到了一張假護照，這就是英國警方目前正在搜尋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可能還沒有進入法國而在其他某個地方完成他的準備工作，但也可能他已經未被懷疑地進入法國了。

　　聽他說到這裡，幾個在座的人都紛紛提出了質問。

　　「你是說他很可能在這裡，在法國，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亞歷山大．桑很納蒂急著問。

　　「問題在於，」勒伯爾解釋說，「他有他的時間表，這只有他知道。我們已經調查了九十二個小時，仍無法知道我們接觸到了這個人的時間表上的哪一點。我們能夠有把握的是，這個刺客除了知道我們已警覺到存在著一項暗殺總統的陰謀之外，並不知道我們取得了什麼進展。因此只要我們辨明了這個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並且探明了他的行蹤，我們就極有希望逮住一個根本想不到自己會落網的人。」

　　可是會議還是不能平靜下來。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離他們不到一英哩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時間表上很可能把暗殺總統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們每個人都焦慮萬分。

　　羅蘭上校沉思著說：「當然，也可能那個格爾索普，通過那個他不認識的中間人瓦爾米，從羅丹處獲悉計畫大體上已經暴露後，就離開他的公寓去銷毀他的準備工作的物證。譬如說，他的槍和子彈可能現在已被扔進了蘇格蘭的某個湖泊。這樣，他在回家時，就可以在警察面前顯得一乾二淨。在那種情況下，想對他起訴便很難了。」

　　與會者考慮了羅蘭的設想，同意的人逐漸增多。

　　「那麼，上校你說說，」部長說，「如果是你被雇來幹這件事，當你知道，雖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計畫已經敗露，那時候你將採取的就是這樣的對策嗎？」

　　「當然，部長先生，」羅蘭回答，「如果我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刺客，我就會想到，一定有什麼地方保存著我的檔案。既然陰謀敗露，那麼警察登門以至於搜查住所都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因此我一定會把物證銷毀，那麼有什麼地方比一座遠離本地的蘇格蘭湖泊更合適呢？」

　　會議桌周圍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麼同意他的推測了。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他放手不管。我還是認為我們應當找到這位格爾索普先生。」羅蘭上校說。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幾秒鐘，周圍一片沉默。

　　「我還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紀博將軍說。

　　「簡單得很，」羅蘭解釋道，「我們發出的命令是要把這個人找到並且消滅掉。他可以把他的陰謀暫時拋開，可是他不一定會把他的裝備也都毀掉，只不過為了逃脫英國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東西隱藏起來而已。事後他又可以捲土重來，做一套甚至更難識破的新的準備工作。」

　　「不過，如果他仍在英國的話，英國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會把他拘留的。」有人說。

　　「不一定。而且我還真的懷疑他們會不會拘留他。他們或許只是認為他有嫌疑，而沒有證據。而我們的英國朋友對於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公民自由權』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們可能會在找到他後對他進行盤問，然後由於缺乏證據而把他放走。」

　　「上校說得當然有理，」森克萊插嘴說，「英國警方靠運氣偶爾發現了這麼個人。他們這種讓一個危險人物逍遙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難以置信。羅蘭上校的部門應被授權來一勞永逸地使這個格爾索普不能再為非作歹。」

　　部長注意到勒伯爾在眾說紛紜之際一直一言未發，毫無笑容。

　　「好吧，勒伯爾，你認為怎麼樣？你是否和羅蘭上校一樣認為格爾索普現在已在放棄、隱藏或是毀掉了他的裝備和準備措施？」

　　勒伯爾抬眼看了看左右兩邊排列著的、期待著聽他怎麼回答的面孔。

　　他平靜地說：「但願上校是對的。但恐怕他是錯了。」

　　「為什麼呢？」部長的問話像刀鋒那樣銳利。

　　勒伯爾溫和地解釋說：「那是因為他的推理雖然合乎邏輯，卻必須以格爾索普確已決定放棄其行動計畫為前提條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這樣的決定為根據。假如他沒有做出這樣的決定呢？假如他並沒有接到羅丹的消息，或是雖然接到卻依然決定照樣幹下去呢？」

　　頓時一陣嘰嘰喳喳表示不滿和驚慌的聲音響起。只有羅蘭一言未發。他默默地思考著，從桌子那邊凝重地看著勒伯爾。他腦子裡想的是勒伯爾真是頭腦敏銳，在座的人看來誰也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勒伯爾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樣現實。

　　就是在這個當口，英國打來了給勒伯爾的電話。這次他去聽電話聽了二十多分鐘。

　　他回到會議桌旁後又向大家講了十分鐘，人人都一聲不響地聽著。

　　等他說完後，部長問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勒伯爾仍以他冷靜的態度從容不迫地說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將軍在部署他的軍隊一樣。會議室中所有的人雖然級別都比他高，卻沒有一個敢提出異議。

　　他最後說：「因此，我們就這樣投入這場悄悄的、周密的。全國範圍的大搜查，要找到這個以新面貌出現的杜根，而英國警方則到航空公司售票處、橫渡海峽的渡口等地去查記錄。如果他們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國土地上，他們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經離開英國，他們就通知我們。我們如果在法國境內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國，我們或者等著他毫無疑慮地進入法國時在邊境上將他逮捕，或者……採取其他行動。到那時候，我想無論如何我就可以完成尋找他的任務了。可是，在那個時刻到來之前，各位先生，如果你們能同意按照我的安排去做，我將感激不盡。」

　　他如此大膽地直言不諱，而且如此有把握地做出保證，實在使在座的人都無言以對。他們只能點點頭表示接受。甚至連森克萊．德．維勞本都說不出話來。

　　直至午夜過後不久回到家中之後，森克萊才有了聽他滔滔不絕地發洩怒火的人。

　　他一想起那個令人發笑的、平庸的警察署刑警大隊的副大隊長居然是對的，而國內最出色的專家們居然是錯的，就不禁怒火中燒。

　　他的情婦露出同情和體諒的態度聽著他講，讓他俯伏在他們的床上替他按摩後頸，直到天快破曉他才入睡。這時她溜出臥室到客廳裡去，打了一個簡短的電話。

　　托馬斯偵探長低頭看著兩份分開擺著的護照申請單，以及兩張攤開在吸墨水紙上面由檯燈的一束燈光照亮的相片。

　　「咱們再來對照一遍，」他命令坐在他身旁的高級探員，「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

　　「格爾索普，身高，五英呎十一英吋。對嗎？」

　　「對。」

　　「杜根，身高六英呎。」

　　「加厚了鞋跟，先生。你穿上特製的皮鞋可以使身高增加兩英吋半。娛樂界有不少矮個兒出自虛榮心都是這樣幹的。何況在領取護照的櫃臺旁根本不會有人看你的腳。」

　　「好吧，」托馬斯同意，「厚跟皮鞋。格爾索普，頭髮，棕色。這一點意義不大，淺棕色也是棕色，栗棕色也是棕色，從相片上看來，他的頭髮似乎是深棕色的。杜根也自稱是淺黃色的。」

　　「這完全可能。一般說來，照片上看一個人的頭髮總是會稍微深一些的。這要根據拍照的光線以及其他原因，再說他還可以把頭髮染成淺黃色的，變成杜根的頭髮顏色。」

　　「好，我同意。格爾索普，眼珠顏色，棕色。杜根，眼珠顏色，灰色。」

　　「他戴上隱形眼鏡，這太容易了。」

　　「好。格爾索普年齡三十九歲了，杜根年齡到四月間是三十四歲。」

　　探員解釋說：「他必須得寫三十四歲，因為這個真的杜根，兩歲半時在車禍中死亡，是一九二九年四月生的，這是不能改變的。但是一個三十九歲的人，他的護照上寫著三十四歲，這是沒有人會問的，人們總是相信護照的。」

　　托馬斯比較著這兩張照片。格爾索普看上去身體重些，臉部豐滿些，比較強壯。

　　變成杜根以後，他需要改變他的外貌，也許他在第一次與「秘密軍隊組織」的頭頭們見面時已經改變了。在這以後，他一直以杜根的外貌出現，包括在領取假護照的時候。像他這樣的人，一定得有本領化裝成另一個人；為了避免讓人識別出來，也許要化裝幾個月。也許就是用了這樣狡猾的方法，格爾索普才能夠使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局裡都沒有他的犯罪檔案。如果沒有加勒比地區的酒吧間的謠言，他們就根本注意不到他。

　　但是從現在起，他變成杜根了；頭髮染過了，而且戴上了隱形眼鏡，把身材弄得瘦了一點，還穿上厚底皮鞋。

　　托馬斯把杜根的外貌連同護照號碼和照片，用電傳送往巴黎。他看了一下錶，估計在凌晨二點鐘時，勒伯爾就可以收到。

　　探員鬆了一口氣，說：「從現在起，就要看他們的了。」

　　托馬斯不同意地說：「不，從現在起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是到各航空公司、各海峽渡口以及通往大陸的火車站的售票處去調查。我們不僅僅要找到他現在是誰，而且要找到他現在到哪兒去了。」

　　這時候，死亡登記處的電話來了。他們查完了剩下的所有的護照申請書，都沒有問題。

　　托馬斯對著電話說：「好，謝謝那幾位值夜班的辦事員，你們全體明晨八點半到我的辦公室裡來。」

　　一個警士拿著那家小商鋪老板的口供進來了。這個老板已經被送到警察局進行審訊。托馬斯很快地看了一下這份口供，和剛才特警處探員在電話中給他講的差不多。

　　托馬斯說：「我們也沒有什麼依據拘留他，告訴帕丁頓分局，讓他回去吧。」

　　警士答應了一聲出去了。

　　托馬斯在軟靠背椅上往後一靠，想睡一會兒。

　　這時候，已經進入八月十五日了。

　　十六

　　夏倫尼男爵夫人站在她自己的房門口，轉過身來面對著送她回來的英國人。在昏暗的走廊裡，她看不清他的面貌，只看到一個模糊的輪廓。

　　這個黃昏她過得分外的愉快。她還不能決定她是否堅持這次邂逅到她房門口就結束，在過去的一小時中她始終在想著這個問題。

　　一方面，雖然她過去也曾經有過風流韻事，但她到底是一個有身份的已婚婦女。

　　在鄉間的小旅舍裡過一夜，不能輕易地被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勾搭上手。另一方面，她目前的年齡也正是最容易受誘惑的，她自己十分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她在坐落在阿爾卑斯山高處的巴塞羅尼特的軍事學院度過了一天，她是來參加她兒子的授銜儀式的，他新近被晉升為他父親的老團隊──阿爾卑斯獵手團的少尉。

　　儘管她是這一儀式上最迷人的母親，但是當她看著她的兒子接過軍官肩章成為法國的一名陸軍軍官時，她不禁感到震驚，因為這使她充分意識到她差不多是四十歲的人了，而且是一個已經成人的兒子的母親。

　　雖然她看起來要年輕五歲，有時甚至使人感到比她的實際年齡小十歲，但是一想到她的兒子已經二十歲，而且現在說不定正在胡搞女人，再也不回家來度假，而是常到家庭別墅周圍的森林中去打獵等等，她就感到茫然，不知現在該做些什麼。

　　她領受了那個咋咋呼呼的老上校、軍事學院院長煞費苦心地向她表示的殷勤，領受了她兒子的那些臉頰鮮紅的同學投來的傾慕的目光，但突然間感到非常寂寞。

　　她幾年前就已知道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實亡，因為男爵在別爾波魁與卡斯特爾之間疲於奔命地追求那些洋娃娃似的巴黎少女，從來不到別墅來度假，甚至沒有來出席他的兒子的授銜儀式。

　　因此，當她駕著家用的轎車，從阿爾卑斯山巔來到嘉普的一家鄉間旅館投宿一夜時，她是漂亮、溫柔而孤獨的。現在，除了像軍事學院上校那樣的多情老頭子的垂青，或者跟男孩子們能令人滿足的調情而外，似乎沒有什麼別的可以指望了。如果她今後唯一可做的只是獻身於慈善事業，那可真是完蛋了。不管怎麼說，現在還不是時候呢！

　　然而，在巴黎，跟老是追在少女們屁股後面的阿爾弗列德在一起也是令人難堪和屈辱的，半個社會在嘲笑他，而另半個社會在訕笑她。

　　在休息室裡喝咖啡時，她曾為未來而感到茫然，並熱切地渴望有人會跟她說，她是一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不單純是男爵夫人。正在這時候，那個英國人走了過來，提議說，旅館客廳裡只有他們兩個人，他能否來同她一起喝咖啡。她冷不防被他嚇了一跳，驚訝得說不出拒絕的話來。

　　剛開始時她很生自己的氣，但是十分鐘後，她已不後悔接受了他的建議。他畢竟只有三十三至三十五左右──這是她估計的年齡，這正是一個男人的大好時光。他雖然是一個英國人，但卻說得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語；他的相貌還算得上漂亮，並且很討人喜歡。他巧妙的恭維使她感到舒服，她甚至還挑逗他這樣做，所以當她站起身來，說她明天必須很早動身的時候，已經快到午夜了。

　　他伴送她上樓，在樓梯平臺的窗前，他指給她看窗外那沐浴在皎潔月光下的一片林木蔥鬱的山坡。他們停了一會兒，凝望著那一片熟睡的村野。她朝他瞥了一眼，發現他沒有望著窗外，而是盯著她那被月光映照得雪白的兩個乳峰間的深谷。

　　當他覺察後，笑了，並湊近她耳邊喃喃地說：「月光甚至使最文明的人也變成原始的了。」她轉身走上樓梯，裝出生氣的樣子，但是這個陌生人的不害臊的傾慕卻在她的內心漾起了一陣喜悅的顫動。

　　「這是一個最愉快的夜晚，先生。」

　　她把手放在門把上，神情迷惘，不知道這個男人會不會吻她。在某種程度上，她希望他這樣做。儘管嘴裡說的是些陳詞濫調，但她卻能感到一種如饑似渴的欲望正在升起。也許這不是喝了酒的緣故，要不就是由於月光下的景色，但她很清楚，她不能讓今晚就這樣結束。

　　她感覺到陌生人不聲不響地用雙臂摟著她，他的嘴唇壓到她的唇上。它們是溫暖而結實的，「這必須停止。」她內心的聲音說。片刻之後，她對這一吻做出了反應，閉上了嘴。酒使她感到眩暈，這一定是酒的作用。她清楚地感覺到他的胳膊把她摟得越來越緊，它們是堅硬而強壯的。

　　她感覺到她身後的門打開了，她掙脫開他的擁抱，倒退著走進她的房間。

　　「來吧，原始人！」

　　他走進房去，把門關上。

　　在倫敦，連夜再次查核了所有的檔案，這次是查找杜根這個姓，收獲較大。有一張卡片載明，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九月二十二日乘從布魯塞爾開來的布拉邦特國際快車進了法國。一小時後，從同一邊防哨來的另一報告說，經常在布魯塞爾至巴黎的往返快車上隨車工作的海關小組，發現在九月三十一日從巴黎至布魯塞爾的北極星快車的旅客名單上有杜根這個名字。

　　巴黎警察局送來一張填著杜根這個名字的旅館登記卡，括號內有護照的號碼，它與來自倫敦的情報上所說的那個杜根的號碼相符。這就是說，從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首尾兩天也包括在內）之間，他曾逗留在靠近馬德倫廣場的一個小旅館裡。

　　卡龍主張對那家旅館來個緊急搜查，但是勒伯爾卻寧願在凌晨兩三點鐘去作一次悄悄的訪問，並同老板聊了一陣。老板很高興他要找的那個人八月十五日那天不在旅館，他還非常感激警官辦事周到，沒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

　　勒伯爾命令一個便衣偵探作為一個旅客到那家旅館去投宿，在接到進一步指示之前，他不准外出，以防杜根突然光臨。旅館老板很樂於合作。

　　「這次九月訪問，」勒伯爾在四點三十分回到他的辦公室時對卡龍說，「是一次偵察旅行。他所計畫的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然後他靠在他的扶手椅上，凝視著天花板，思索起來。他為什麼在一家旅館裡投宿？他為什麼不像其他在逃的「秘密軍隊組織」人員那樣，住在某個「秘密軍隊組織」同情者的家裡呢？因為他不相信「秘密軍隊組織」同情者能守口如瓶？他是十分正確的，所以他獨自一個人幹，誰也不信任，按他自己的方式策劃他自己的行動，用一個假護照，行為舉止也許都很正常，彬彬有禮，沒有引起任何懷疑。他剛剛訪問過的旅館老板便證實了這一點。

　　「一位真正的紳士。」他說。

　　一位真正的紳士？勒伯爾想，像蛇一樣危險。對於一個警察人員來說，他們這種真正的紳士永遠是最壞的一類。因為從來沒有人會懷疑他們。

　　他瞥了一眼倫敦送來的兩張格爾索普和杜根的相片。格爾索普變成了杜根，高矮、髮色、眼睛、年齡，也許連舉止都變了。他試圖想像出這個人的形像，自信、傲慢、我行我素，危險、狡詐、小心翼翼，不給人以可乘之機。他當然帶著武器，但是，是什麼武器呢？在左胳肢窩底下夾著自動步槍？或是一把會衝向別人肋骨的飛刀？一支步槍？但是他在通過海關的時候，他把它藏在什麼地方呢？在距離總統二十碼以內，連婦女們的提包都要受到懷疑，在靠近總統公開露面的任何地方，攜帶長形包裹的男人都要被毫不客氣地趕走，那麼他帶著這樣一個傢伙將怎樣接近戴高樂呢？

　　我的上帝，那個愛麗舍宮的上校還以為他無非又是個普通刺客呢！勒伯爾知道，他有一個有利條件：他知道這個凶手的新名字，但凶手不知道這一點。那是他唯一的王牌；除此以外，一切主動權都在豺狼手裡。

　　而這一點，在那天晚間的會議上，誰也不可能而且也不會發現的。

　　如果在你抓住他以前，他得到了你對他已有所了解的風聲，因而再次改變他的身份，那麼，克勞德，你這小子呀，他想到，你就要費大勁啦！

　　他大聲說道：「真是難辦呀！」

　　卡龍抬起頭來，「你說得對，長官。他無機可乘。」

　　勒伯爾對他動不動就發脾氣，平常可不這樣。這一定是缺少睡眠的緣故。

　　窗外，月將西沉，一縷月光從揉皺的被單上緩緩地朝窗扉移動。它照亮了亂扔在門與床腳之間的地毯上的緞子衣服、乳罩和柔軟的尼龍內衣。床上的兩個人影在朦朧中呼呼大睡。

　　夏倫尼夫人仰臥在床上，眼睛凝視著天花板，一隻手懶洋洋地撫摩著枕在她身上的那顆腦袋的淺黃色頭髮。她回想起夜裡的經歷時，嘴唇似笑非笑地半張著。

　　她瞥了一眼床旁的那個小小的旅行鬧鐘。現在是五點一刻。

　　「喂！」

　　他抬起頭望著她。

　　「夠啦，寶貝。兩小時以內我必須起床，你也必須回到你的房間去啦。現在就去，我的小英國佬，快走。」

　　他聽從了她的話，點了點頭，一骨碌爬起來，站在地板上，四處找他的衣服。

　　她鑽到被單下，從纏住她膝蓋的一團東西中找出他的衣服，扔給他。他穿好了衣服，一隻胳膊上掛著背心和領帶，在半明半暗中，他低頭看她，她看見他咧嘴笑時牙齒泛出白光。他在床沿上坐下，用他的右手摟著她的脖子。他們的臉相距只有幾英吋。

　　「睡得好嗎？」

　　「唔，唔，非常好，你呢？」

　　他又咧嘴笑了，「你在想什麼？」

　　她笑起來，「你叫什麼名字？」

　　他想了一會兒，「阿歷克斯。」他撒謊說。

　　「好啦，阿歷克斯，真是非常好。但是你也該回到你自己的房間去啦。」

　　他俯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那麼，晚安，夏倫尼夫人。」

　　他走了，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早晨九點鐘，太陽升起來的時候，一個當地的警察騎著自行車來到舍爾夫旅舍，下了車，走進店堂。老板已經起來，正在櫃臺上忙著應付旅客早晨的呼喚和把咖啡送到旅客房間去，他招呼警察。

　　「嘿，怎麼一大早就來啦？」

　　「和平常一樣，」警察說，「騎自行車上這兒來可遠啦，所以我總是最後來你這裡。」

　　「別說啦，」老板微笑著，「在這一帶我們煮的咖啡是最棒的。瑪麗，給先生來一杯咖啡。」

　　鄉村警察高興地笑笑。

　　「這是卡片，」老板說，把填寫著頭天晚上新來的旅客的小白紙片遞給他，「昨晚只有三個新來的。」

　　警察接過卡片，把它們放進他腰間挎著的皮包裡。

　　「真不值得來一趟。」他笑著說，但是仍坐在店堂的凳子上等著他的咖啡和酒，當瑪麗給他端上來時，他同她開了幾句下流的玩笑。

　　不到八點鐘，他就帶著他的皮包和旅館登記卡回到了嘉普鎮的警察局。然後所裡的稽查員把它們拿走，懶洋洋地翻了翻，便放在架子上，等晚些時候送到在里昂的區分局去，隨後又會送到在巴黎的中央檔案局。他看不出這裡有什麼名堂。

　　當稽查員把登記卡扔進警察局的架子時，科勒特．夏倫尼夫人結了賬，爬進她的汽車，向西方駛去。豺狼在樓上一直睡到九點。

　　托馬斯偵探長正在打瞌睡，電話鈴響了，是內部對講機。

　　他看看錶，正好十點鐘。真糟糕，我怎麼睡著了？這時他想起他已經睡了幾個小時了。自從迪克森星期一找他以來，直到現在已經是星期四上午，他不知到底少睡了多少小時。

　　電話鈴還在響，他拿起電話聽筒：「喂？」

　　電話裡他的探員報告說：「這位杜根是星期一早晨搭比利時航空公司的班機離開倫敦的。他在上星期六買好飛機票。姓名沒有錯，亞歷山大．杜根，他是用現款購買飛機票的。」

　　「他到那兒去？巴黎？」

　　「不是的，他去布魯塞爾。」

　　托馬斯的頭腦頓時清醒了。

　　「好的，你聽著，他可能已經走了，但也可能還要回來。再核對其他航空公司售票處，看看他是否還用這個名字買過飛機票，特別要查還未起飛的飛機票。如果他從布魯塞爾回來，必須立即告訴我。但我想他也許不回來，我們已經讓他溜出去了，他是在我們查找前幾個小時離開倫敦的，這不能算是我們的過失，對嗎？」

　　「對的。是否還應該在英國尋找這個真正的格爾索普，我們已經通知各地警察局這樣做了。他們現在還不斷地埋怨蘇格蘭場呢！」

　　托馬斯想了一會兒說：「叫他們不必找了，我肯定他已經走了。」

　　然後他又拿起另一個電話，要求接通巴黎警察署找勒伯爾警長，路西安．卡龍本來想今天早晨離開這個瘋人院似的辦公室，但是又不行了。英國人的電話是十點五分來的，是他接的電話。但是托馬斯警長堅持要跟勒伯爾講話，他只好跑到行軍床前把正在睡覺的勒伯爾叫醒。當勒伯爾報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後，因為言語不通，卡龍還得站在一旁，他翻譯了托馬斯的話，然後又把勒伯爾的答覆告訴他。

　　勒伯爾考慮了剛才來的情報，對卡龍說：「告訴他，從比利時開始，就讓我們來處理吧。說我們非常感謝他給我們的幫助。如果我們在大陸上能找到這個凶手而不是在英國，那我們會立即通知他可以撤銷他們的一切搜索。」

　　放回電話聽筒後，兩個人都坐到桌子旁邊。勒伯爾說：「請給我接布魯塞爾保安局。」

　　豺狼起來時，太陽已爬到山脊上面，這又是一個美好的夏日。他洗了個澡，穿好衣服，從女服務員那裡拿回熨好的格子上衣。當他謝謝她時，瑪麗．路易絲有點忸怩。

　　十點三十分，他駕車到嘉普鎮上的郵政局給巴黎打了個長途電話。二十分鐘以後出來時，他緊閉著嘴唇有點兒緊張。他到附近的一家五金商店買了一罐天藍色的油漆和一罐白色油漆，又買了兩把刷子，一把是小的駱駝毛刷子用來寫字的，另一把是二寸寬的軟刷子。他又買了一把螺絲刀。他把這些東西藏在汽車駕駛室裡的小箱子裡，駕車回到舍爾夫旅舍，要了他的賬單。

　　他拿到賬單後回到樓上收拾行李，並親自把三隻衣箱拿下樓，放在後車廂裡，手提包則放在汽車的後座上，然後又回到旅舍的前廳結清賬目。

　　後來當警察詢問正在值班的旅舍工作人員時，他說這個人看起來有點緊張和著急，付賬時他拿出來的是一張一百法郎的新鈔票。

　　有些情況他沒有說，因為那時他正到裡面去取零錢要找給他，所以沒有看見。

　　這個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翻看了他正在整理的旅客記錄簿。在翻回去一頁的地方，這個英國人看到有一個名字是夏倫尼男爵夫人，住在柯雷茲的夏倫尼高地。

　　結清賬目後幾分鐘，就聽到「阿爾法」汽車發動的聲音，這個英國人走了。

　　就在這天中午前，勒伯爾收到更多的報告。布魯塞爾保安局打電話來說，杜根於星期一在布魯塞爾只停留了五個小時，他是搭比利時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倫敦飛來的，但下午就搭義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米蘭。他是用現款購買的飛機票，是他上星期六從倫敦打電話來預訂的。

　　勒伯爾立即打了個電話給米蘭警察局。

　　他剛放下電話聽筒，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邊防檢查站的電話，說在一份常規的報告中，查出前一天早晨，通過文蒂米利亞邊境站，從義大利進入法國的旅客入境卡上有一個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勒伯爾跳起來了，叫嚷說：「到現在差不多三十個小時，已經一天多了。」他把電話聽筒一擲，卡龍抬起頭看看他。

　　勒伯爾解釋說：「我們的目標已經在文蒂米利亞到巴黎的途中了。他們在整理昨天的各個入境站的卡片時，才發現的。這一天入境的人數超過二萬五千人，一天功夫竟然有那麼多。你瞧，我知道我不該大聲叫嚷，可有一點我們已經明確了，他已經到了法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今晚的會議我如果沒有什麼新消息報告，他們就得剝我的皮了。請你打電話給托馬斯警長，告訴他，豺狼已經到了法國，讓我們自己在這兒處理他吧。卡龍打完了倫敦的電話以後，刑警大隊的里昂地區分隊打電話來了。勒伯爾聽著電話，眼望著卡龍，用手遮住話筒說：「我們找到他了，昨晚他到了嘉普鎮的舍爾夫旅舍，登記要住兩天。」他把手拿開又對準話筒說：「警長，你聽著，這會兒我沒有功夫告訴你為什麼我們要找這個名叫杜根的人，我告訴你的事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我要你做的……」他講了足有十分鐘，當他講完時，另一個電話機又響了。這次又是邊防檢查站的，他們說，杜根駕駛的是一輛租來的白色「阿爾法」運動跑車，牌照號是ＭＩ─六一九四一。卡龍問道：「是否要動員各地的警力來逮捕他？」

　　勒伯爾想了一會兒說：「不，還不到時候。假定他今天駕車離開旅舍到鄉間去，他可能被一個鄉間的警察詢問。當時他也許認為警察是在找一輛失竊的運動跑車。但這時候只要有人去打擾他，就一定會被他殺死，他的槍一定在車上。重要的是，他要在旅舍裡住兩天，我要在他回到旅舍後用一隊軍隊去包圍，盡可能地不要傷一個人。來吧，我們設法要一架直升飛機，走！」

　　當他在說話的時候，整個嘉普鎮的警察已經動員起來了。鎮上所有的出口都已把守好，舍爾夫旅舍附近也包圍起來了，還在草叢中設置了埋伏。他們是奉里昂的命令這樣做的。在里昂和附近地區，軍隊都裝備了輕機槍和步槍，分成兩組爬上汽車。在巴黎郊外的薩托雷營，一架直升飛機正準備著把勒伯爾送往嘉普。

　　儘管有樹林遮蔭，中午的天氣還是太熱。為了不把衣服弄髒，豺狼光著上身，足足工作了兩個小時。

　　離開嘉普鎮後，他駕車向西，一路都是下坡道。公路在兩山之間像條隨意丟在地上的緞帶。他把汽車提到最高的速度，有兩次與對面來的汽車擦身而過，差一點把一輛車擠到山溝裡去。經過亞司潑來山後，他轉入ＲＮ九十三號公路，這條公路沿著德龍河向東到與羅納河會合的地方。

　　往前十八英哩，公路幾次跨過河流，過了一會兒，他想應該把「阿爾法」汽車駛離公路了。這裡有不少小路，從公路通往山區的鄉村。他任意選了一條，往前開了一英哩多，然後又找了一條小徑，把車開到樹林裡去。

　　下午剛過去一半時，他完成了他的油漆工作。現在，汽車表面是天藍色了，大部分油漆也已經乾了。雖然這不是油漆工幹的活，但檢查起來，也還算合格，特別是在暮色蒼茫的時候。兩塊牌照已經拆卸下來了，面向下放在草地上。在牌照的背面漆上了白色的法國牌照號碼，最後兩個數字是九十五，這是冒充巴黎的汽車登記號碼。

　　他知道這是法國汽車最普通的牌照號碼。

　　原來的義大利牌照的白色「阿爾法」汽車，現在變成法國牌照的藍色「阿爾法」汽車了。原來的租借證明和保險單據顯然都不再適用於這輛藍色的法國「阿爾法」了，而如果他帶著不合適的證明單據停車接受檢查，那他就完蛋了。當他用一塊破布在油箱裡沾點汽油，擦掉他雙手上沾著的油漆時，他心裡盤算的唯一問題，是馬上發動汽車，冒著在燦爛陽光下暴露出車子的業餘油漆工藝的風險呢，還是等到暮色降臨。

　　他確信，他的假名被發現後，他進入法國的地點和他的轎車的形狀很快就會被人知道。就暗殺任務來說，他比預定時間來早了幾天，因此他需要找一個地方躲藏起來，直到他準備好為止。這就意味著需要在這個國家裡行駛二百五十英哩去到柯雷茲地區，而最快的走法是駕駛汽車。這是一種冒險，但他決定採取這種方式。當然啦，越快越好，要趕在騎摩托車的警察在這個國家裡搜尋一輛由一個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駕駛的「阿爾法」跑車之前。

　　他旋上了假的號碼牌，把剩餘的油漆和兩把刷子扔掉，穿上他的開領絲套衫，穿好夾克，發動引擎。當他風馳電掣般地駛回ＲＮ九十三號公路時，他看了看手錶，是下午三點四十一分。

　　這時，他看見空中有一架直升飛機轟鳴著朝東方飛去。

　　再走九英哩便是迪村。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照英語的發音來讀它，那將是「死亡」的意思。但他對這個村名的巧合卻覺得不自在。他並不迷信，但當他駛進這個村子的中心時，他又有點緊張了。在主要廣場上，靠近戰爭紀念碑的地方，一個穿黑色皮革大衣的大個子摩托車警察正站在路中央，揮手叫他停車，並指著右手邊。他的槍還焊在轎車底盤上的鋼管裡呢，他沒帶自動手槍或刀子。他遲疑了一會兒，打不定主意是冷不防用車前的保險桿撞他一傢伙，然後繼續駛上幾十英哩，扔下車子，帶著四件行李，並在沒有鏡子或臉盆的情況下化裝成詹森牧師呢，還是當即停車。

　　是警察替他做出了決定。當「阿爾法」車放慢了速度時，警察便完全不去注意他，而轉身朝路的另一頭張望。豺狼把車子悄悄滑到路旁，觀望和等待著。

　　這時，他聽到從村子的遠處傳來了警笛的尖嘯聲，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要逃脫都太晚了。由四輛「雪鐵龍」警車和六輛「黑瑪麗亞」車組成的車隊開進了村子。

　　在交通警察跳到一旁揮手敬禮時，車隊駛過那輛停在路邊的「阿爾法」，順著豺狼剛才過來的路駛去。透過警車的玻璃窗，他能夠看見一排排戴著鋼盔、膝上放著自動步槍的警察。

　　車隊像它來時一樣，很快就過去了。摩托車警察放下胳膊，向豺狼懶懶地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現在可以走了，自己則大步走到停在紀念碑對面牆腳下的摩托車跟前。當那輛藍色的「阿爾法」拐了個彎消失在西方時，他還在那兒發動引擎呢。

　　下午四點五十分。克勞德．勒伯爾已在嘉普小鎮另一邊約一英哩的地方著陸，乘坐一輛警察的轎車來到舍爾夫旅舍前的車道上，卡龍陪著他走上旅舍正門的臺階。

　　在雨衣底下，卡龍右臂上挎著一支子彈上了膛的ＭＡｐ型自動衝鋒槍，他的食指扣著扳機。這時候，在這個小鎮上，除了旅館老板以外，每一個人都知道出了什麼事了。

　　旅館已被包圍了五個小時，令老板奇怪的事情是，魚販始終沒有送來他當天捕捉到的新鮮魚。

　　櫃臺職員叫來了正在辦公室裡算賬的老板。勒伯爾聽著他回答卡龍的問題。他神經質地打量著卡龍胳肢窩底下那束奇形怪狀的東西，雙肩耷拉了下來。

　　五分鐘後，旅館裡布滿了穿制服的警察。他們盤問旅館工作人員，搜查房間，在旅館周圍跑來跑去。勒伯爾獨自走出旅館，來到車道上，他舉目眺望周圍的山丘。

　　卡龍走到他身邊。

　　「你認為他真的已經走了嗎，長官？」

　　勒伯爾點點，「他不是已經走了嗎？」

　　「但是他登記了兩天呀。你認為老板跟他是一夥嗎？」

　　「不，他和工作人員都沒有說謊。他準是在今天早上某個時候改變了主意，於是他走了。現在的問題是，他到什麼鬼地方去了，他是否疑心我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但是怎麼可能呢？他不可能知道。這一定是巧合，一定是。」

　　「親愛的呂西安，但願如此。」

　　「那麼，我們現在就只有靠車牌號碼啦？」

　　「是的。那都是我的錯，我們應當對這輛車發一道警戒令，趕快到警報車上去，用警察無線電通知里昂，向所有警哨發出一道警戒令，一級警戒令：白色『阿爾法』，羅蜜歐汽車，義大利造，牌照號碼ＭＩ─六一九四一。靠近時要小心，相信駕車人持有武器，很危險。你知道這一套。但還有一件事，任何人不得向報界透露此事，要在下達命令時指出，那個嫌疑犯可能並不知道他已受到懷疑，任何人要是讓他在廣播裡聽到或在報上看到這條消息，我要剝他的皮。我將通知里昂的蓋拉德分局長來照管這裡，然後我們去巴黎。」

　　當藍色「阿爾法」沿著河岸駛入瓦郎斯城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六點了，九號公路上汽車的洪流轟鳴著沿羅納河岸疾馳，這是從里昂到馬賽的主要幹線，擔負著從巴黎到法國南部的絕大部分車流，「阿爾法」穿過南去的大路，過橋駛上西岸的去聖彼萊的ＲＮ五百三十三號公路。橋底下，一條大河在下午的陽光下流淌著，它不理睬那些嗡嗡響著向南奔馳的鋼鐵昆蟲，而以自己悠閒而穩健的步伐奔向等待著它的地中海。

　　過了聖彼萊，當暮色降臨在他身後的山谷中的時候，豺狼駕駛著他的小跑車越爬越高，進入了奧弗涅省。過了勒普伊，山越來越高，路越來越陡。這裡的每一座小鎮都仿佛是一個礦泉療養地，從山巒的岩石間涓涓流出的礦泉水，吸引著那些在城市裡患有各種病痛和風濕症的人，使那些熱衷於做生意的農民發了財。

　　過了布里俄德，阿利埃河谷被拋在後面了，夜空中彌漫著高原牧場的乾草的氣息。他在以索耶爾停下來加油，然後迅速馳過多爾山的賭城和布爾道爾礦泉療養地。

　　當他繞過多爾多涅河的源頭時，已經接近午夜了。多爾多涅河發源於奧弗涅省的群山之中，穿過岩石向西南流去，經過六道水閘，在波爾多附近泄入大西洋。

　　從布爾道爾開始，他駛上ＲＮ八十九號公路，直奔柯雷茲地區附近的烏塞爾小鎮。

　　「你是一個傻瓜，先生，一個傻瓜。他已經在你的掌心裡，但你卻讓他溜掉了。」

　　為了清楚表明他的意思，森克萊稍稍站起身來，俯視著光滑的桃花心木桌子對面的勒伯爾的頭部。這位偵探正在研究一份檔案材料，仿佛整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森克萊這麼個人似的。

　　他斷定，這是對付這個從總統府來的傲慢的上校的唯一辦法。至於森克萊呢，他摸不清這個低垂的腦袋是表示一種恰如其分的羞恥之感呢，還是一種傲慢的冷漠。

　　他寧可相信是前者。他說完話，又坐了下去，克勞德．勒伯爾抬起頭來。

　　「如果你看一看你面前的這份油印報告，我親愛的上校，你就會發現，他並沒有在我們的掌心之中。」他溫和地指出說，「里昂來的這份關於一個名叫杜根的人頭天晚上曾在嘉普的一家旅館裡登記住宿的報告，在今天十二點十五分以前還沒有到達司法警察署。現在，我知道，豺狼在十一點五分突然離開了旅館。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反正他已搶先了一個小時。

　　「此外，我不能接受你對法國警察部隊的效率籠統責難。我還要提醒你的是，總統的命令是要在保密的情況下處理這件事情。因此，不可能為了一個名叫杜根的人而對每一個鄉村警所發出警戒令，那會在報紙上引起一場大轟大嗡式的追蹤報導。

　　「杜根在舍爾夫旅舍的登記卡是在正常時間以正常方式收集來，及時送到里昂區分局的。只有那裡才清楚地知道那個被通緝的人是杜根。這種拖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們願意為了這個人發一道全國性的通緝令，但那已不屬於我的權限範圍了。

　　「最後，杜根確曾在旅館登記了要住兩天。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在今天上午十一點鐘改變了主意，並決定到別處去了。」

　　「說不定你的警察在那地方晃蕩來著。」森克萊厲聲地說。

　　「我已經說清楚啦，在十二點十五分以前，沒有警察在那兒警戒，而那個人早已走了九十分鐘了。」勒伯爾說。

　　「好吧，算我們倒霉。」部長插嘴說，「不過還是存在這麼個問題，為什麼不立即開始搜尋那輛轎車呢，警長？」

　　「從事後來看，我同意這是一個錯誤，部長先生。但我當時有理由相信此人仍在那家旅館，並且打算在那裡過夜。如果他曾駕車到附近去，並因駕駛一輛受通緝的汽車而遭到摩托巡邏警的攔截的話，他肯定會開槍射擊這個毫無準備的警察，這樣一來，這種預先的警告會使他逃之夭夭……」

　　「他恰好是這樣幹的。」森克萊說。

　　「的確，但是我們沒有證據說他得到了預先警告，就像他的車子受到警察的攔阻而得到了預先警告似的。很可能他恰巧決定要挪個地方。如果是這樣，如果他今晚到另一家旅館去投宿，他將會被告發。再不然，如果他的車子被發現，他也將會被告發。」

　　「攔截白色『阿爾法』的警戒令是什麼時候發出的？」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問道。

　　「命令是下午五點十五分我在舍爾夫旅舍的院子裡發出的。」勒伯爾回答，「九點以前，它就應當下達到所有主要公路的巡邏隊。凡是在主要城鎮值勤的警察，當他們在夜裡來報到的時候，就會得到通知。由於此人十分危險，我就說這車子是偷來的，命令只要它一出現，就立即報告區分局，但是警察不許單獨接近駕車人。如果這次會議決定改變這些命令，那麼我就要求這次會議對可能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

　　長時間的沉默。

　　「不幸的是，一個警官的生命不能妨礙對法國總統的保護。」杜克勒警衛隊隊長喃喃地說。在座的人都表示贊同。

　　「完全正確，」勒伯爾贊同地說，「如果一個單身警官能阻止這個人的話。但是大多數城市和鄉村的警察，普通的值勤人員和摩托巡邏警察都不是職業槍手，而豺狼卻是職業槍手。如果他被攔截，打死了一兩個警察，再次逃之夭夭，那麼我們將需要對付兩件事：一是將有一個高度警覺的凶手，他可能立即改扮成另一個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人；其次是全國的報紙，都會把這個事件作為頭版頭條新聞。這樣，我們就要被迫進行公開的搜捕。只要這條新聞公開出來，四十八小時之內，豺狼到法國來的真正意圖如果仍能保守秘密，那將是件怪事。報界可能立即知道他是針對著總統來的。如果在座的哪一位願意去向總統說明，我願意提請免除我這項任務，另請高明。」

　　可是沒有人自告奮勇。會議照例到午夜時才結束。三十分鐘之後，將進入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十七

　　凌晨一點鐘左右，天藍色的「阿爾法」車開到烏塞爾的車站廣場。在車站對面，廣場的另一側還有一家咖啡館仍然在營業，只有幾個搭夜車的旅客在喝著咖啡等車。

　　豺狼用梳子梳著頭髮走進咖啡館，穿過上面已經堆放著椅子的許多桌子到了酒吧的櫃臺邊。他感到很冷，因為他在山區裡以每小時六十英哩的速度駕駛汽車；他感到渾身僵直，因為他駕駛這輛「阿爾法」在山區無數彎彎曲曲的公路上奔馳；他感到餓了，因為除掉早餐時吃了一個黃油卷外，他已經有十八小時沒有進餐了。

　　他向服務員要了兩大塊塗滿黃油的麵包，四個煮雞蛋和一大杯咖啡。當雞蛋正在煮著，麵包還在準備著，咖啡還在過濾器上濾著的時候，他望望四周有沒有電話間，但只有在櫃臺的一端有一架電話機。

　　他問服務員：「你這兒有本地的電話簿嗎？」服務員仍在忙著他的工作，只做了個手勢，指著櫃臺旁架子上的一大堆書說：「你自己找吧！」

　　在電話簿上，有「夏倫尼男爵」，住址是在夏倫尼高地的山莊裡，這一點他早就知道了。但是這個村子在地圖上卻沒有標出來。電話號碼簿說明這裡屬於依格爾頓區，這是很容易找到的。這個地方是在八十九號公路上，離開烏塞爾小鎮還有三十英哩。

　　他坐下來，吃著雞蛋和麵包，吃完後就動身了。

　　當他的汽車經過一塊路碑，上面刻著「至依格爾頓，六英哩」時，時間正是凌晨二點鐘，他決定把汽車扔到路旁的一個森林裡去。路旁的森林很密，可能是當地哪一位貴族的私產，是早年他們騎著馬帶著狗獵取野豬的地方。也可能他們至今還在打獵，因為柯雷茲地方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時代。

　　再往前幾百米有一條通向森林的小路，小路口上豎立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私人獵區」。他把木牌拔起來，把汽車開進去，然後又把木牌重新插好。

　　他把汽車往前開進森林大約半英哩，車燈照著一些奇形怪狀的老樹，像鬼似地彎了下來，樹枝擋住了路。他只好把汽車停下來，關了車燈，從駕駛室的小箱子裡拿出一把鉗子和電筒。

　　他在汽車底下工作了大約一個小時，由於躺在地上工作，他的背上被露水濕透了。最後，他把藏在汽車底架上裝槍支的鋼管拿了下來，他把這些鋼管連同那件軍大衣和一些舊衣服放到一隻箱子裡去。他又在車內仔細地檢查了一遍，以免一旦有人發現而猜出是誰駕駛過這輛汽車，並把它開到這個滿是野杜鵑花的樹叢中。

　　他用一把剪刀花了大約一小時的時間，剪了許多野杜鵑花的樹枝，把它們插在汽車的四周，直到把汽車遮蓋得完全看不出來為止。他又利用領帶把兩隻衣箱的把手綁住，就好像火車站上的行李搬運工一樣，把領帶搭到肩上，一隻衣箱在他的胸前，而另一隻則在他的背後，這樣他就可以用兩隻手去提剩下的兩件行李。

　　他向公路走去，他走得很慢，每前進數百米，他就停下來把行李放在地上，然後用一根樹枝把地上留下的汽車車輪壓出的痕跡掃掉。差不多過了一小時，他才到了公路邊。他走過那塊木牌，又走了一段路，然後把行李放在離小路口約半英哩的地方。

　　他的那件格子上衣又髒又沾滿了泥土，油膩的圓領汗衫牢牢地粘在背上，他四肢肌肉的疼痛，好像永遠不會減輕似的。他把衣箱擺成一排，自己坐在上面望著東方天空中已經露出的淡淡的灰白色，心想，鄉間的公共汽車也許要開得早些？

　　他的運氣不錯，大概五點五十分的時候，一輛農村的卡車拉著一輛裝滿乾草的拖車向鎮上駛去。

　　那個開車的司機把車停了下來，問他說：「怎麼，車壞了？」

　　「不，我是出來露營的，想搭便車回家，昨晚一輛卡車把我帶到烏塞爾，我還想再往前到都勒去。我有個叔叔在那兒，他可以替我找便車帶到波爾多去，可是我才走到這裡。」開車的人聽了聳聳肩大笑起來，他也笑了。

　　「你真傻，走了一夜才走到這裡，我們這兒天黑之後就沒人走這條路了。爬到拖車上去吧，我可以把你帶到依格爾頓，到了那兒，你自己再想辦法。」

　　六點四十五分，他們到了小鎮上，卡車停在公共汽車站後面。他謝了那個司機後，走進一間咖啡館，要了一杯咖啡，問服務員當地有沒有出租汽車。

　　服務員告訴他一個電話號碼，他就打電話給出租汽車公司。回答說：半小時內可以有一輛車。在等車的時候，他利用咖啡館廁所裡的涼水洗了個臉，換了一套乾淨衣服，又刷了牙，由於煙吸得太多，嘴裡直發苦。

　　九點半來了一輛既破又舊的雷諾汽車。

　　他問司機說：「你知道夏倫尼高地的那個村子嗎？」

　　「當然知道。」

　　「有多遠？」

　　「十八英哩，」司機用拇指向上一指，「在山上。」

　　他把三件行李放到汽車頂上的行李架上，只有一件提在手裡，對司機說：「把我送到那裡去。」

　　出租汽車只把他送到村子廣場郵政局附近的咖啡店門口，他就下車了，因為他不願意汽車司機知道他是到山莊去的。等出租汽車開走後，他帶著行李走向咖啡店。

　　廣場上已經相當熱了，有兩條牛拉著一車乾草站在那裡，嘴裡不停地嚼著反芻出來的草料，黑色的大蒼蠅在它們的眼睛周圍不停地飛來飛去。

　　咖啡店裡卻是陰暗而涼快的。他進去後，只聽見裡面一陣響動，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動座位，轉過身來看他。一個穿一件黑衣服的鄉村婦女，本來和幾個農民坐在一塊兒聊天，這時站起身來拖著木屐，走到櫃臺裡面。

　　她問：「先生，你要什麼？」

　　他放下行李，挨著櫃臺。他注意到那些本地人都在喝紅酒。

　　「請給我一杯紅酒。」

　　當她在倒酒的時候，豺狼問道：「請問到山莊去還有多遠？」

　　她瞪著一雙又黑又圓的眼睛看著他，「兩英哩，先生。」

　　他像很疲乏似地歎了一口氣，「這個傻瓜司機告訴我說此地沒有什麼山莊，所以他要我在廣場下車。」

　　她問道：「從依格爾頓來嗎？」他點點頭。

　　她又說：「依格爾頓人都是傻瓜。」

　　他說：「我得到山莊去。」

　　周圍的人都在看著他，沒有人主動告訴他去山莊往哪兒走。他拿出一百法郎的新鈔票。

　　「請問這杯酒多少錢？」

　　她盯住這張鈔票。這時他身後喝酒的那些人都站起來了。

　　這個婦女說：「我沒有零錢找你。」

　　他歎了一口氣說：「誰要有輛車，大概就能找得出。」

　　有一個人走過來說：「先生，村裡有一輛貨車。」

　　他轉過身，裝著吃驚的樣子說：「老鄉，是你的嗎？」

　　「不是，但是我知道這個人，他可能肯送你去。」

　　他點點頭，表示對此非常同意，「我該怎樣謝你呢？」

　　這個人對那個婦女點點頭，她給他倒了一大杯紅酒。

　　豺狼說：「還有你的朋友們呢？天氣很熱，大家都渴了，我請客。」

　　這個滿臉鬍子的人笑了。那個婦女又把兩滿瓶紅酒放在桌子上，命令一個農民說：「勃諾阿，去把貨車開來。」於是那個人喝下了他的酒，起身出去了。

　　豺狼一路上搖搖晃晃地搭著貨車走了兩英哩，到了山莊。在路上時他想：「山區農民最值得讚揚的是他們的嘴很緊，至少對外來人是什麼也不肯多說的。」

　　這天早晨，男爵夫人科勒特．夏倫尼在床上坐了起來，喝著咖啡，又看看那封信。這時，她已經沒有像第一次看到這封信時的憤怒情緒了，卻感到莫名其妙的厭煩。

　　她對於她未來的生活有點恍惚了。昨天下午，她獨自從嘉普駕車回來，老侍女歐內斯蒂迎接她。這個老侍女在她丈夫的父親在世時，就已來到山莊。還有那個花匠路易森，本來是村子裡一個農民的兒子，他娶了歐內斯蒂，當時她還是一個幫廚的小姑娘。

　　這一對夫婦現在實際上是這個山莊的總管了。山莊裡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房間都門窗緊閉；家具上用布罩遮蓋著。

　　男爵夫人自己明白，她實際上是這幢空山莊的主人，因為這裡既沒有男主人騎著馬巡視他的領地，也沒有孩子們在花園裡遊玩。

　　她又拿出她的摯友從巴黎寄來的一張社交雜誌上剪下來的照片，鏡頭正對著她丈夫那雙色迷迷的眼睛和一個姑娘高聳的胸脯。他站在姑娘身後，他的眼睛是從她肩頭上看下來的。這個姑娘是一個夜總會裡的舞女，本來是一個酒吧女郎。她說某一天她要和男爵結婚，因為男爵是她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看著男爵在照片裡的滿是皺紋的臉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回憶他在抵抗運動時是何等年輕漂亮的上尉。一九四二年她與他相愛，一年後她懷了他的孩子，他們結婚了。

　　當時她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是為抵抗運動傳送情報的一個通訊員。她和他是在山裡相遇的。那時他已經三十幾歲了，外號叫柏加蘇，是一個瘦瘦的鷹鉤鼻子的指揮官。她和他可說是一見鍾情。他們是在一個酒窖裡秘密結婚的，由一個抵抗運動的牧師主持他們的婚禮，她在他父親的家裡生下一個男孩子。

　　戰爭結束後，他的土地和房產都收回來了。他的父親，那個老男爵是在盟軍橫掃法國全境時，患心臟病死的。然後他從草莽英雄一變而成為夏倫尼男爵。當他帶著年輕的妻子和一個兒子回到山莊時，受到了附近農民的歡迎。不久以後，他厭倦了農莊的生活，巴黎的誘惑、夜總會的燈光，以及想彌補在殖民地沙漠中度過的青年時代和在草木叢中度過的壯年時代的損失的心情，實在難以抑制。

　　現在他已經五十九歲了，看起來就像是九十歲的樣子。

　　男爵夫人把那張照片連同這封信都扔在地板上。她跳下床，走向鑲在牆上的一面大鏡子面前，解開她浴衣的帶子，她把雙腳踮起，像穿了一雙高跟皮鞋似地站著。

　　她對著鏡子看著自己的身軀，心想，總算不錯，是一個豐滿的身材，表示自己是一個成熟的婦女。臀部是大了一些，但腰部還能保持勻稱的比例。這是因為她經常騎著馬或者步行到山林裡去的緣故。她兩隻手捧住自己的乳房，好像在估量著它們的分量。

　　這時，她想起了在舍爾夫旅舍邂逅的那個英國人，他很不錯。她希望她現在仍然在嘉普鎮。說不定他們能在一起共度假日，用一個假名字驅車去兜風，就像一對私奔的情人似的。她究竟為什麼要那麼匆忙地回家來呢？

　　一輛老爺貨車嘎嘎響著駛進了院子。她懶洋洋地拉好睡衣，走到房屋正面的窗前。從村子裡開來的貨車停在那兒，它的後門開著，兩個男人正在後邊從貨車尾部搬什麼東西下來。路易森從他正在修剪的一塊整齊的草地上走過去幫忙卸東西。

　　一個男人從貨車後邊繞了過來，把一些紙幣塞進褲袋裡，爬上司機座，發動了車子。

　　誰送什麼東西到別墅來了？可她並沒有訂購任何東西啊。貨車發動起來後便開走了。

　　男爵夫人吃了一驚：碎石路上放著三隻箱子和一個手提袋，旁邊站著一個男人。

　　她認出了陽光下那淺黃色頭髮的光澤，她高興得笑逐顏開。

　　「你這個動物。你這個美麗的原始動物。你跟蹤我。」

　　她急忙跑進浴室更衣。

　　當她來到樓梯平臺上時，她聽到了樓下大廳裡的聲音。歐內斯蒂正在問那位先生有何貴幹。

　　「男爵夫人在這兒嗎？」

　　歐內斯蒂連忙邁開她的兩條老腿，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奔上樓去，「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星期五晚上的會議開得比平時都短。會上聽到的報告都是說毫無所獲。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內，關於那輛被通緝的「阿爾法」轎車的外形特徵只是按例行方式通報了一下，以免在全國引起過分的重視。但它沒有被發現。同樣，司法警察署的每一個區分局都已命令其所在城市和鄉村的直屬機構，最晚在早晨八點鐘以前把所有旅館的登記卡送到區分局。區分局立即檢查這成千上萬張卡片，尋找杜根這個名字，也毫無所獲。由此可見，昨晚他沒有在一家旅館過夜，或至少不是用這個名字。

　　「我們必須接受這兩個前提中的一個，」勒伯爾對這個靜悄悄的會議解釋說，「要麼就是他仍然相信他沒有受到懷疑，換句話說，就是他離開舍爾夫旅舍是一個非預謀的和偶然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理由不公開駕駛他的『阿爾法』和公開使用杜根這個名字在旅館過夜。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遲早一定會被發現的。

　　「在第二種情況下，他決定拋棄他的車子，把它扔在什麼地方，另想出路。在後一種情況下，又出現了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他沒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這樣他就可能不住旅館而走得很遠，但也不可能在逃出法國的途中不通過邊境哨所。另一種可能是，他有另一個身份，並且已經換上了。在後一種情況下，他仍然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你認為他可能有另一個身份呢？」羅蘭上校問道。

　　「我們不得不假定，」勒伯爾說，「因為這個顯然是得到『秘密軍隊組織』的巨額款項來執行這次謀殺的人，必定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職業殺手。那就是說，他是有經驗的。他設法消除官方對他的任何懷疑，不讓任何材料進入官方的檔案。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唯一的辦法是在執行任務時使用一個假名字和假相貌。換句話說，他必定也是一個改頭換面的專家。

　　「把兩張照片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格爾索普能借助高跟鞋增加他的高度，能減少幾公斤體重，能借助隱形眼鏡改變眼睛的顏色，能用染髮水染頭髮，搖身一變成為杜根。既然他能變一次，我們就不能假定他不可能再變一次。」

　　「但是沒有理由設想，他在接近總統以前，就已經懷疑他將要暴露身份了呀，」森克萊表示異議說，「他為什麼非得挖空心思地進行防範，弄上一個或幾個假身份呢？」

　　「顯然，」勒伯爾說，「他已經挖空心思地進行防範啦。否則，我們現在應當已經抓到他了。」。

　　「我在英國警察局轉來的格爾索普的檔案中看到，在戰後他曾在英國空降部隊服役，說不定他正在利用這種茹毛飲血的生活經驗，藏身在深山裡呢。」馬克斯．費尼說。

　　「很可能。」勒伯爾表示同意。

　　「在那種情況下，他就不再是一種潛在的危險了。」

　　勒伯爾思索了一會兒，「就這個具體的人而言，在他被關進監獄以前，我不敢這麼說。」

　　「或是死掉以前。」羅蘭說。

　　「如果他放明白一點，他應當在他還活著的時候離開法國。」森克萊說。

　　會議就到此結束。

　　「我希望我能那樣指望，」勒伯爾在回到辦公室後對卡龍說，「但是我所擔心的是，他活著，活得很好，自由自在，而且帶著槍。我們要繼續搜索他和那輛汽車。他有三件行李，帶著它們他不可能步行得很遠。先找到那輛汽車，我們就從那裡著手吧。」

　　他們要通緝的那個人現在正躺在夏倫尼高地的一座山莊裡乾淨的亞麻布床單上。

　　他洗過了澡，通身舒暢，吃了一頓鄉村風味的餡餅和罐悶兔肉，是用烈性紅酒、黑咖啡和白蘭地沖下去的。他凝視著天花板上彎彎曲曲的鍍金的花紋，盤算著去巴黎完成任務的日程。一個星期之內，他想到，他將不得不離開，但走開可能是很困難的，但是一定能夠做到，他一定能想出一個離開的理由。

　　門開了，男爵夫人走了進來。她的頭髮垂在肩上，她穿著一件睡袍，領口上繫著帶子，下面則是敞開的。她走動的時候，衣襟微開，睡袍裡邊沒有穿什麼東西，但腳上還留著午餐時穿上的襪子和高跟鞋。當她關好門並向床前走來時，豺狼用一隻胳膊肘支撐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視著他。他伸手解開她脖子上的絲帶結子。她肩上的鑲著花邊的睡袍悄無聲息地滑落在地板上。

　　接連三天追蹤豺狼毫無結果。每天晚上的會議上，多數人相信豺狼已經夾著尾巴偷偷地溜出法國了。到了八月十九日晚上的會議上，勒伯爾幾乎是孤軍堅持著刺客仍然躲在法國某個地方，在等候著時間的到來的意見。

　　這天晚上，森克萊叫道：「還等什麼呢？他唯一要等待的是有一個機會可以衝過邊境，當他出來的時候，我們就能逮到他。在法國幾乎每個人都會反對他，他逃不到哪兒去了。如果你認為他是與『秘密軍隊組織』和他們的同情者完全沒有聯繫的話，那麼也沒有人會收留他了。」

　　會議桌周圍的人都在低聲地表示贊同他的看法，大多數人開始認為警方已經失敗了。布維埃原來認為尋找這個凶殺犯純粹是偵探的工作，這個論點也錯了。

　　只有勒伯爾不斷地搖頭，他感到很疲倦，這是由於他缺乏睡眠，由於他緊張和擔心，還由於他要保護他自己和他的同事們免得被那些大人物們所攻擊。這些大人物們的攻擊，不是因為他們有經驗，而是因為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完全清楚，假定他確實錯了，那麼他也就完了。圍坐在會議桌四周的人中，也有人清楚這一點。

　　但如果他沒有錯，如果刺客現在確實仍然盯著總統，如果刺客溜過保護圈而向總統接近，他知道會議桌周圍的人都想找一隻替罪羊，那麼，他就是這隻替罪羊。不管怎麼說，他那漫長的警察生涯，也就即將終止了，除非他能夠找到這個刺客而且幹掉他。到那時他們才肯承認他沒有錯。但到目前為止，他提不出證據；他有一種奇怪的信念，認為他在尋找的那個人，是個不論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的職業刺客，當然他還不能公開這樣說。

　　自從八天前這件事落到他的肩上以後，儘管他不願意，但他對這個帶著槍的、似乎連最後的細節（包括意外事故）都計畫得很周詳的、不聲不響、老謀深算的人，產生了一種違心的尊敬。要是在這些靠政治而得到任命的與會者面前承認他有這種感情，那就幾乎等於毀滅了自己。只有他身旁的大塊頭布維埃能給他些許安慰，他縮起腦袋，拱起肩膀，眼睛盯著桌子。他至少也是一個偵探啊。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麼，」勒伯爾說，「但他是在等什麼事情，或是在等某一個特定的日子。先生們，我不相信我們已經聽到了豺狼的最後消息。同樣的，我也說不清我的感覺是怎麼回事。」

　　「感覺？」森克萊嘲笑說，「某個特定的日子？說真的，警長，你大概是羅曼蒂克的驚險小說讀得太多了。這不是小說，親愛的先生，這是現實。他已經走了，事情就是這樣子。」他帶著自信的微笑靠在椅背上。

　　「但願你是對的。」勒伯爾平心靜氣地說，「如果是那樣的話，部長先生，我必須向您提出，我願意退出調查，回去辦我的犯罪案件。」

　　部長猶豫不決地望著他，「警長，你認為這一調查應當繼續下去嗎？」他問道，「你認為還存在著真正的危險嗎？」

　　「關於第二個問題，部長先生，我不知道。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相信我們應當繼續搞下去，直到我們完全弄清楚為止。」

　　「那很好。先生們，我希望警長繼續進行他的調查，我們也繼續舉行晚上的會議來聽取他的彙報，暫時休會。」

　　八月二十日早晨，看林人瑪肯果．卡勒特在柯雷茲依格爾頓與烏塞爾之間他雇主的莊園裡射擊害鳥，當時他正在追逐一隻受傷的跌進了一叢野杜鵑花中的野鴿子。

　　他在花叢中發現了那隻野鴿子，它恰好落在一輛跑車的司機座上撲騰著呢。

　　當他抓住鳥脖子的時候，他想，這輛跑車大概是一對情人在這裡野餐，不顧他豎在路口上的牌子，硬把車子開進來扔在這裡的。但後來他看到遮掩汽車的樹枝是插在地上的，被剪過的樹樁子都塗上了泥土，把本來是白色的斷口變成黑色的了。

　　他再看看周圍的情況，認定這輛車已經停在此地好幾天了。他拿了槍和野鴿子，騎上自行車經過樹林回到他的小屋。就在這天上午，他到村裡去買野兔套子的時候，把以上情況報告了當地的村警察局。

　　將近中午時，村警察用電話報告了烏塞爾警察局，說有人在附近樹林裡發現有一輛汽車丟在那裡。電話問車子是白色的嗎？回答不是的，是一輛天藍色汽車；是義大利造的嗎？不是的，是法國牌照，製造廠商不清楚。烏塞爾警察局最後說，好吧，下午派一輛卡車，去拉這輛汽車，要他帶人到現場去等候。因為還有不少其他工作要做，人手缺乏，現在還要去找一輛白色的義大利汽車，巴黎的長官們等著要呢。村警察答應他將做好準備，在現場等候來拉汽車的卡車。

　　直到下午四點鐘，這輛小汽車才被拉到烏塞爾警察局門口。五點鐘的時候，找來了一個汽車維修工來檢查這輛汽車，他注意到汽車表面塗的油漆實在是很糟糕。

　　他拿了一把螺絲刀，刮去擋泥板上的面漆，在天藍色的下面，露出了白色。他大惑不解地又檢查了牌照，發現牌照是反面的。幾分鐘後，牌照的正面向上放在地上，露出的白字是ＭＩ─六一九四一。那個警察趕快跑過廣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大概六點鐘的時候，克勞德．勒伯爾才知道這個消息，這是奧弗涅省首府的地區警察分局的瓦倫丁局長報告的。勒伯爾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從座位上跳起來，他對著電話叫著：「你聽著，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還不能對你解釋為什麼重要，我現在只能這樣說……是的，這是反常的，但這件事就是這樣……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長，如果你認為對我現在的職責範圍還需要證實的話，我可以把這個電話轉給司法警察總監。

　　「我要求你立即帶一隊人到烏塞爾去，選最好的人，越多越好。從發現這輛汽車的地點查起。帶著地圖，以那個地點為中心，一層層地查，要查問每一間農舍，每一個旅舍和伐木人的窩棚。

　　「你所要找的是一個淺黃色頭髮高個子的人，他是個英國人，但能說一口很流利的法語。他隨身帶有三隻衣箱和一隻手提包，他還帶有不少現款，而且穿得很講究。不過可能在你找到他時，他已經在曠野裡待了幾天了。

　　「在查詢時要問他在哪兒，他往哪裡去以及他買了些什麼東西。還有一件事，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不要使新聞界知道……你說什麼？辦不到嗎？是的，難免有些本地好奇的人會問這問那。告訴他們，發生了一件撞車事件，乘客中有人處於神經混亂狀況而在到處亂轉……是的，我們是為了要救這個人……無論如何，不要引起他們的懷疑。告訴他們，這種事不值得花時間去採訪，在這幾天假日裡，公路上的車禍每天足有五百起。千萬不要聲張……最後一點，如果你們找到了這個人而且把他包圍了起來，就不要接近他，只要把他困住，別讓他跑掉就行，我將盡快地趕去。」

　　勒伯爾放下電話，對卡龍說：「請打電話給部長，要求他把今晚的會議提前到八點鐘舉行。我知道這是進晚餐的時間，但這將是一個短會。然後再打電話給薩托雷營，要他們準備一架直升飛機，我們連夜飛到烏塞爾去，請他們把飛機停在那兒，我可以安排一輛汽車停在那裡接我。你也一起去。」

　　傍晚，從奧弗涅省首府來的幾輛警車，再加上烏塞爾參加進來的幾輛車，一起來到發現汽車地點附近的一個鄉村的廣場上，建立起一個臨時指揮所。在裝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的警車上，瓦倫丁局長給分散在這個地區村子裡的十幾輛警車發出指示，決定要以發現汽車地點為中心，以五英哩為半徑的地區內，連夜進行搜查。這個時候，天已經黑了，多數人都在家裡。此外，在這個地區的山谷裡，這個人在黑暗中容易迷路，也可能還來不及找到伐木人的窩棚去躲避一下。

　　還有一件事他不能在電話裡向巴黎報告，他也不敢面對面地向勒伯爾解釋。這是在午夜時有幾個警察告訴他的。關於一隊警察在離發現汽車地點約兩英哩處的一間農舍裡進行的查詢經過。

　　一個農民身穿一件睡衣站在門口，不讓警察們進屋。他手提一盞點著蠟燭的燈，在他們的臉上投射下閃爍不定的光影。

　　一個警官問：「加斯東，你經常開車在這條路上來來往往，星期五早晨你開車到依格爾頓去過嗎？」

　　農民眯著眼睛看著那些警察，「可能去過。」

　　「到底是去過還是沒有去過？」

　　「我記不起來了。」

　　「你看見有一個男人在路上走嗎？」

　　「我不管閒事。」

　　「我們不問這些，你看見一個男人嗎？」

　　「我沒有看見什麼人。」

　　「是一個淺黃色頭髮的高個兒，帶著三隻皮箱和一個手提包的男人。」

　　「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你懂嗎？」

　　這樣的詢問大概進行了二十分鐘，最後他們只好走了。有一個警察把這件事記在本子裡，幾隻鎖在鏈條上的狗狂叫著猛撲到警察的腿上，警察們只好退到草堆邊上。

　　農民站在門口，望著警察們走到路旁。直到汽車走了，他才把門關上，回到屋裡。

　　他妻子睡在床上對他說：「是不是那天你讓他搭車的那個人？他們要找他幹什麼？」

　　加斯東說：「我不知道，但是將來不會有人說我加斯東出賣過一個人。」他咳了一聲，向柴火堆裡吐了一口痰。

　　他吹滅了燈，把床上的妻子往裡推了一把，自己也上了床，還自言自語地說：「朋友，不論你在哪兒，祝你好運氣。」

　　勒伯爾對著參加會議的人講完後，把文件放在桌上說：「先生們，會議結束以後，我就要飛往烏塞爾親自主持搜捕工作。」

　　參加會議的人沉默了大約一分鐘。

　　部長問道：「警長，你看我們現在能做出怎樣的估計呢？」

　　「部長先生，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首先，我們知道他一定買了油漆，如果他從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開車從嘉普到烏塞爾，那他是在途中把這輛汽車改裝的，他是在嘉普鎮買油漆的。現在查詢工作正在進行，假定查詢出就是這種情況，那麼我認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電話通知他或者他打電話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國，也有可能在倫敦，一定有人給他通風報信，提醒他假扮杜根的事已經被發現了。他分析出我們在中午時間就能盯住他和他的汽車，為此，他很快地逃走了。」

　　這時，會議室裡一片寂靜，靜得使他覺得裝飾得很漂亮的天花板幾乎要裂開了。

　　有人輕輕地像是從遙遠的地方發出疑問：「你認為在這個房間裡有人把情況洩漏出去了嗎？」

　　「先生，我不能這樣說。還有電話接線人員；也有電傳工作人員，都是些中下級官員，他們傳遞著各種消息，很可能其中有一個是『秘密軍隊組織』的特務。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一定知道了謀刺法國總統的陰謀已經暴露，而又不顧一切地要幹下去。然後他又知道他假扮亞歷山大．杜根的事也暴露了，我想和他接觸的只有一個人。我懷疑這個人可能就是那個瓦爾米，我們的邊防檢查站曾截聽過他跟羅馬通過電話。」

　　邊防檢查站的頭頭罵道：「真糟，我們應該在郵局裡就把這個人抓住。」

　　部長問：「你估計到的第二種情況呢？」

　　「第二種情況是，當他知道假扮杜根的事已經暴露之後，他並不打算離開法國，他卻直插法國的中心。換句話說，他並沒有打算放棄要暗算我們的總統，他簡直跟我們全體法國人在挑戰。」

　　部長站起來，整理他面前的文件，說：「警長先生，我們不打算耽擱你的時間。你趕快走吧，快去抓住這個人，今晚就抓住他。如果有必要的話，幹掉他。這是我的命令，也是總統的希望。」

　　講完後，他走出會議室。

　　一小時以後，勒伯爾的直升飛機離開薩托雷營，在紫黑色的夜空中，飛向南方。

　　森克萊回到家裡，自言自語地說：「真頑固得像隻豬，他竟敢誣蔑我們這些法國的高級官員在犯錯誤，我一定要在下次打報告給總統時提出這個問題。」

　　傑奎琳解開她那件套裙肩上的帶子，把那件透明的衣服一下子滑到腰部，她用雙手把她白皙而豐滿的乳部擠緊，中間現出一條深溝，把她情人的頭部拉到她的胸前，說：「告訴我吧！究竟是怎麼回事。」

　　十八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陽光燦爛，萬里無雲，和每一年夏季的十四日一般悶熱。在夏倫尼高地的山莊裡，豺狼望著窗外高低起伏滿布著樹叢的小山丘，異常平靜。絲毫不像十八英哩以外的依格爾頓那樣，到處有警察在查詢。

　　他赤身裸體地披了一件長睡衣，站在男爵書房的窗前和巴黎通電話。這幾天每天如此。他讓他的情婦經過一夜銷魂之後在樓上酣睡。

　　當電話接通後，他照例開始說：「這裡是豺狼。」

　　對方的聲音回答說：「這是瓦爾米。事情又動起來了，他們已經找到了那輛汽車……」

　　他靜聽了大約兩分鐘，中間只插進一句簡單的問話。最後他說了一句「謝謝你」，隨後掛上了聽筒，把手伸進口袋裡，拿出香煙和打火機。

　　他想，根據剛才聽到的情況，他將不得不改變他的計畫。他原計畫在山莊裡再住兩天，但現在他不得不走了，而且越快越好。在打電話時，還有一件事使他擔心，這是出乎意料的事。

　　他本來沒有去想這件事，但當他吸著香煙的時候，又回憶起來了。當他拿起電話聽筒時，他聽到很輕的「喀嚓」一聲。這種情況在前幾天通電話時都未發生過。

　　這架電話有一支分機裝在臥室裡，但在他離開臥室時，男爵夫人是熟睡的，這是肯定的。想到這裡他把煙頭扔到窗外，急忙轉身，光著腳走上樓梯，衝進臥室。

　　臥室裡的電話聽筒是在電話機上，但衣櫥則已經打開，三隻衣箱都放在地板上，也都打開了。他的那串鑰匙就放在旁邊，地上堆了不少從箱子裡翻出來的東西。男爵夫人跪在這一堆東西中間，抬起頭睜大眼睛望著他。她旁邊放著那幾根管子，端部的蓋子都打開了，從一根鋼管裡，她拿出了望遠鏡，從另一根裡拿出了消音器。

　　她非常驚奇地看著她手上拿的東西，那是槍管和槍栓。

　　有幾秒鐘的時間誰也沒有開口。

　　豺狼先鎮靜下來了，「你聽了我的電話？」

　　「我……我是奇怪你怎麼每天早上這樣打電話。」

　　「我以為你睡著了呢。」

　　「沒有。你每次下床我就醒來。這東西……這是槍，一支殺人的槍。」

　　這是半提問，半自語，但似乎希望他會加以否認，說那是一件無害的玩意兒。

　　他低垂眼瞼，看著她，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眼睛裡的陰鬱的光斑漸漸擴大了，籠罩住整個臉孔，變得面無表情，了無生氣，就像是一架機器在瞪著她。

　　她緩緩地站起身來，讓槍管喀嚓一聲掉落在其他東西堆裡。

　　「你想殺死他，」她悄聲說，「你是『秘密軍隊組織』的人，你想用它來殺死戴高樂？」

　　豺狼一言不發，這等於是默認了。她猛然衝向房門。他輕而易舉地抓住了她，把她猛推到房間另一端的床上，然後三步兩步就到了她跟前。她摔倒在被單零亂的床上，張開嘴想喊叫。豺狼反手一擊，打在她的頸動脈上，立即把她打啞了。然後他用左手抓住她的頭髮，把她的臉衝下壓在床沿上。當他用掌側猛地砸她的頸背時，她在人世間的最後一眼，是看見了地毯上的花紋。

　　他走到房門口去聽了聽，樓下悄無聲息。歐內斯蒂也許正在後面的廚房裡準備早點和咖啡，而路易森不久就該去菜場了，幸好這兩人都有些耳聾。

　　他把槍的部件重新裝進鋼管，放在裝有安德烈．馬丁的軍大衣和髒衣服的第三隻箱子裡，還輕輕地拍了拍箱子的襯裡，生怕挪動了那些證件，然後他鎖上了箱子。

　　裝有丹麥牧師佩爾．詹森的服飾的第二隻箱子雖然也已打開，但沒有翻動。

　　他在同臥房相通的浴室裡花了五分鐘時間洗臉和刮鬍子。然後他拿起剪刀，又花了十分鐘時間仔仔細細地把他的淺黃色長髮往後梳，並足足剪短了兩寸光景。再下一步是在頭髮上倒足了染髮劑，使它變成中年人的鐵灰色。染髮水的作用是使頭髮潮濕後能最終被梳成詹森牧師護照上的樣式，而那份護照現在正被豎立在浴室的擱板上。最後，他戴上一副藍色的隱形眼鏡。

　　他擦乾淨染髮劑的一切殘跡，沖洗掉面盆裡的配劑，收拾好刮臉用具，回到臥房裡。他沒有去理會地板上的赤裸的屍體。

　　他穿上在哥本哈根買的內衣褲、襪子和襯衫，脖子上套好黑圍領，外面繫上牧師用的那種脖圈。最後，他穿上黑西服和老式軟底鞋。他把金框眼鏡插在胸袋裡，整理了一下手提袋裡的盥洗用具，還放進那本有法國教堂圖片的丹麥書。在上衣的夾袋裡放了丹麥人的護照和一卷鈔票。

　　多餘的英國服裝則進了那隻空箱子，最後也上了鎖。

　　一切安排就緒時已快到八點了，過不了一會兒歐內斯蒂就要送來早晨的咖啡。

　　男爵夫人曾設法不讓兩個老僕人知道這樁風流事兒，因為他倆一向偏愛男爵，他們從孩提時代開始就來到了這座山莊。

　　他在窗口看著路易森騎上自行車順著寬闊的道路駛向莊園的大門，車子後面吊著他的採購袋。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歐內斯蒂來敲房門。

　　他不吭聲。

　　她又敲了敲門。

　　「夫人，咖啡來了。」她在緊閉的房門外尖聲叫道。豺狼拿定了主意，便裝出半睡半醒的聲調用法語答了一句。

　　「放在那兒吧，過會兒我們自己來取。」

　　歐內斯蒂在門外嚇得張大了嘴。真是家醜啊！簡直不成體統──那個男人怎麼就鑽進了女主人的臥房裡。她急急忙忙地下樓去找路易森，但他已經外出了，只好對著廚房的水槽嘮叨了好一陣子，感歎世風日下，跟老男爵在世時的日子大不相同了。她沒有聽見那四件行李被串連在一條床單上從臥房的窗口吊下來，啪地落地的聲音；她也沒有聽見臥房的門被反鎖起來，她的女主人的了無生氣的身體被抱上了床，安排成自然的睡覺姿勢，被單一直蓋到下巴底下；她也沒有聽見那個灰色頭髮的男人扒在窗戶的外緣後又砰地關上了臥房的窗子，然後乾脆往下一跳，重重地跌倒在草坪上。

　　她倒是聽到夫人的「雷諾」牌小汽車在別墅旁邊用馬廄改建的車房裡被發動起來的聲音，她從貯藏室的窗口向外張望，瞥見車子正在拐上通向前院的車道，向外駛去。

　　「真不知道那位少夫人想幹什麼？」她在上樓時一路咕噥著。

　　臥房門前的咖啡還是溫熱的，但原封未動。她敲了幾次門後，想推門進去，卻推不開。那位男客的房門也鎖著，沒有人答理她。歐內斯蒂捉摸著準是出了什麼事兒，想當年不受歡迎的鮑希夫婦來做客時就向男爵提過一些關於少夫人的不三不四的傳聞，而自從那回以後，還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兒呢！

　　她決定去找路易森商量商量。他該是在菜場，可以到附近咖啡館找個人去把他叫回來。她不懂電話的構造，但是知道只要拿起聽筒就會有人答話，並且去把你要找的人找來講話。但這一切全是扯淡。她拿起聽筒等了足有十分鐘也沒有人答理她。

　　她沒有注意到釘在書房壁腳板上的電話線已經被割斷了。

　　克勞德．勒伯爾剛吃完早餐就搭直升飛機回到了巴黎。他後來對卡龍說，瓦倫丁一直幹得非常出色，儘管那些該死的農民給他製造了不少障礙。截止早餐時他已經發現豺狼曾在依格爾頓的一家咖啡館裡吃早餐，並在等待一個預約好的出租汽車司機。與此同時，他已經部署在依格爾頓方圓二十英哩內設置路障，並將在中午時間完成。

　　他很賞識瓦倫丁的能力，所以曾向他暗示抓住豺狼的重大意義。瓦倫丁便答應在依格爾頓周圍設下一個用他的話來說是「比耗子的屁眼還要緊密」的羅網。

　　「雷諾」車從夏倫尼高地疾馳出來，穿過群山，朝南直奔蒂爾而去。豺狼估計警方從昨天晚上開始就以找到「阿爾法」跑車的地點為中心，不斷擴大偵訊範圍，待到拂曉時該到達依格爾頓了。咖啡館的侍者會提供情況，出租汽車司機也會提供情況，除非他福星高照，否則到中午時他們準會追蹤到莊園了。

　　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只會尋找一個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因為他已經小心翼翼地沒有讓任何人看到他作為一個灰色頭髮的牧師的模樣。儘管如此，情況還是很緊急。他開著那輛小汽車在山間小道上疾馳，最後在依格爾頓西南十八英哩處上了ＲＮ八十九號公路，奔向蒂爾。還有二十英哩路程，他看看錶：九點四十分。

　　當他在直路盡頭的一個轉彎處消失時，從依格爾頓方向飛速開來一個小小的車隊。那是一輛警車和兩輛帶篷的汽車。車隊在直路的中央停住，六個警察動手架起了一道鋼製的路障。

　　「他出去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瓦倫丁局長對依格爾頓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淚流滿面的妻子大聲吼道，「他到哪兒去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每天早上從烏塞爾來的早班車到站時，他就在車站廣場上等生意。如果沒有搭客，他就回車庫來幹點修理活。他要是不回來，就是開張了。」

　　瓦倫丁朝四下裡看看，心裡很不痛快。跟那個女人瞎嚷嚷有什麼用呢？這是個兼做點修理活的自有出租車司機的家。

　　「他在星期五早上送過什麼客人嗎？」他耐著性子問道。

　　「送過，先生。他在車站上沒有找到客人，就回來了。後來咖啡館來了個電話，說那兒有人要雇出租汽車。他已經卸下一個輪子，生怕客人等不及另雇車子。所以他在裝輪子的那二十分鐘裡嘴裡罵個沒完。然後他走了。他生意是做成了，可是沒有說他是在哪兒上的客人。」她吸了吸鼻子，「他不怎麼跟我說這些。」她補充了一句，算是做個解釋。

　　瓦倫丁拍拍她的肩膀。

　　「行啦，太太，甭著急了。我們等他回來吧。」他轉向一個警官說：「派個人到火車站去，廣場和咖啡館也都派個人去。你知道那輛出租汽車的號碼吧？他一露面，我就要見他。快！」

　　然後，他離開車庫，大步走向自己的汽車。

　　「去警察局。」他說。他已經把他的偵緝指揮部搬進依格爾頓的警察局，那兒已經有多年未見這種熱鬧場面了。

　　豺狼把裝著他的全部英國服裝和亞歷山大．杜根的護照的箱子，扔進了蒂爾城外六英哩處的一條溝壑。它已經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箱子飛過小橋的護牆，一頭栽進了溝底濃密的灌木叢中，不見了。

　　雷諾車在蒂爾轉了一圈，找到了火車站，然後停在離車站三個街區的地方。豺狼帶著二隻衣箱和手提包，步行了半英哩，來到火車站的售票處。

　　他對售票員說：「我要買一張到巴黎去的車票，搭二等車，多少錢？」他透過那副金絲邊眼鏡看著窗口裡面的售票員。

　　「九十九個新法郎。」

　　「下班車幾點鐘開？」

　　「十二點五十分，你還得等一小時左右。站臺下面有一個餐館，到巴黎去的火車停靠在第一站臺。」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檢票口，檢了車票以後，再把行李拿起，走了進去，迎面來了一個穿藍色制服的軍人。

　　「請把你的證件拿出來。」

　　這個共和國的保安隊員年紀很輕，但卻裝得嚴肅老成的樣子，一支輕機槍掛在他的肩上。豺狼放下他的行李後，拿出他那張丹麥護照。共和國保安隊員翻閱了一下，一個字也不認得。他用法語問道：「你是丹麥人？」

　　「我不懂你的話，你說什麼？」

　　保安隊員拍拍護照的封面說：「你，丹麥人？」

　　豺狼望著他，高興地點點頭，用丹麥話說：「對，對，丹麥人。」

　　這個共和國保安隊員把護照還給他，向站臺點了一下頭，讓他過去了。他又走向檢票口，去查問其他旅客了。

　　大約下午一點鐘，路易森在鎮上喝了兩杯酒回來了，他那位異常激動的妻子把上午的事告訴了他。他認真地聽著，然後說：「讓我爬上窗子去看看。」

　　他找梯子找了很久，這種東西在要用的時候總是找不到的。最後總算找到了，然後把梯子放在他女主人窗外的牆上，路易森慢吞吞地爬到窗口，五分鐘後，他下來了。

　　他說：「男爵夫人睡著了。」

　　歐內斯蒂不相信地說：「可是她從來沒有睡得這麼晚還不起來。」

　　路易森回答說：「可她今天就是睡得這麼晚，別去打攪她。」

　　到巴黎去的火車晚到了一會兒，到達蒂爾的時間剛好午後一點鐘。在上車的旅客中，有一個灰色頭髮的牧師。上車後他坐在車廂的角落，旁邊還坐著兩個中年婦女。他取出那副金絲邊眼鏡帶上，又從手提包裡拿出一本有天主教堂圖片的厚書，開始看起來。他知道列車準點到達巴黎的時間是晚上八點十分。

　　出租汽車司機夏爾．布勒靠在他那輛動不了的汽車上，站在路邊，一面看著手錶，一面罵人。時間已經中午一點半了，該吃午飯了，而他卻在到依格爾頓去的路上動彈不得，斷了軸。他不停地罵他媽的也沒有用，他打算把汽車放在這兒，自己步行到前面的村口去搭公共汽車，先回到依格爾頓，然後等到傍晚時，再找一輛卡車來修理它。可這樣一來，他這個星期賺來的錢就都得花光。再一想，這輛汽車門上沒有鎖，他的全部財產又都在這輛又破又舊的汽車上。村子裡的孩子們說不定還要來偷點東西，還是別離開為好，耐心地等著吧，等一輛卡車路過這兒把它拖回到依格爾頓去。可他今天沒有帶午餐，只有一瓶酒藏在小箱子裡，也差不多喝完了，爬在汽車下面幹活實在渴得很。他只好爬進汽車後座去坐著等候。這時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不等到傍晚涼快一點，是不會有卡車來的。農民們這時也都在午睡，他想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覺吧！

　　瓦倫丁局長對著電話筒叫嚷著：「他還沒有回來？這傢伙到哪兒去了？」

　　他這時在依格爾頓警察局，與一個等在出租汽車司機家裡的警察通電話。對方似乎有點抱歉的意思，瓦倫丁也只好把電話放下。

　　從早晨到中午，那些在公路上設置路障的警車，不斷地用無線電報告已經完成任務的消息，但是在依格爾頓四周二十英哩的圈子裡，沒有發現一個淺黃色頭髮高個子英國人的蹤跡。中午時天氣很熱，小鎮上的人不管那些忙亂的從烏塞爾和奧弗涅省首府來的二百多名警察，都回家去休息了。

　　到了下午四點鐘，歐內斯蒂再也坐不住了，她對路易森說：「你得再爬上去把夫人叫醒，無論什麼人也不能整天睡覺的。」

　　路易森的嘴噘得老高，很不願意再上去。但是他知道歐內斯蒂下定決心之後，是很難改變主意了，他也只好照著去做。他又把梯子搭到牆上，比上次更慢吞吞地爬上去，又打開窗子爬了進去。歐內斯蒂站在下面望著。

　　幾分鐘後，路易森的頭出現在窗口上，急切地叫道：「歐內斯蒂，夫人像是死了。」

　　他打算再順著梯子爬下來。歐內斯蒂叫他趕快從裡面打開房門。他們倆從蓋在男爵夫人臉上的被單邊看去，只見她瞪著眼，直勾勾地看著枕頭。歐內斯蒂先開口了：「路易森！」

　　「怎麼啦？」

　　「快些到村裡去把馬體大夫請來，要快！」

　　過了幾分鐘，路易森使勁地邁動著他那顫抖的雙腿，跑了出去。馬體大夫在夏倫尼高地行醫已經十年了，這時正在花園的杏樹下打瞌睡，他答應路易森立即就去。

　　到了四點半，他的汽車開進了山莊。又過了十五分鐘，他在床邊直起腰來，轉過身對站在門口的一對老夫妻說：「夫人是死了，她的脖子斷了，一定得去找個警察來。」

　　警察蓋羅是一個按規定辦事的人，他知道一個公務人員面對這樣一件事的嚴重性，也知道得趕快把事情搞清楚。他找路易森、歐內斯蒂和馬體大夫到廚房裡圍著桌子坐定後，又拿出鉛筆本子把他們的話都記錄下來。

　　當大夫在記錄本上簽了字之後，警察說：「毫無疑問，這是一件謀殺案件，顯然最大的嫌疑犯就是那個淺黃色頭髮的英國人。他在這裡住了幾天，現在又偷了夫人的汽車不見了。我得立即向依格爾頓警察局報告。」

　　說罷，他騎著自行車下山去了。

　　六點三十分，克勞德．勒伯爾從巴黎打電話給瓦倫丁。

　　「分局長，有消息嗎？」瓦倫丁說：「還沒有。從上午開始，我們就在這條公路上設置路障，即使小路也看住了，他一定在包圍圈內的某個地方；要不然，他是在扔掉汽車後，就逃出去了。星期五送這個人到依格爾頓來的出租汽車司機，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我已經派人到沿途去找了……等一會兒，別掛電話，又來了一個報告。」

　　電話裡沉默了一會兒，勒伯爾只隱約地聽見瓦倫丁在跟另一個人講話。一會兒之後，瓦倫丁又對著電話說：「我們這裡不知道怎麼啦，又出了一樁謀殺案。」

　　勒伯爾急忙問：「在哪兒？」

　　「在附近的一個山莊裡，剛才一個鄉村警察送來的報告。」

　　「被殺的是誰？」

　　「山莊的主人，一個婦女，等一會兒……她名叫科勒特．夏倫尼，瓦倫尼男爵夫人。」

　　卡龍在一旁看到勒伯爾的臉色變了，只聽他說：「瓦倫丁，聽我說，就是這個人幹的！他從山莊裡逃走了嗎？」

　　瓦倫丁說「等一等」，就又和警察說了幾句。

　　瓦倫丁對著電話說：「是的，今天早晨他開走了男爵夫人的汽車，是一輛小型雷諾汽車。是山莊的花匠在這天下午發現的。開始他以為他的女主人還在睡覺，後來他從窗口爬進去才發現她已經死了。」

　　勒伯爾問道：「你已經掌握了汽車的外貌和牌照號碼了嗎？」

　　「是的，已經有了。」

　　「馬上開始一次總動員！現在就不需要保密了，現在我們是要破獲一起謀殺案了。我在這裡再發出一個全國動員令，但請你在那裡要格外使勁，力圖找出他是從哪個方向逃跑的。」

　　「好的，現在我們算是真正的開始了。」

　　勒伯爾掛上了電話聽筒。

　　「天啊！我年紀大了，反應也慢了。夏倫尼男爵夫人的名字明明是和杜根同一天在舍爾夫旅舍的旅客登記簿裡的。」

　　雷諾汽車是下午九點三十分在蒂爾的一條小街上，被一個派出去的警察發現的。

　　九點四十五分，這個警察回到警察局，九點五十五分，蒂爾警察局又用電話通知了瓦倫丁局長。等到勒伯爾知道時，已經是八點零五分了。瓦倫丁告訴勒伯爾：「在離開火車站約五百米處發現的。」

　　「你那兒有火車時刻表嗎？」

　　「我這裡有一本。」

　　「請你查一下，蒂爾到巴黎的早車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到達巴黎的奧斯特列茨火車站，請你快一點。」

　　瓦倫丁查看了火車時刻表，說：「每天兩班車，早車大概下午一點鐘開出，到達巴黎是晚上八點十分。」

　　勒伯爾讓電話聽筒掛在那裡，轉身就往外跑，一路上叫卡龍跟他來。

　　八點十分到達巴黎的快車，準時停靠在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列車還未停穩，在燈光照耀下車門就都打開了，旅客們紛紛下車到了站臺上，有幾個人顯然有親屬在接，有幾個則直接走出車站，到了出租汽車停靠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個牧師裝扮的深灰頭髮高個兒，他站在最前面的幾名候車人中，這時他正在把三件行李放進一輛「朋馳」轎車的後座上。

　　司機撥了一下里程計數器，離開了站前出口處滑行到下坡駛向大街。車站廣場有一個半圓形的汽車道，一頭進來另一頭出去。出租汽車正駛向出口處，這時，司機和乘客都聽到一陣警車的警笛尖叫聲，意思是要引起出租汽車和等候的乘客們注意。當那輛出租汽車開到路口，準備匯入車流時，有三輛警車和兩輛「黑馬麗亞」汽車飛快地駛入車站廣場，到進口處停下了。

　　出租汽車司機說：「嘿，今晚這些傢伙夠忙的了。牧師先生，你到哪兒去？」

　　牧師給了他一個大奧古斯汀碼頭上的一家小旅館的地址。

　　克勞德．勒伯爾在九點鐘回到他的辦公室，找人接依格爾頓警察局要瓦倫丁局長說話。五分鐘後他回來接電話，一邊說一邊做記錄。他問道：「你搞到汽車上的指紋嗎？」

　　「當然搞到了，還有山莊房間裡的，有幾百個指紋完全吻合。」

　　「請儘快送來。」

　　「好的，你要不要我把蒂爾車站上值勤的那個共和國保安隊員派到你那裡去？」

　　「不需要了，謝謝你，他除掉知道的以外，不會知道得更多了。不管怎麼說，得謝謝你，現在你可以把你的人撤回去了。他現在已經到了我們這裡，就該由我們來處置他了。」

　　「你肯定他就是那個丹麥牧師嗎？可能是個巧合呢？」

　　勒伯爾說：「不會的，這就是他。他已經把一隻衣箱扔掉了。你可能會在夏倫尼山莊到蒂爾車站的途中找到它，請找河流或山谷。其他三件行李是完全對的，無疑就是他。」

　　他把電話掛上了。

　　他感到很苦惱，對卡龍說：「這次變成牧師了，一個丹麥牧師，不知姓名。這個保安隊員居然把護照上的姓名忘記了。是人為的因素，總是人為的因素。一個出租汽車司機在路旁睡大覺，一個花匠讓女主人睡過了六個小時而不敢去叫醒她。一個值勤人員不記得護照上的姓名。卡龍，我對你說，這是我處理的最後一個案件了。我是太老了，又老又遲鈍，請你把我的汽車準備好，又到夜間受煎熬的時刻了。」

　　在部長會議室裡，氣氛十分緊張。勒伯爾花了四Ｏ分鐘時間對參加會議的人，一步一步地敘述了經過情況。從清查依格爾頓周圍的森林開始，到那個出租汽車司機不回來，山莊裡的謀殺案，直到深灰色頭髮高個兒的丹麥人從蒂爾搭乘火車來到巴黎。

　　森克萊冷冷地說：「不管怎麼說，這個凶殺者已經在巴黎了。他現在有一個新的姓名和新面貌。我親愛的警長，你這次又失敗了。」

　　部長插進來說：「讓我們等幾天再互相責備行嗎？查一查今晚有多少丹麥人住在巴黎。」

　　「可能有幾百個。」

　　「我們能夠搞清楚嗎？」

　　勒伯爾說：「那要等到明天早晨，等到旅館登記卡全部送進巴黎警察局時才能搞清楚。」

　　巴黎警察局長建議說：「我想安排一下，在午夜二點鐘和四點鐘的時候，到所有的旅館裡去檢查。用『工作需要』這個名義，並說明我們要找一個『牧師』，否則旅館裡的人會懷疑的。」

　　會議室裡的人都感到有點希望。

　　勒伯爾說：「假定他脖子上圍一塊圍巾，或者乾脆把牧師圓領拿掉，而用某某先生的名字寫在登記卡上那又怎麼辦呢？」

　　有幾個人瞪眼看著他。

　　部長說：「這一點很重要。現在還得做一件事，我想再和總統談一次，請他在我們找到這個人或者處理掉這個人以前，取消一切公開露面。明天早晨第一件事，要一個一個地查問所有今晚進入巴黎的丹麥人。我把這個工作交給你們──警長，還有巴黎警察局長。」

　　勒伯爾和帕彭點點頭。

　　「先生們，會議到此為止。」

　　這天晚上勒伯爾回到辦公室後，對卡龍說：「有一件事始終使我難以接受，他們堅持認為這都是他的運氣和我們的愚蠢。對的，他是夠運氣的，但他也實在太狡猾了；而我們的運氣也確實太壞了，而且還犯了錯誤，都是我造成的。但依我看，一定還有旁的原因。有兩次，我們幾乎只差幾個小時就能逮住他。第一次是他把汽車重新油漆後，在緊急關頭，逃出了嘉普鎮。第二次是在『阿爾法』汽車被發現以後，又是在幾個小時之內，他殺掉了那個婦女，從山莊裡又逃走了。而且每次都是在我晚上向會議報告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他的下落以後的第二天早晨發生的，本來我們很有可能在十二個小時以內逮住他。夥計，我想我要行使部長給我的權力了，我要裝一個小的竊聽器了。」

　　說話時他靠在窗框上，望著窗外的塞納河。河水正緩慢地流向燈火明亮的拉丁區，陣陣笑聲蕩漾在水面上。

　　大約在三百米以外，有一個人也靠在窗框上，望著司法警察署的大廈，它坐落在被聚光燈照亮的聖母院尖頂的左側。這個人穿著一條黑色褲子和普通的皮鞋，圓領絲汗衫外面套了一件白襯衫和黑色的胸圍。他吸著長型的英國式濾嘴煙卷；依然顯得年輕的頭上，有一頭深灰色的頭髮。

　　這兩人互不相識，卻都凝望著塞納河的流水。

　　巴黎教堂傳來鐘聲，此時已進入八月二十二日了。

　　十九

　　克勞德．勒伯爾上床後，卻怎麼也睡不著。到一點三十分時剛有點睡意，卡龍把他搖醒了。

　　「長官，很抱歉，把你叫醒了。但是我有一個想法，這個豺狼，他有一張丹麥護照，對嗎？」卡龍說。

　　勒伯爾清醒了一下，「說下去。」

　　「他從哪兒搞到的呢？不是假造的就是偷來的。可是他為了要用這張護照，他把頭髮染成灰色，看來他是偷來的。」

　　「有點兒道理，說下去。」

　　「六月份他曾到巴黎來探路，可是他的基地在倫敦。所以，很可能他的護照是從這兩個城市偷到的。一個丹麥人出來旅行，把護照丟了，或者被偷走了，他怎麼辦呢？他一定先去找領事館。」

　　勒伯爾從行軍床上起來了，他說：「夥計，我想你考慮得很周到。請你馬上給我要一個托馬斯警長家裡的電話，然後再要一個巴黎丹麥領事館的電話。」

　　他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把對方兩個人分別從床上叫起來，還要他們都到辦公室去。大約凌晨三點鐘的時候，他又躺到床上。四點鐘，巴黎警察局來電話說，午夜和兩點鐘從旅館收回來的旅客登記卡共有九百八十個丹麥人，現在正在按「可疑」、「可能」和「其他」三類進行統計。

　　勒伯爾直到早晨六點再也沒有睡覺。正當他喝咖啡的時候，電話來了。他在午夜時布置給電話監聽站的工程師一項任務，現在他打電話來說，他們逮住了一個。

　　勒伯爾立即要了一輛汽車和卡龍一起到了監聽站。在地下室裡，他們從錄音機裡聽到了一段錄音帶。

　　開始時，有一個「喀嚓」的聲音，接著有一連串呼呼的聲音，好像有人在撥電話號碼，一共七下。然後聽到電話鈴一陣陣在響，最後又聽到另一個電話機的「咋嚓」一聲，有人拿起電話筒。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誰啊？」

　　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說：「這裡是傑奎琳。」

　　男人的聲音又說：「這是瓦爾米。」

　　女人的聲音很快地說：「他們知道他是一個丹麥牧師。他們正在收集午夜、二點鐘和四點整巴黎旅館裡的丹麥旅客的登記卡，看來他們將要一個一個地找。」

　　雙方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男人的聲音說：「謝謝你。」他把電話掛上了，女人也這樣。

　　勒伯爾還在看著仍在轉動的錄音帶盤，向工程師問道：「你知道她撥的電話號碼嗎？」

　　「知道，我們從撥電話時撥字盤回到零的長短來判斷，這是ＭＯＬ五九○一。」

　　「你查明地址了嗎？」

　　工程師遞給勒伯爾一張紙條。勒伯爾看了看，對卡龍說：「走，讓我們去拜訪這位瓦爾米先生。」

　　早晨九點鐘，中學教師瓦爾米正在煤氣爐上煮早餐和咖啡時，有人在敲門。他皺皺眉頭，關掉煤氣爐。走過起居室去開門。有四個人站在門口，即使他們沒說話，他也知道他們是誰，要幹什麼。兩個穿制服的好像要向他撲上來，但另一個看上去很和善的小個子攔住了他們，然後很平靜地說：「我們錄下了你的電話，你是瓦爾米嗎？」

　　中學教師臉上毫無表情，他往後退了一步，讓他們進來。他問道：「讓我把衣服穿好，可以嗎？」

　　「當然可以。」

　　兩個警察站在他旁邊。他連睡衣也不脫，用不了幾分鐘，就穿上了襯衫和褲子。

　　比較年輕的便衣站在門口，年歲大一點的小個子在屋裡轉來轉去，翻翻那一堆堆的書籍和報紙。他說：「得花很長時間才能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

　　門口的人說：「反正不是我們這個部門的事。」

　　小個子問中學教師說：「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把他帶到汽車上去。」

　　當他們把他帶走後，勒伯爾留在房間裡，翻看那些紙張。顯然這位中學教師昨晚工作得很晚，這些都是他正在看的學生考卷。他把工作帶回來做，是因為他得守在這裡等候豺狼的電話。九點十分，電話鈴響了，勒伯爾看了一會兒，然後伸出手把聽筒拿起來。

　　「喂？」

　　對方說話的聲音很平淡，「這裡是豺狼。」

　　勒伯爾一聽到這個名字，不禁怒火中燒。他停了一會兒，說：「這是瓦爾米。」

　　他也不知道再說些什麼好。

　　對方的聲音問道：「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他們在柯雷茲叢山中斷線了。」

　　他的前額在出汗。他想最重要的是希望這個人在那兒再多待幾個小時，「喀嚓」一聲電話掛斷了，勒伯爾也放下電話聽筒，跑下樓，跳上停在路旁的汽車，對司機說：「回辦公室！」

　　塞納河旁一家小旅館前廳的電話間裡，豺狼從裡面透過玻璃窗向外看了一下。

　　電話裡說「沒什麼」，我看一定有事。他想，這個勒伯爾警長不是傻瓜，他們一定已經找到依格爾頓那個出租汽車司機，然後找到夏倫尼高地。他們一定找到了山莊裡的女屍，又發現不見了一輛雷諾汽車。他們會在蒂爾發現那輛雷諾汽車的，並且盤問了火車站的人。他們一定已經……

　　他跨出電話間，走過前廳，對管理員說：「給我結賬，過五分鐘我就來。」

　　九點三十分，托馬斯偵探長打電話給勒伯爾說：「很對不起，耽擱了不少時間。我把丹麥領事館人員找回辦公室可做了不少工作。你們的推論是對的，九月十四日有一個丹麥牧師報告領事館，說他丟失了護照，他懷疑這個護照是在倫敦西區的一家旅館裡被竊的，但不能證實。為了不給旅館經理添麻煩，他並沒有報告警察局；丟護照的人是哥本哈根的佩爾．詹森牧師，身高六英呎，藍眼珠，灰頭髮。」

　　「警長，謝謝你！」勒伯爾把聽筒放下，對卡龍說：「給我接巴黎警察局。」

　　八點三十分，四輛「黑瑪麗亞」汽車駛抵大奧古斯汀碼頭的那家小旅館。警察在第三十九號房間裡翻箱倒櫃，搞得房裡像遭了一場龍捲風似的。

　　「很抱歉，警長先生，」旅館老板對那個領頭的不修邊幅的小個子偵探說，「詹森先生在一小時前結完賬走了。」

　　豺狼在街上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回到他頭天晚上到達的奧斯特利茨火車站，因為他估計現在已經在到處搜捕他了。他把裝著槍和假造的法國人安德烈．馬丁的軍大衣和服裝的箱子寄放在行李存放處，身邊只留下那個裝著美國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服裝和證件的箱子，以及裝著化裝用具的手提袋。

　　他還是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但是用一件高領套衫蓋住了脖圈。他拎著兩件行李走進了車站附近的一家簡陋的旅館。辦事員讓他填寫登記卡，但是過於疏懶，竟沒有按照規定去核對客人的護照，結果登記卡上甚至都不是護照上的名字。

　　豺狼一進房間就開始在臉孔和頭髮上下功夫。他用洗滌劑洗掉了灰色的染髮劑，金黃色又顯露了出來。金黃色被染成馬蒂．舒爾勃格的栗褐色。藍色隱形眼鏡仍然保留，但金框眼鏡卻換成了美國式的粗框眼鏡。黑色軟底鞋、襪子、襯衫、圍領和牧師服裝連同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師的護照一起裝進了箱子。他換了這樣一身打扮：平底便鞋、短襪。藍斜紋布褲、短袖套衫和風雨衣，完全成了一個從紐約州的錫拉丘茲城來的美國大學生。

　　近中午時分，他在一隻胸袋裡裝上美國護照，另一隻胸袋裡塞進一卷法國法郎，就準備行動了。裝著詹森牧師的最後剩餘物品的箱子被扔進了衣櫃，衣櫃的鑰匙則丟進了抽水馬桶。

　　他利用防火梯逃出了那家旅館。幾分鐘後，他把手提袋寄放在奧斯特利茨火車站的行李暫存處，把第二次存件的行李牌同第一次存件的行李牌一起塞進褲子的後兜，揚長而去。

　　他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回到羅納河左岸，在聖米歇爾大街和雨歇特街的交叉口下了車，消失在那一大群居住在巴黎拉丁區鱗次櫛比的房屋裡的學生和青年之中。

　　他在一家煙氣騰騰的小飲食店裡吃了一頓廉價的午餐，然後坐在那裡考慮該到哪兒去過夜。他毫不懷疑勒伯爾這時該已經發覺佩爾．詹森牧師的把戲了，而他留給馬蒂．舒爾勃格的時間只剩下最多二十四小時了。

　　「那個該死的勒伯爾！」他暗地裡咬牙切齒地咒罵，但卻滿臉堆笑地對女侍說：「謝謝，寶貝兒！」

　　勒伯爾在上午十點鐘時又打電話給倫敦的托馬斯偵探長。他的要求使托馬斯發出了輕聲的歎息，但是他極有禮貌地回答說他將盡力而為。電話掛斷後，托馬斯叫來了上週參與過調查活動的那六名探員。

　　「請坐，」他說，「法國佬又找回來了。看來他們又斷了線。豺狼現在深藏在巴黎，他們懷疑他可能又有另一個假身份。我們現在可以到倫敦的各家領事館去收集九月一日以來外國客人報失或報竊的護照名單。別管黑人和亞洲人，只注意白種人。我首先要知道身高。凡是五英呎八英吋以上的都算涉嫌。快點幹起來吧！」

　　巴黎，內政部裡的例會提前到下午兩點就開始了。

　　勒伯爾報告情況時口氣和緩，一如往常，但是反應卻極為冷淡。

　　「該死的傢伙，」部長半途插嘴道，「他真是太走運啦！」

　　「不，部長先生，這不是走運。至少不全是走運。我們工作進程的每一個階段他都瞭如指掌，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匆忙地離開嘉普，為什麼他殺掉夏倫尼的女人，並且恰好在羅網收攏之前逃之夭夭。每天晚上我都在這個會議上報告情況，我們三次都只差幾個小時就逮住他。今天早上是因為瓦爾米被捕和我未能在電話裡冒充瓦爾米，才使他離開了藏身之地，並且換了另一個身份。但是頭兩次是我在這個會議上作了彙報後，他在凌晨時就得到了消息。」

　　全場陷於沉默，空氣緊張。

　　「我仿佛記得你以前作過這種暗示，警長，」部長冷冷地說，「我希望你能說得具體些。」

　　作為回答，勒伯爾舉起一臺微型錄音機放在桌上，按了一下還音鍵。從電話上錄下的談話聲在鴉雀無聲的會議室裡聽起來更覺得刺耳。錄音放完後，全場的目光都死死盯住桌上的那臺機器。

　　森克萊上校臉色灰白，在把文件收拾進卷夾時雙手微微發抖。

　　「那是誰的聲音？」部長最後問道。

　　勒伯爾一聲不吭。森克萊慢慢地站起身來，全場的目光都轉移到他身上。

　　「部長先生，我遺憾地向您稟告，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聲音。她目前和我同居……請原諒我。」

　　他離開會場，到總統府去寫辭呈。會場上的人都目不斜視，默不作聲。

　　「很好，警長，」部長的聲音非常安詳，「請繼續談。」

　　勒伯爾繼續彙報，提到了他已請托馬斯在倫敦追查過去五十天內報失的每一張護照。

　　「我希望，」他最後說，「今天晚上能知道結果，可能最多有一個或兩個符合豺狼的那些我們已經掌握的外貌特徵。一有眉目，我就要提請那些在倫敦報失護照的遊客的所屬國提供那些人的照片。因為我們敢肯定豺狼現在的外貌將更符合他的新身份，而不再是格爾索普或杜根或詹森了。搞得好，我明天中午就該拿到這些照片。」

　　「在我這方面，」部長說，「我可以向諸位報告我同戴高樂總統談話的情況。他已毫不含糊地拒絕出於躲避這個凶手的目的，而改變他今後的任何一項計畫。老實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不過我得到了一個讓步，現在至少可以解除不准宣揚的禁令。因為豺狼現在是一個普通的殺人犯。他在夏倫尼男爵夫人的家裡謀財害命，目的是搶劫她的首飾。據信，他已潛逃來巴黎躲藏。對吧，諸位？」

　　「今天的午報，至少是晚報將如此報導。警長，你只要一有把握確定他目前正在冒用的新身份，或者可能選用的兩種或三種身份，你就有權力向報界宣布那個名字或那幾個名字。這樣，各家晨報就能報導案子的最新線索。

　　「明天早上收到那些在倫敦報失護照的倒霉遊客的照片之後，你可以印發給各家晚報、廣播電臺和電視臺，作為緝凶案的第二條最新消息。

　　「除此之外，我們一拿到名字，巴黎的警察和保安隊員將全體出動，在街頭無一例外地檢查護照。」

　　巴黎警察局長、保安部隊的首腦和司法警察總監都忙於記下要點。

　　部長繼續說下去。

　　「邊防檢查站將在中央檔案局協助下，把已經掌握的『秘密軍隊組織』的支持者逐個檢查一遍。清楚了嗎？」

　　邊防檢查站和中央檔案局的負責人使勁地點頭。

　　「司法警察署的全體偵探人員要一律停止手頭的工作，全部投入這項緝凶行動。」

　　司法警察總監馬克斯．費尼點點頭。

　　「至於愛麗舍宮，我顯然需要一份總統的活動日程表，詳細開列總統從現在起打算進行的每一項活動，為了保護他而採取的特別措施甚至不必告訴他。我們這次是為他著想，即使惹得他發脾氣也在所不惜。當然，我要求總統警衛隊空前加強對總統的衛護。是這樣吧，杜克勒隊長？」

　　戴高樂的警衛隊的首腦讓．杜克勒點頭稱是。

　　「刑警大隊，」部長的眼光停在布維埃身上，「你們在黑社會層有大批眼線。我要求全體動員，搜索這個傢伙，你把名字和外貌特徵提供給他們，行嗎？」

　　莫里斯．布維埃不情願地點點頭。他心裡頗不痛快，緝凶之類的事情他沒有少見，但這次卻規模空前。勒伯爾把名字和護照號碼（且不說外貌特徵）提供後，從保安部隊到黑社會將出動十萬人左右到街頭、旅館、酒吧和餐館去搜捕一個男人。

　　「我還遺漏了什麼嗎？」部長問。

　　羅蘭上校飛快地掃了紀博將軍一眼，然後看了一下布維埃。他乾咳了一聲。

　　「還有科西嘉公會呢！」

　　紀博將軍端詳著他的指甲，布維埃則瞪著眼睛，其他人也大都是表情尷尬。科西嘉公會是科西嘉人的同鄉會，他們的祖先世代仇殺，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法國最大的犯罪集團的操縱組織。他們已經控制了馬賽和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數城鎮。有些專家認為他們比黑手黨資格還老，也更危險。他們不像黑手黨那樣自吹自擂，鬧得家喻戶曉，所以也沒有像黑手黨那樣不得不在本世紀初葉移居到美國去。

　　戴高樂派曾跟科西嘉公會兩度攜手合作，而且兩次都發現它固然有用，但有損名譽。因為公會總是要求給點酬謝，還要求警方對他們的敲詐活動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公會曾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幫助盟軍進攻法國的南部，此後就一直在馬賽和土倫稱霸一方。它從一九六一年四月起又曾幫助打擊阿爾及利亞殖民者和「秘密軍隊組織」，並因此而把觸角遠遠伸進北部，侵入了巴黎。

　　作為一名警察人員，莫里斯．布維埃對這幫亡命徒是恨之入骨的，但是他知道羅蘭的行動分局離了科西嘉人是辦不成事的。

　　「你認為他們能幫忙？」部長問。

　　「如果這個豺狼果真詭計多端，名不虛傳，」羅蘭回答說，「那我認為唯有公會才能在巴黎找到他。」

　　「他們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長將信將疑地問道。

　　「大約八萬來人，分散在警局、海關、保安部隊、特工部門，當然還有黑社會。而且他們是有組織的。」

　　「那麼用吧。」部長說。

　　參加會議的人不再有其他建議了。

　　「好，就這麼辦吧。勒伯爾警長，眼下我們要求於你的只是一個名字、一個容貌特徵、一張照片。從現在起，我再給這個豺狼六小時的自由。」

　　「事實上我們還有三天時間。」勒伯爾說。這時候，他的眼睛望著窗外。

　　會議室裡的人有點吃驚。

　　馬克斯．費尼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勒伯爾眨眨眼睛說：「我必須表示抱歉，我太傻了。前幾天我竟然沒有想到，這一星期來，我一直認為豺狼的行動是有計畫的，他已經選定了某一天要刺殺總統。當他離開嘉普鎮後，為什麼他不立即化裝成詹森牧師？為什麼他不把汽車開到蒂爾而立即搭火車到巴黎來？為什麼他進入巴黎後，還要慢吞吞地混一個星期？」

　　有人在問：「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特定的日期。」勒伯爾說，「他自己知道他應該什麼時候動手。杜克勒警長，我問你，今天總統有沒有到愛麗舍宮以外的地方去參加會議的計畫？明天或者星期六有沒有？」

　　杜克勒搖搖頭。

　　勒伯爾又問：「那麼星期日，八月二十五日呢？」

　　坐在會議桌周圍的人不約而同地「哦」了一聲。

　　部長說：「當然，那天是解放日，一九四四年的這一天，大部分在座的人都和他在一起。」

　　勒伯爾說：「正是這樣。這個豺狼似乎是個心理學家，他知道每年總有一天戴高樂哪兒也不去，就在巴黎。因為這是法國的一個偉大的日子。這也就是豺狼選定的日子。」

　　部長興奮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非抓住他不可。現在他的情報來源已經斷絕了，巴黎哪一個角落他都無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會有人收容他並把他保護起來的；即使強迫他們，他們也不會幹的。勒伯爾警長，把這個人的名字快些告訴我們吧！」

　　克勞德．勒伯爾起身朝門口走去，其餘的人也站起來，準備去吃午餐。

　　部長叫住勒伯爾說：「噢，還有一件事，你怎麼知道要去錄下森克萊上校家的電話？」

　　勒伯爾在房門口聳聳肩說：「我沒有專門錄他的，我把你們在座的諸位家裡的電話都錄下來了。再見！」

　　當天下午五點鐘，豺狼戴了副黑眼鏡，坐在奧第昂廣場的一家咖啡館喝啤酒，他忽然有了個主意。他付過啤酒錢，站起來離開了咖啡館。走了幾百米，他找到了他的目標。這是一家賣婦女化妝用品的商店，他走進去買了一些東西。

　　傍晚六點鐘的時候，巴黎的各家報紙都在更換頭版頭條新聞。晚報出來時，頭版的通欄標題是《男爵夫人被殺，凶犯逃到巴黎》，下面有夏倫尼男爵夫人的照片，這是她五年前在參加巴黎的一次晚會時拍攝的，後來登在某家社交雜誌上的照片。

　　這是在一家圖片社的資料室找到的，各家報紙都搶著用它。

　　六點半，羅蘭上校夾著一份《法蘭西晚報》，走進華盛頓路的一家小咖啡館，一個面色黝黑、顴骨突出的服務員看著他，並向店堂深處的一個人點點頭。

　　那個人走過來跟羅蘭打招呼。

　　「羅蘭上校嗎？」

　　這個保安總局行動分局的領導人點點頭。

　　「請跟我來。」

　　那個人帶他經過咖啡館後面的一扇門，到了二樓的一間小的起居室門口，這裡可能是老板的私人住宅。他敲敲門，裡面回答說：「請進。」

　　羅蘭上校進去後把門關好。房間裡的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伸出手來。

　　「是羅蘭上校？非常高興見到你，我是科西嘉公會的卡博，我聽說你們正在找一個人……」

　　托馬斯偵探長晚上八點鐘來了電話。聽上去他很疲倦，因為這一天夠他忙的。

　　他說有幾個領事館合作得很好，其餘的很不願意幫忙，費了不少周折。

　　他說除掉女人、黑人、亞洲人和矮個子，在過去的五十天內，有八個外國人的護照在倫敦丟失或被竊。他已經把這些人的姓名、護照號碼和外貌特徵列了一張表。

　　他向勒伯爾建議說：「在這八個人中間，我們找出幾個人似乎可以排除在外的。有三個人丟失護照的時間，正好是豺狼化名杜根離開倫敦的那段時候，我們查了所有從九月一日起出售的飛機票存根，看來這個人是九月十八日搭夜班飛機到哥本哈根去的。再根據比利時航空公司提供的資料，他是在八月六日從布魯塞爾的售票處用現款買飛機票回倫敦的。」

　　勒伯爾說：「是的，你們的檢查結果是對的，我們發現在這段時間裡──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一日，這個人在巴黎。」

　　托馬斯接著說：「那麼，當他不在倫敦的時期內，丟失的三張護照，我們就不算在內了，好嗎？」

　　勒伯爾說：「好。」

　　「其餘五個中間，有一個特別高，有六尺六寸，用你們的說法，已經超過兩米了。此外，這是個義大利人，他的護照上是用米和厘米來標明身高的，你們法國海關官員馬上就會發覺的，這個尺寸和他本人差別太大，除非他踩上高蹺。」

　　「我同意，這個人一定是個巨人，可以排除。那麼其餘四個呢？」

　　「有一個特別胖，體重二百四十磅，已經超過一百二十公斤了。那麼大一個豺狼，走路都很困難了。」

　　勒伯爾說：「這個也不算，還有呢？」

　　「有一個太老了，身高倒是對的，只是他已經九十歲了，除非劇場裡的化裝人員做精細的工作，否則豺狼不可能扮成這樣的老頭兒。」

　　勒伯爾說：「也排除掉，那麼最後兩個呢？」

　　托馬斯說：「其餘兩人中，有一個是挪威人，還有一個是美國人，都符合條件。身材高大，肩部寬闊，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年齡。但那個挪威人有兩點不符合你要找的那個人，其一，挪威人是淺黃頭髮的，我想這個豺狼在扮成杜根以後，不至於再用他原來的頭髮顏色。因為這樣看起來，就更像杜根了。此外，那個挪威人還報告他的領事說，他是在一次與一個女朋友同去划船時，不慎落水，護照是從口袋裡滑出去丟失的。他發誓說護照是在他外衣的內口袋的，十五分鐘後，他爬上岸時，護照不見了。而那個美國人也發誓，他對倫敦機場的警察說，他是在候機室裡，他的手提包被偷走的，裡面裝有他的護照。你認為這些情況如何？」

　　勒伯爾說：「請把這個美國人的一切資料都傳送給我們。我準備到華盛頓的護照辦公室去要這個人的照片。再一次感謝你給我們的協助！」

　　這天晚上十點鐘，部長會議室舉行了當天的第二次會議。這是一次最簡短的會。

　　大約在一小時以前，所有法國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部門，都已經收到有關馬蒂．舒爾勃格詳細資料的複製件，他是個謀殺在逃犯。

　　第二天早上可望能得到他的照片，趕得上登在上午十點鐘在街上出售的報紙上。

　　部長站起身來，他說：「先生們，當我們第一次在此地集會時，我們同意了布維埃警長的意見，要查找這個化名豺狼的刺客基本上是偵探的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這個判斷仍表贊同的。過去十天來，我們很幸運有勒伯爾警長擔任這項工作。

　　儘管這個刺客經過三次改裝，從格爾索普到杜根，從杜根到詹森，又從詹森改為舒爾勃格；儘管接連不斷地從這個房間有消息洩露出去，但勒伯爾都能設法查明，並且緊緊地追蹤著這個人。我們對他表示感謝。」他說著向勒伯爾點點頭。

　　勒伯爾看上去有點不安。

　　「從現在起，這項工作要轉移到我們肩上了。我們現在掌握了刺客的姓名、外貌，以及他的護照號碼和國籍；幾小時以內，我們還將有他的照片。我深信，憑借我們所能動員的人力，我們在幾小時內是能夠找到這個人的。全巴黎的每一個警察，每一個共和國保安部隊戰士和偵探，都已經得到有關這個人的資料。明天早晨以前，或者最晚到中午，這個人將沒有藏身之處了。」

　　「現在，勒伯爾警長，讓我祝賀你。我將把這副重擔從你的肩上卸下來，同時你也不必再為偵察這個案件而操心了。至少你應該休息幾個小時。你的任務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我們感謝你。」

　　他說完以後，勒伯爾很快地眨了幾下眼睛，也站了起來。他對著那幾位在法國能統帥成千成萬士兵和調動上百萬法郎的權力人物們點點頭。

　　這些人也對他微笑著。

　　他轉過身出去了。

　　十天來克勞德．勒伯爾第一次回家去。當他開門進屋，面對著充滿責備神色的妻子時，掛鐘敲響十二下，已進入了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

　　午夜前一個小時，豺狼走進一家酒吧間。裡面很暗，剛一進去時，他有幾秒鐘幾乎辨認不出屋內的一切。過了一會兒，他看清酒吧左側靠牆是一溜櫃臺，後面是一排鏡子和酒瓶，酒吧侍者用毫不掩飾的驚奇目光看著他。

　　這個酒吧間狹而長，右側沿著牆是一排小桌子；最後面的房間稍寬一些，是個沙龍，有幾張可以圍坐四到六個人的大桌子。在櫃臺前面有排獨腳圓凳，坐著不少夜間常來的顧客。

　　他進門後，離門較近的一些人都停止了談話，仔細觀察著他。他們看見他又高又健康的身材，不禁喝起彩來；接著又竊竊私語，並伴隨著放肆的笑聲。他看見櫃臺最遠處有一張空著的圓凳，就往裡面走過去。等他坐上去以後，聽見背後有人低聲議論著。

　　「嗨！你瞧，這身肌肉！親愛的，我從沒見過。」

　　酒吧侍者走過來站在他面前，盯著他看。塗了口紅的嘴唇露出媚人的微笑。他說：「晚安，先生！」接著他背後又傳來了一陣笑聲，有點不懷好意。

　　「給我一杯威士忌酒。」

　　酒吧侍者跳著華爾滋舞的步子走開了。他想，這是一個男子漢！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今晚可熱鬧啦！看得出遠遠望著他的那些瘋小子們都在摩拳擦掌啦！這些人中間有的是在等著他們的老主顧，有的並無約會正在碰運氣。侍者想，這個新來的男子漢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騷動。

　　坐在豺狼旁邊的那個人，也用驚奇的目光看著他。這個人的頭髮完全是金黃色的，很小心地梳到前額上，一縷縷地掛著，好似刺繡的古希臘神像；眼睛上還裝著假睫毛，嘴唇上塗著口紅，臉上抹著脂粉。這樣的打扮，也掩蓋不了他衰老的倦容，假睫毛也無法給空洞的眼神增加生氣。他用法語說：「你請我喝酒嗎？」這聲音帶著女孩子的口氣。

　　豺狼慢慢地搖搖頭，這個傢伙只好聳聳肩轉過去和他的同伴搭訕。他們的講話聲音很低，時而發出驚訝的尖叫。豺狼已經脫掉了那件外衣，當侍者送來酒時，他伸出手去接，短袖汗衫裡的肌肉鼓鼓囊囊的。

　　酒吧侍者看著也覺得眼饞，心想，這真是個「人物」！他是不是願意留在這兒呢？一個男子漢總得找個伴兒，那為什麼他不肯請可憐的柯琳喝杯酒呢？他一定是……多棒！這個年輕漂亮的男子漢一定在找一隻「老蟹」帶他回去，今晚可真夠瞧的了！

　　午夜時分了，嫖客們開始上座了，他們觀察著周圍的人，不時地跟酒吧侍者輕輕地說幾句話。侍者便回到櫃臺旁，對某一個「姑娘」說：「寶貝兒，比埃爾先生要跟你說幾句話，別再裝腔作勢像上次那樣哭哭啼啼啦！」

　　午夜過後，豺狼在酒吧間裡更引人注目了。坐在他背後的那兩個人已對他擠眉弄眼了好幾分鐘。兩人都已四十歲開外，一個是胖子，一對小眼睛包藏在肥厚的眼皮底下，脖子上的肉卷鼓出在領子外面，長相粗俗，活像一口豬。另一個是細長個子，風度優雅，長長的脖子，禿腦袋上幾根稀稀疏疏的頭髮還抹得油光鋥亮。他那一身衣服做工精細，窄褲管，上衣袖子在袖口邊上還微微露出花邊，脖子上花哨地繫一條輕飄飄的印花綢巾。豺狼暗地裡想這個人的職業大概是搞藝術、設計時裝或髮型之類的。

　　胖子招手叫侍者過來，湊著他的耳朵悄聲說了幾句話。一張大票滑進了侍者的緊身褲。侍者穿過店堂回到櫃臺後面。

　　「那位先生說，你是否可以賞光陪他喝杯香檳？」侍者輕輕地對豺狼說。

　　豺狼放下他的威士忌。

　　「告訴那位先生，」他一板一眼地說，好讓酒吧裡的那些男妓們都能聽見，「他對我沒有吸引力。」

　　酒吧裡的空氣緊張起來，幾個身材纖細的年輕男子從高腳凳上溜下來，走到豺狼身邊，想聽他們說些什麼。侍者嚇得睜大了雙眼。

　　「他是請你喝香檳，親愛的。我們認識他……」

　　作為回答，豺狼從高凳上滑下來，拿起他的威士忌，一步一搖地走向那另一個愛男色的老傢伙。

　　「能讓我坐在這兒嗎？」他問，「有人在糾纏我。」

　　那個風度優雅的細長個子傢伙高興得幾乎難以自持了。幾分鐘後，那個受了侮辱的胖子悻悻地離開了酒吧，而他的競爭者則把他那隻瘦骨嶙峋、皮膚乾枯的手懶洋洋地放在他桌子上的那個年輕的美國人的手上，告訴他的新朋友說，有些人的行為是非常非常惡劣的。

　　豺狼和他的新朋友在午夜一點過後才離開酒吧。那個男人──他的名字是朱爾斯．伯納德──在幾分鐘前曾問豺狼的家住在哪裡。豺狼很不好意思地承認他無家可歸，因為他身無分文，是個命運多蹇的窮學生。至於伯納德，他倒覺得運氣簡直太好了。他對他的新朋友說，他恰好有一套布置精美的漂亮住房，並且相當清靜。

　　他是單身漢，從來沒有人去打擾他，跟鄰居也從來不打交道，因為他們過去對他的態度異常粗暴。如果年輕的馬蒂待在巴黎的期間願意和他同住，他將非常高興。

　　豺狼換了一副表情，這次是深表感謝，接受了邀請。他在即將離開酒吧時溜進廁所（那兒只有一個廁所）去待了幾分鐘，出來時眼瞼上已厚厚地塗上一層染色油，兩頰敷了脂粉，嘴唇搽了口紅。伯納德面有慍色，但在離開酒吧之前，他沒有發作出來。

　　上了人行道後，他表示抗議說：「我不喜歡你搽這些東西。這不就跟店堂裡那幫死不要臉的男妓們一個模樣了嗎？你是個長得很漂亮的小夥子，你不需要這些東西。」

　　「對不起，朱爾斯，我以為這樣會討你喜歡的。我們到家後我就把它擦掉。」

　　伯納德這才高興起來，帶著他上了他的汽車。他答應先送他的新朋友去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取行李，然後回家，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一個警察走到路中心攔住了車。

　　當警察俯下腦袋，從司機座一邊的窗口往裡看時，豺狼扭亮了車裡的燈。警察瞅了他一分鐘之久，然後厭惡地縮回了身子。

　　「走吧！」他下令說。當車子開走時，他咕噥說著，「死不要臉的兔子。」

　　車子剛到車站時又被攔住了一次。警察要求看證件。豺狼浪聲浪氣地笑了起來。

　　「你只要這個嗎？」他問。

　　「去你媽的！」警察罵了一聲，走開了。

　　「別這樣惹他們，」伯納德低聲抗議說，「他會把我們抓起來的。」

　　豺狼從行李存放處取回他的兩個箱子時，值班的管理員只是厭惡地看了他一眼。

　　他把它們裝進了伯納德的汽車的後座。

　　在去伯納德住所的路上還被攔住了一次。這次上來的是兩個保安部隊戰士，一個是上士，另一個是一等兵，他們在離伯納德的住所才幾百米遠的一個路口攔住了他們。一等兵走到客座一邊的門旁，瞪著豺狼的臉孔，然後他退縮了。

　　「哎喲，我的天哪！你們上哪兒去啊？」

　　豺狼撒起嬌來，「你說呢，小妞兒？」

　　「你這副下流勁兒真叫人噁心。走吧！」

　　「你應當讓他們出示證件。」當伯納德的汽車的尾燈在街邊消失時，上士對一等兵說。

　　「嘻，得啦，薩爾熱，」一等兵表示異議說，「我們要找的是一個跟男爵夫人睡了覺又殺了她的王八蛋，而不是一對瘋瘋癲癲的搞同性戀的傢伙。」

　　伯納德和豺狼回到房間時已經兩點了。豺狼堅持要在客廳裡的三用沙發上過夜，伯納德嘴裡不說，心裡反對，他在那個年輕的美國人脫衣上床時，從臥房裡偷瞧了幾眼。要把那個肌肉發達的紐約大學生勾搭上手，顯然將是一場煞費心思然而令人興奮的追逐。

　　豺狼在夜裡察看了一番設備精良、裝飾雅致的廚房裡的冰箱。據他判斷，裡面的食物足夠一個人享用三天，但兩個人就不夠了。

　　第二天早上，伯納德要出去買鮮牛奶，但豺狼制止了他，非說自己更喜歡在咖啡裡加煉乳。於是他們倆就在房裡聊了一上午。快中午時，豺狼堅持要看看電視新聞。

　　第一條新聞是四十八小時前追捕謀殺夏倫尼男爵夫人的凶手的情況。朱爾斯．伯納德嚇得尖叫起來。

　　「哎喲喲，殺人之類的事情我可受不了。」他說。

　　剎那間，一張臉孔占滿了整個螢幕。這張臉年輕、漂亮，栗褐色的頭髮，架一副寬邊眼鏡。解說員說，這就是凶手的臉，是一個美國大學生，名字叫馬蒂．舒爾勃格，凡是看到過這個人或有任何線索的……

　　坐在沙發上的伯納德抬起眼睛，他最後的一個念頭就是解說員說得不對，因為他說舒爾勃格的眼睛是藍色的，而此刻掐住他脖子的鋼鐵般的手指後面俯視著他的那對眼睛卻是灰色的。幾分鐘後，雙眼直視、頭髮凌亂、舌頭外伸、五官不正的朱爾斯．伯納德被塞進了大衣櫃裡。豺狼從客廳裡的架子上取下一本雜誌，安安穩穩地住下來，再等上兩天。

　　在這兩天中，巴黎展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搜索。每一家旅館，從最漂亮、最豪華的星級酒店到妓女接客的最下等的旅店，都無一倖免，旅客名單都經過核查；每一所膳宿公寓、公共宿舍、廉價客店和學生宿舍都遭到搜查。便衣人員出入各酒吧、飯店、夜總會、餐廳，他們都拿著一張照片，向服務員、酒吧侍者和這些地方雇用的保鏢們打聽，「秘密軍隊組織」的同情者們的住宅或公寓，都受到了徹底搜查。

　　有七十餘名青年由於和這個凶殺犯相似而被拘留和查詢，最後都道了歉釋放了。這些人幾乎都是外國人，而對待外國人總得比對待本國人要更有禮貌些。

　　在街上，成千上萬輛出租汽車和公共汽車，被勒令停車檢查，並查看證件。在主要馬路上，還設置了路障。一些深夜回家的人，步行一二哩路，就得受到幾次查問。

　　大概有十萬名屬於官方的人，從高級偵探一直到憲兵和士兵都動員起來了。有五萬名黑社會及其邊緣行業的人士，也到街上來了，專門辨認人們的外貌。學生們常去的咖啡店、酒吧間、談話俱樂部以及其他學生活動場所，都有年紀比較輕的偵探滲透進去；一些專門管理和照顧外國留學生的法國家庭也都給予了嚴加注意的警告。

　　科西嘉人也展開了活動。他們靜悄悄地去到男妓、女娼、皮條客、扒手、無賴、小偷和騙子手之類出沒的場所，警告一切人等凡屬知情不報者均將受到公會嚴懲。

　　克勞德．勒伯爾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穿了一件羊毛背心和一條打補丁的褲子，在自己的花園裡消磨了半天，傍晚，從內政部來了電話，要他到部長辦公室去。

　　有一輛汽車六點鐘的時候來接他。

　　當他見到內政部長的時候，他吃了一驚。這位掌握著全法國內部安全事務的生氣勃勃的領導人，看上去倦容滿面，而且是那麼緊張。在四十八小時內，他好像蒼老了不少，眼圈上明顯地露出缺乏睡眠的黑暈。他擺手勢要勒伯爾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則坐在他常坐的轉椅上。平時他喜歡望著窗外的景色，有事時才轉過來坐在桌子邊；但今天他並不看窗外，而是注視著眼前的這個人。

　　他對勒伯爾說：「我們沒有找到他，他失蹤了，哪兒也找不到。我們認為『秘密軍隊組織』的人也像我們一樣，對他不太了解。黑社會裡的人說既沒有聽到他，更沒有看到他；科西嘉公會的人則認為他根本沒有在巴黎。」

　　部長歎了口氣沒有再說下去，沉默地望著桌子另一邊的偵探；勒伯爾則眨著眼睛，並不開口說話。部長接著說：「我想我們對於你追蹤了十幾天的這個人現在究竟在哪裡，絲毫沒有把握，你以為怎樣？」

　　勒伯爾說：「他是在巴黎，躲在某個角落。明天你是怎樣安排的？」

　　這位部長看上去很苦惱。

　　「總統不同意有任何變動，甚至連程序也不讓改。今天上午我和他談了這件事，他很不高興，因此明天的日程將和已經公布的內容一樣。十點鐘他將在凱旋門點燃這神聖的火焰；十一點鐘在聖母院做彌撒；十二點半在蒙特瓦勒里昂死難烈士紀念堂進行默禱；然後回愛麗舍宮去午餐並休息。下午只有一項紀念活動，就是把解放勳章授給公認的在抵抗法西斯戰爭中有功的十名退伍軍人。

　　「這項活動安排在下午四點鐘，地點是蒙帕納斯車站前的廣場上，這是他自己選定的地方。這個車站即將改建，如果提前動工的話，這將是我們利用它作為背景的最後一次解放紀念活動。」

　　勒伯爾問：「打算怎樣維持群眾秩序？」

　　「我們已經擬定了一個方案。每個活動進行時，群眾應該比往常離得更遠些。

　　每個活動開始前幾小時，周圍就放上鋼制的欄杆，然後把欄杆內的上上下下進行徹底的檢查，包括陰溝在內。附近的每幢房屋和公寓，都要進行搜查。在每個活動的儀式開始以前以及在儀式的進行之中，附近的屋頂上，都將有荷槍實彈的守衛人員監視著街對面的屋頂和窗戶，任何人不得通過欄杆，除非是有關的官員和與活動儀式有關的人。

　　「我們還作了更周到的安排，聖母院的屋簷下和裡裡外外都將布滿警察，包括屋頂和尖頂在內。參加彌撒的每個教士和合唱團的歌童，都得經過搜查，看有沒有暗藏武器；即使警察和共和國保安部隊的戰士，都得有特別通行證。為了防止豺狼扮成保安人員混進來，通行證要到明天早晨才發。

　　「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中，我們還把總統坐的汽車換上了防彈玻璃，這當然不能讓他知道，否則他就會火冒三丈的。仍然由馬魯駕駛這輛汽車，我們要他把車開得快些，萬一有人開槍也可以避得開。杜克勒還打算在總統身邊安排不少身材高大的官員和軍官們，但並不讓總統知道。

　　「除此之外，任何人要進入離總統二百米範圍內，都必須受到毫無例外的搜查。這必然引起外交界的反對，而報界也會造反的。為此，所有報界和外交界的通行證，都將在明天早晨突然更換，以免豺狼冒充他們混進來。至於任何人如果攜帶包裹或長形的物件的東西，一看見就把他趕走。你看怎麼樣？」

　　勒伯爾想了一會兒，像一個小學生坐在老師面前回答問題似的，雙手在膝蓋上揉弄著。說實在的，他現在感覺到在第五共和國內，警察權也實在太大了，而他畢生在執行搜捕罪犯的工作時，僅僅是把自己的眼睛比別人睜得更大些而已。

　　最後勒伯爾說：「我想他不至於再來自投羅網了。他是個貪財之徒，他是為了錢才來幹的，因此他幹完後一定要逃出去，才能活著去花那筆錢。他在九月間到巴黎來探路時，一定已經制定了一個計畫，如果他對於逃生的途徑沒有預先考慮好，或者沒有把握的話，他早就回去了。

　　「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樂總統在這一年一度的解放紀念日這一天，會不顧任何危險出來而不願待在家裡的。他可能考慮到當局會採取的安全措施，特別是當他知道自己的計畫已經暴露之後，當局更會加強保衛，但他還是不肯回頭的。」

　　勒伯爾站起身來，不顧部長辦公室裡的規矩，來回地踱起步來。

　　「他還是不肯回頭，他也不想回頭。為什麼？因為他相信自己能夠得逞，而且能夠逃走。為此，他一定有一個想法，這是別人所想不到的，這可能是遠距離控制的炸彈，或者一支步槍。但是一個炸彈是容易被發現的，而且它的破壞性太大。因此，他一定是用一支槍，這也是他乘汽車進入法國的原因，他的槍就在他的汽車裡，可能焊在車架上或其他地方。」

　　「但他無法帶著槍接近戴高樂。」內政部長大聲說，「那一天除少數幾個經過檢查的人以外，幾乎沒有一個人被允許接近總統。豺狼怎麼能帶著槍進入鋼製欄杆的範圍裡面來呢？」

　　勒伯爾停步望著部長，聳聳肩說：「我也不知道，但他認為他能進來。過去的這幾天，不管他遇到什麼樣的周折，可他都僥倖沒有失敗，並且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兩國警察力量的追蹤下，他還是到達了巴黎，而且還暗藏著槍支；也許又改扮成另外一個，弄到了另一份假證件。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論他目前在哪裡，他明天一定會出來的。等到他出來時，我們一定能夠發現他。這就需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我們偵探的一句老格言：把眼睛睜大。

　　「對於安全措施的安排，我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建議，這些安排都很周到，並且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了。因此我想在明天的各項活動中，我都要在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行嗎？到目前為止，我只能做到這樣。」

　　內政部長有點失望。十幾天前布維埃推薦他的時候，說他是法國最優秀的偵探。

　　部長原本希望他能再提出些好主意，而現在他卻說只能睜大眼睛。

　　部長只得站起來說：「當然，警長，就這樣做吧！」

　　這天深夜，豺狼在朱爾斯．伯納德的臥室裡做準備工作。放在床上的是一雙舊的黑皮鞋，灰色毛襪，舊褲子和敞領襯衫，還有一件長軍大衣，上面裝飾著一排參加各種戰役的緩帶勳章和一頂黑色的軍便帽。這些都是為了假扮成法國退伍軍人安德烈．馬丁用的。口袋裡面還有他在布魯塞爾找人偽造的證件，這樣，假扮退伍軍人的準備工作就都齊全了。

　　衣物旁邊還有他在倫敦準備好的繩索，以及裝有槍托、彈膛、消音器和望遠瞄準鏡的五根表面像鋁質的鋼管，還有一塊黑色的橡膠塊，裡面有五粒爆炸性的子彈。

　　他從橡膠塊裡拿出兩粒子彈，用廚房工具箱裡的鉗子，把子彈頭去掉，再把裡面的火藥倒出來。他把火藥留著，然後把空子彈扔在垃圾箱裡。還留下三粒子彈，他認為已經足夠了。

　　他已經有兩天沒有刮鬍子了。臉頰上留著淺金黃色的短鬚。他準備明天用一把不很鋒利的刀刮掉，再故意留下些鬍子碴。在浴室裡還有一個香水瓶裡面裝著原來改扮詹森牧師時用的灰色染髮藥水和洗滌劑，他洗淨了扮舒爾勃格時染成的栗褐色頭髮，正坐在鏡子面前把他的淺黃色頭髮剪得短了又短，直到頭髮都能像刷子毛似地矗立起來為止。

　　最後他又作了一次檢查，看明天早晨需用的東西是否都已齊備，然後給自己做了一份蛋包菜作為晚餐，坐在電視機前看文藝節目，直到想睡的時候才去睡覺。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是一個酷熱的日子，可以說是夏季熱浪的高潮。在一年零三天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夥伴們準備在小克拉瑪附近謀刺總統的人，並沒有意識到以後會怎樣，但實際上，在這以後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這個城市裡酷熱的星期日下午的這次行動，才是最後一次了。

　　當整個巴黎在慶祝從德國法西斯統治下贏得解放十九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差不多有九萬五千人穿著藍色斜紋嗶嘰制服，滿頭大汗地在維持秩序。由於報刊上熱情的宣揚，這天的解放日慶祝活動，參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絕大多數人是看不到總統的，因為總統的周圍總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圍著。

　　那些文武官員們這天被邀請參加慶祝儀式，並為能站在總統的周圍感到榮幸；但他們都沒有覺察到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怎麼他們都是些高個兒呢？他們和警察們始終站在總統身邊，像是一道人牆，除此而外，還有總統的四名保衛人員，形影不離。

　　總統是近視眼，而他在公開露面時，又不肯戴眼鏡，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邊還有四個大個兒，他們是羅傑．德西埃、保羅．考米迪、雷蒙．沙西亞和昂里．德儒戴。

　　這四個人，新聞界給他們的綽號叫「猩猩」。大多數人都以為他們看上去確實像猩猩。實際上，不如說他們走路的模樣更像。他們都是精通各種打鬥形式的能手，每個人的胸部和兩肩的肌肉都十分發達，他們的兩臂不能緊靠身體，而只能往外張開。加上他們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們更像猩猩了。他們走路時，手掌都是張開的，這是因為便於在緊急時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戰鬥。

　　這天上午，在凱旋門的儀式一切都按計畫進行，沒出什麼意外的事。廣場周圍的大廈屋頂上，有數百人拿著望遠鏡和自動步槍偷偷地躲在煙囪後面守衛著。直到總統的車隊離開廣場，進入香榭麗舍林蔭大道，駛往聖母院時，他們才鬆了一口氣，爬了下來。

　　教堂裡一切如常。巴黎的紅衣大主教在教士們的伴隨下，主持了儀式。在他們穿上法衣的時候，也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在教堂奏風琴的樓廂裡，也埋伏了兩名帶槍的警察，監視著樓下的群眾，這事連大主教也不知道。至於教堂裡一起參加祈禱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裡面。他們並不下跪，也不閉眼睛，但他們也誠摯地進行祈禱，這是警察們傳統的禱詞：「上帝啊，請不要在我值班時出事兒！」

　　教堂外面的觀眾，雖然都站在離大門二百米以外，只要誰把手伸進自己的衣服，立即就會被趕走。其中有一個是為了要在身上抓抓癢，另一個則是為了要取他的香煙盒子。

　　還是沒發生什麼事。屋頂上的自動步槍沒有聲音，更沒有什麼炸彈爆炸。警察們不但監視著群眾，還互相監視著，他們注視著夥伴們是否都佩帶規定的胸章，以免豺狼混在裡面。有一個共和國保安部隊戰士由於遺失胸章，被當場抓住，帶到附近的警車上。他的輕機槍當然被繳械了，直到傍晚才被釋放。而且，還找來了二十名他的同事來證實他的身份。

　　在蒙特瓦勒里昂紀念堂，氣氛更緊張。但即使總統看得見，他也未做什麼表示。

　　在這個工人住宅區裡，這些保安人員估計，只要總統進了紀念堂就安全了。但當總統的車隊在這狹小的街道上駛來，在轉彎的地方慢下來時，他們又感到很危險，害怕會有刺客伺機行動。

　　實際上，這正是豺狼選中的時機和地方。

　　比埃爾．瓦爾雷覺得煩透了。他又熱又渴，軍外套緊粘在脊背上，半自動衝鋒槍的皮帶勒在濕淋淋的衣服上，把肩膀擦得發痛。現在正是開午飯的時間，他知道又吃不成了。他開始有點兒後悔，真不該參加共和國保安部隊。

　　他本來在家鄉盧昂的一家工廠裡工作，後來被解雇了。當他在勞工介紹所等工作的時候，辦事員指著牆上的廣告畫，勸他考慮考慮。畫上有一個身穿制服的共和國保安部隊戰士，並且註明這是一個有希望、有前途，而且很有意義的職業。畫上這個人所穿的制服，做得像是巴黎時裝專家的傑作，於是瓦爾雷便報名入伍了。

　　去後才知道住的那座營房外表像是監獄──過去也確曾是監獄，才知道要操練，要夜間演習，要穿上刺得皮膚發癢的嗶嘰軍外套，要在大冷天或大熱天氣裡在街角上一站幾小時，搜捕永遠也不會落網的犯人。人人都證件齊全，幹的也無非是些世俗的和無傷大雅的事情。

　　而現在卻到了巴黎，這是他第一次離開盧昂。他本來以為可以觀光一下這個美麗的城市，但沒有希望啦！在巴比克特上士負責的小隊裡當差還會有好事嗎？無非還是老一套。

　　「看見那個擋人的柵欄了嗎，瓦爾雷。好，就站在它旁邊，看著它，別讓人挪動它，沒有經過特許的，誰也不准通過，懂嗎？你的崗位責任很重大呢，小夥子！」

　　責任重大？嘿！他們為了這個巴黎解放日，真有點興師動眾啊。從外省調來了數以千計的人來補充巴黎的部隊。昨天夜裡，他的營房裡有來自十個不同城市的人，巴黎的士兵謠傳說可能有人想搞什麼名堂，否則幹嘛要小題大作呢？謠言總是謠言，結果屁事也沒有。

　　瓦爾雷轉過身子，朝雷納街那邊望去。他看守的柵欄只是一道長柵欄中的一段，它橫貫整個街面，從一邊的建築物直到另一邊的建築物，從這裡沿著街道到「六月十八日廣場」約有二百五十米左右。火車站的正門離廣場還有二百米左右。車站正門是舉行儀式的地方。他遠遠地看見有些人在廣場裡標出老戰士們、各級官員們和共和國衛隊應該站立的位置。還有三個小時，天哪！還有個完嗎？

　　最早到場的群眾開始在柵欄前面聚攏。他心想有些人的耐心真是大得出奇啊！

　　你想想，就為了在三百米外看看那一大堆腦袋，而據說其中有一個是戴高樂的。

　　當鐵欄杆旁聚集有一百多人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老頭兒走過來了。他一步一拐地走著，似乎再走不了半哩路他就得倒下。那頂黑色軍便帽上，已經滲透了汗水，那件長長的軍大衣在他膝蓋下面左右搖擺，胸前還掛著一排紀念章，鐵欄杆旁有幾個人充滿憐憫的心情望著他。

　　瓦爾雷想：這些老傢伙總是珍藏著他們的紀念章，好像他們畢生就只有這點財產；可能他們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這些東西了。像這個老頭兒，連一條腿都犧牲掉了。瓦爾雷望著老頭兒從街角拐過來，他想老頭兒年輕時一定有兩條健康的腿，那時他一定跑過不少地方。這使他回憶起當年在家鄉海邊時，看見一隻老海鷗用一隻腳站在沙灘上時的情景。

　　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條腿一瘸一拐地過日子，再也離不開那根鋁製的拐杖，該有多慘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

　　「我可以過去嗎？」他畏畏縮縮地問。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證件吧！」

　　退伍老軍人在襯衫裡摸索了一陣，襯衫已經舊得經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兩張卡片，瓦爾雷接過來一看：安德烈．馬丁，法國公民，五十三歲，出生於阿爾薩斯省科爾馬城，現住巴黎。另一張卡片也是屬於同一個人的，卡片上端橫寫著一行字：殘廢軍人。

　　「嗯，不錯，你是殘廢人。」瓦爾雷想。

　　他把兩張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們都是拍的同一個人，但不是同一時間拍的。

　　他抬起眼睛，說：「把帽子摘掉。」

　　老軍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裡。瓦爾雷把他眼前的那張臉跟照片上的臉對比了一下，是一樣的，不過他面前的人滿臉病容。他在刮臉時割破了好幾處，割破的地方貼了些小塊的紙，斑斑血跡還明顯可見。灰撲撲的臉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髮凌亂地矗立在腦袋上，因為帽子摘得太急，更加亂成一堆。

　　瓦爾雷把卡片還給他，「你要上那兒去幹什麼？」

　　「住在那兒，」老頭兒說，「我靠養老金過日子，我有一間頂樓。」

　　瓦爾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證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區雷納街一百五十四號。瓦爾雷抬頭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門牌上的號數是一百三十二，一百五十四號當然還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沒有命令說禁止一個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別亂闖啊，總統過不了幾小時就要來啦。」

　　老人微笑著，他在收起證件時差點跌倒在地。瓦爾雷伸手去攙扶他。

　　「我的一個老夥伴今天要領勳章，我是兩年前領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勳章。

　　「不過那天授獎的只是國防部長。」

　　瓦爾雷看看那枚勳章，原來那就是解放勳章啊！為了它丟掉一條腿可真不值得。

　　他想起了他的職責，便大模大樣地點了點頭。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爾雷轉過身去攔住了一個想乘機溜過柵欄的人。

　　「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柵欄後邊去。」

　　他朝那個老兵看了最後一眼，只見那件大衣閃了一下，就在遠處街道盡頭緊靠廣場的一個門道裡消失了。

　　貝特太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吃驚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過，警察來察看了所有的房間，她不知道那些房客們要是在家的話該作何反應。幸好除了三戶以外，其餘的全都去歡度八月的節日了。

　　當警察走了以後，她總算可以坐在門旁的老位子上織點毛線活了。兩小時以後將在離她一百三十米遠的車站廣場上舉行慶祝儀式，對此她毫無興趣的。忽然聽到有人在說話：「對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給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舉行儀式，可又是那麼熱。」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老頭兒，穿著一件軍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過去穿的完全一樣。左胸前的上排綬帶下有幾枚紀念章在擺動著。他很沉重地支撐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條腿；他那憔悴的臉上冒著汗。貝特太太把毛線活疊起來放進她圍裙的大口袋裡。

　　「喲！可憐的先生，你就是這樣走來的嗎？天氣那麼熱，慶祝儀式還要兩個小時以後才開始呢。你來早啦！進來，進來。」

　　她站起來走向門廳後面的廚房去倒水。這個老兵拐著跟在後面。

　　當她在廚房裡放自來水的時候，根本沒有聽見關門的聲音。她隱約覺得有一隻手從身後伸過來，抓住她的顎骨，她頭部右側耳邊的乳突骨下方被一隻骨節粗大的手指使勁掐住，頓時只覺得眼前金星直冒，手上拿著的玻璃杯掉下來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覺的身體無聲無息地癱軟了下來。

　　豺狼急忙解開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來綁在臀部的右腳上的繩子解開。他把腿伸直，又把膝關節舒展了一下，只覺得一陣疼痛。過了好幾分鐘後，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腳踝部位，不過這隻腳暫時還不能著地。

　　又過了五分鐘，貝特太太的手腳被捆了起來，嘴上貼了一大塊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關上門走了出去。

　　在會客間桌子的抽屜裡，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門鑰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鈕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魯塞爾到米蘭去的途中那樣一瘸一拐地走過來。他從門縫中往外望，門廳裡沒有人，他走出會客間把門鎖上，慢步爬上樓梯。

　　到了六樓，他先選定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門，沒有聲音。一會兒，他又敲了幾下，無論是這一家，還是隔壁房間的夏裡埃先生的公寓裡都沒有聲音。他拿出鑰匙，找到了貝郎瑞的名字，然後把門打開，進了房間，立即把房門鎖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馬路對面的屋頂上，穿藍色制服的人，都已陸續進入各自的崗位上，他到得正是時候。他伸出手打開窗子，把兩扇窗頁輕輕地往內拉開，直到都碰到牆壁為止。然後他往後退了幾步。太陽光照進窗戶，在地毯上有一個方形的亮影子。這樣一來，房間的其餘部分就顯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處，那麼對面屋頂上的人是決不會看見他的。

　　他走到窗戶旁邊，躲在拉開的窗簾後面往下看，可以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車站廣場。

　　他又往回退了幾步，把一張桌子搬過來，拿開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膠花，又從沙發上拿來了兩個靠墊，用這些作為槍墊子。

　　他脫掉了軍大衣，捲起襯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幾節，著地的一頭的黑橡膠塞也被旋了下來，露出裡面的三顆子彈。為了造成噁心和出虛汗的病弱現象，他曾吞下了從另兩顆子彈裡取出的火藥，直到這時，噁心和冒汗的病像才漸漸消失了。

　　他從幾根管子裡拿出了消音器和望遠瞄準鏡，在最大的管子裡拿出槍的主要部分，接著就組裝了起來。他坐在桌子後面，把槍放在靠墊上，從望遠瞄準鏡裡看出去，沐浴在陽光下的廣場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廣場裡有一個人正在安排慶祝儀式時各人站立的位置，就用槍瞄準他。在望遠瞄準鏡裡，這個人的腦袋看上去就像他在布魯塞爾郊外森林裡樹幹上掛著的西瓜一樣大。

　　最後，他滿意了，又把三粒子彈放在桌子上像一隊士兵似地排列著。他用拇指和食指拉開槍栓，裝進了第一枚子彈。他想，一枚子彈足夠了，其餘兩枚是備用的。

　　他又推上了槍栓，直到頂住了子彈的尾部，然後固定住。一切就緒之後，他把槍放在靠墊上，伸手到口袋裡，拿出香煙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著第一根香煙，靠在椅子上，他還得等待一小時零四十五分鐘。

　　二十一

　　克勞德．勒伯爾覺得他仿佛一輩子都沒有喝過水似的。他口內發乾，舌頭貼在上顎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為天熱他才有這種感覺，而是有點兒慌，許多年來他第一次真正著了慌。他肯定下午會出點事，但是怎麼出、什麼時候出，他卻還沒有找到半點兒線索。

　　這天上午，他去了凱旋門，也去了聖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這天中午，他在部長那裡參加了最後一次會議，他感到這些人的緊張情緒已經消失，幾乎有點輕鬆愉快了。只剩一個儀式有待舉行了，地點在「六月十八日廣場」。他們確信，那裡是經過徹底搜索和無縫可入的。

　　他們這一夥人是在離愛麗舍宮不遠的一家飯館裡用午餐；而這時，戴高樂在宮裡進午餐。當他們從飯館出來時，羅蘭上校說：「看來這個人已經走了，已經滾蛋了，其實這是他最聰明的辦法。但總有那麼一天，他會在什麼地方冒出來，那我們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這時，勒伯爾一個人心煩意亂地在離蒙帕納斯大道二百米遠處的一群人中間徘徊著。由於距離太遠，他看不清廣場上有什麼事。他一路向站在欄杆邊的警察或共和國保安部隊戰士提出同樣的問題，回答也是一樣的：自從十二點鐘欄杆裝起來以後，沒有人進去過。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經中斷了，小路和胡同裡的交通也斷絕了，屋頂都被置於嚴密監視之下，車站本身布滿保安人員，因為那裡有許許多多可以俯視院子的辦公室和頂樓。保安人員還爬上了巨大的機車車庫的房頂，居高臨下地監視著靜悄悄的車站月臺，那兒的全部火車已在當天下午轉移到了聖拉紮爾車站。

　　警戒區內的每一幢建築物都經過搜索，上至頂樓，下至地下室，一處不漏。絕大多數房間都空空如也，住戶們已去海濱或山上度假。

　　一句話，「六月十八日廣場」地區是無縫可入的，正如瓦倫丁局長所說的，「比耗子的屁眼還要緊密」。一想起奧弗涅省的那個分局長的這句話，勒伯爾不禁笑了起來。突然間，笑容消失了。瓦倫丁並沒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過小路，憑著他的警察通行證抄近路來到了雷納街。到處情況都一樣，離廣場二百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鎖，人群停立在柵欄外面，除了巡邏的保安隊員以外，街上空無人跡。

　　看見什麼可疑的人嗎？沒有；有人進去嗎？沒有，先生。他聽見車站廣場上的樂隊正在給樂器調音。他看了看手錶，總統在這段時間裡隨時都會來到的。

　　他看見廣場上人聲鼎沸，看見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端有一個車隊已經閃進「六月十八日廣場」，看見他們駛進車站廣場時，警察們都在敬禮。所有街這邊的人都盯住這輛閃閃發光的黑色大轎車；站在欄杆外面的人群，都想往前擠。

　　他又抬頭看看屋頂。小夥子們真不錯！屋頂上的監視人員根本不理會他們腳底下的場面，他們俯伏在胸牆上，眼光不停地搜索著街對面的屋脊的窗戶，不放過每一個窗戶裡的微小的動靜。

　　他到了雷納街的西端，一個年輕的共和國保安部隊戰士紋絲不動地站在一百三十二號附近的鐵欄杆旁邊。他把證件顯示了一下，這個戰士站得更挺直了。

　　「有人過去嗎？」

　　「沒有，先生。」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值班的？」

　　「十二點鐘，先生，就是開始中斷交通的時候。」

　　「沒有人從這個口子進去嗎？」

　　「沒有，先生；對，有一個老年的跛子進去了，他住在那邊。」

　　「什麼跛子？」

　　「一個老頭兒，先生，他病得很厲害，他有身份證和殘廢軍人證，住址是雷納街一百五十四號，我只好讓他過去。他真的病了，那麼熱的天氣，他還穿著軍大衣呢！」

　　「穿軍大衣？」

　　「是呀，長長的軍大衣，像那些老兵穿的一樣，這時候穿大衣也太熱了。」

　　「他有什麼病？」

　　「我看他一定是太熱了，是不是？先生。」

　　「你說他是殘廢軍人，他怎麼啦？」

　　「只有一條腿，先生，還拿了根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

　　在遠遠的廣場上，歌聲已經響起來了，「前進，祖國的健兒們，光榮的日子來到了……」人群中有些人也在跟著唱這大家都熟悉的《馬賽進行曲》。

　　「拐杖？」勒伯爾自言自語地說，他的聲音很低，仿佛來自遙遠的地方。那個保安部隊戰士局促不安地望著他。

　　「是的，先生。一根拐杖，就像一條腿的人常用的那一種，鋁製的……」

　　勒伯爾跳了起來，他大聲招呼那個戰士跟著他向街裡衝去。

　　車隊在陽光下進入廣場，一輛輛汽車，首尾相接地停在車站門口。就在汽車前面，順著欄杆站著正準備接受勳章的十位退伍士兵。廣場東邊是政府官員們和外交界人士，幾乎都是深灰色的服裝，偶爾有人佩戴著紅色的榮譽勳章。

　　廣場的西邊是戴著閃亮頭盔以及有紅色羽毛的共和國警衛隊，樂隊則站在他們前面。

　　在車站門前的一輛汽車周圍，聚集著一群文職官員和總統府的人員，軍樂隊繼續演奏著《馬塞進行曲》。

　　豺狼抬起槍，眯著眼睛朝廣場看去。他選中離他最近的那個退伍軍人，也就是將第一個獲得授勳的那個人。他是一個身材矮小、體格健壯的男子，站得筆直。他的腦袋清晰地出現在瞄準器裡，幾乎是一個完整的側像。幾分鐘後，這個人面前高出大約一英呎的地方，將出現另一張面孔，傲慢、專橫，戴一頂嗶嘰布的法國軍帽，上綴兩顆金星。

　　「前進，前進，萬眾一心……」國歌的最後幾個音符消失之後，全場肅靜無聲。

　　共和國衛隊長的吼聲在車站廣場的上空迴蕩：「舉槍……致敬！」戴白手套的手一齊拍擊步槍的槍托和彈夾，腳跟一起相碰，發出三次清脆的噼啪聲，圍在汽車旁邊的人群向兩邊分開，從中間現出一個高大的身形，開始大踏步地走向排成一列的退伍軍人。跟在他身後的人群在離那排退伍軍人五十米遠的地方停了步，只有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和另一名官員繼續跟著他前行。部長將向總統介紹那些退伍軍人，而另一名官員則托著一個絲絨墊，上面擺著十枚勳章和十條綬帶。除開這兩個人之外，就只有夏爾．戴高樂在朝前行進了。

　　勒伯爾停了步，氣喘吁吁地指著一個門口說：「就是這兒？」

　　「我想就是這裡，倒數過來第二個門，他是從這兒進去的。」

　　勒伯爾走進門去，瓦爾雷跟在後面。他想，在這樣緊張的時刻，他還要發脾氣，一定是受到上級的申斥了。好吧，如果那些大官兒們要申斥我這個小兵，那麼我會說，都是因為我沒有讓這個小老頭兒過來，惹惱他了。

　　當他進門後，看見小老頭正在推動會客間的房門。

　　「門房到那兒去了？」他叫道。

　　「我也不知道，先生。」

　　這時，這個小老頭已經用胳膊肘撞碎了門上的毛玻璃，伸手進去，把門打開。

　　他衝了進去，叫道：「跟我來！」

　　「好吧，來就來，」瓦爾雷想，「你一定是發了瘋了。」

　　他看見那個矮小的偵探正在檢查水槽下面，越過他的肩膀，看見地板上躺著一個老太太，手腳被捆住，不省人事。

　　「見鬼！」突然間他意識到那個小老頭並不是在瞎胡鬧。他可能是一位警察局長，他們是在追捕一個罪犯。這本來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事到臨頭，他卻感到不如安穩地待在營房裡了。

　　「上頂層！」小老頭大喊了一聲，飛步上了樓梯，其速度之快，讓瓦爾雷吃了一驚。他邁著沉重的腳步跟在後面，一面取下了肩上的衝鋒槍。

　　法國總統走到站在排頭的那一個退伍軍人面前，稍稍彎下身子聽部長介紹他的名字和他在十九年前的那一天所立下的功勳。部長介紹完畢後，總統低頭看看那個退伍軍人，然後轉向捧著托墊的官員，拿起勳章。當樂隊輕快地奏起《馬賽進行曲》時，身材高大的總統把勳章別在他面前的老人高高挺起的胸脯上，然後他退後一步，他們相對敬禮。

　　在六層樓上，一百三十米之外，豺狼緊緊抓住步槍；眯起眼睛湊在瞄準器上。他相當清楚地看見他的五官：隱藏在法國軍帽帽簷陰影下的眉毛，眯縫著的眼睛，還有那個鷹鉤大鼻子。他看見舉起敬禮的手離開了帽簷，瞄準線的交叉點正對著暴露在外的太陽穴時，便輕輕地扣動了扳機……。一瞬間他再看著廣場，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子彈出膛的當兒，法國總統的頭突然出乎意料地向前探過去，正在莊重地吻著他面前接受勳章的人的面頰。

　　由於總統的身材要高出對方一英呎有餘，因此，他必須彎下身去才能用這個通常只在法國風行的禮節去親吻那個老兵。可這完全不符合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習慣。

　　後來才知道，這粒子彈是在離總統帽後一英吋遠的地方飛過去的。至於總統是否聽見子彈的呼嘯聲，則不得而知了。陪伴著總統的部長和外交官員都說沒聽見，五十米以外的人就更聽不見了。

　　彈頭鑽進廣場上被太陽曬軟了的柏油馬路上，在一英吋多深的地方炸開，沒有造成任何損害。樂隊還在繼續奏樂，總統在祝賀了第一個人以後，直起身來走到第二個人面前。

　　豺狼在他的槍後面輕聲地咒罵著。在他畢生的經歷中，向一百五十米以內的目標射擊，還從未失誤過。好在時間還來得及。他慢慢地平靜下來，打開槍栓，把彈殼退出來，又從桌上拿起了第二枚子彈裝了進去。

　　克勞德．勒伯爾一口氣跑上六樓，只覺得他的心就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了。面向大街的有兩扇門，他正在猶豫著究竟是在那個房間裡，從一扇門裡傳出輕輕的但又是如此清晰的「撲」一聲。勒伯爾急忙用手指著這扇門命令道：「開槍打掉它。」

　　然後他往後退了一步。瓦爾雷雙腳站穩，對準門開始掃射。只見木頭和金屬的碎塊連同子彈頭飛散開來，門板變了形，向裡打開了。瓦爾雷首先衝了進去，勒伯爾跟在後面。

　　瓦爾雷還能認出那一簇簇灰色的短髮，但僅此而已。這個男人有兩條腿，長大衣已經不知去向，抓著步槍的那條胳膊是長在一個強壯的年輕人身上的。那個槍手沒有給他一點時間；他從桌子後邊的坐位上站起來，輕快地轉過身子，半蹲著猛然開火，那顆單發的子彈悄無聲息地飛過來。瓦爾雷的槍擊聲還在他耳邊餘響未息呢，從豺狼的步槍裡飛出的子彈就鑽進了他的胸膛，打在胸骨上，爆裂開來。先是一種撕裂的感覺和一陣突如其來的刺痛，然後這些感覺都消失了。光亮逐漸消退，夏天好像變成了冬天，一塊地毯飛了起來，啪地一聲打在他的臉上，其實是他的臉撞到了地毯上。知覺迅速消失，先是大腿和肚子，然後是胸部和脖子。他最後的感覺是嘴裡湧起一股鹹味，就跟他當年在海邊游泳時嚐到的海水滋味差不多，他似乎看見一隻獨腿老海鷗停在一根竿子上，然後只剩下一片漆黑。

　　勒伯爾的目光越過他的屍體直勾勾地瞪著那個男人的眼睛。他的心臟已經平安無事；它似乎不再跳動了。

　　「豺狼！」他說。

　　那個男人只說了一聲：「勒伯爾。」

　　他在慌亂地擺弄著槍，拉開了槍栓。勒伯爾看見一枚閃亮的彈殼掉落在地板上，然後那個男人飛快地從桌子上拿起一樣什麼東西，把它塞進了槍膛。他的灰色的眼睛仍然死盯著勒伯爾。

　　「他要開槍，他想幹掉我。」勒伯爾想到。他眼睛的餘光轉向地板，保安部隊戰士的衝鋒槍正橫在他的腳下。他不假思索地跪了下去，一把抓起，用一隻手抱了起來，另一隻手就摸向板機。就在他聽到豺狼啪地一聲拉上槍栓時，他已經扣動了扳機。

　　衝鋒槍的怒吼聲充斥著這個小房間，就連廣場上的人也都聽到了。

　　後來在新聞發布會上作解釋時，只說是有個毛手毛腳的莽撞傢伙在後街上發動一輛消音器有毛病的摩托車。

　　半梭子九毫米的衝鋒槍子彈射入了豺狼的胸膛，把他打得飛了起來，然後重重地摔倒在房間的角落裡，變成亂七八糟的一堆血肉。

　　當他從空中落地時，把一盞吊燈也帶了下來。這時在廣場上，軍樂隊正奏起《我的軍隊和我的祖國》。

　　當晚六點鐘，托馬斯偵探長接到巴黎來的一個電話。通話完畢後，他把他的那位探員組長叫了進來。

　　「他們抓住他了，」他說，「在巴黎抓住的。問題解決了，不過你最好還是到他的住所去一次，把東西清理清理。」

　　八點鐘時，正當那位探員在對格爾索普的東西進行最後一次清點的時候，他聽見有人走進了外面的門廊。他轉過身去，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那裡怒氣沖沖地瞪著他。

　　「你來幹什麼？」探員問道。

　　「我倒想問你這個問題。你到底在這裡搞什麼名堂？」

　　「廢話少說，」探員說，「你叫什麼名字？」

　　「格爾索普，」那人說，「卻爾斯．格爾索普。這是我的住所。你到底在這兒幹什麼？」

　　探員後悔忘了帶支槍在身上。

　　「好吧，」他保持著警惕，慢條斯理地說，「我看你最好跟我到警察局去談談話。」

　　「太好啦，」格爾索普說，「你非得把事情講清楚不可。」

　　警方把這個男人扣留了二十四個小時，直到巴黎方面分別有三個部門證實豺狼確實已經死亡，而且蘇格蘭的薩塞蘭郡的五家互不聯繫的旅店的店主證明，格爾索普在過去的三個星期裡，的確一直住在他們的旅店裡，把時間全部花在爬山和釣魚上，這個男人才獲得了釋放。

　　「如果豺狼不是格爾索普，」托馬斯在格爾索普離開之後說，「那麼他到底又是誰呢？」

　　第二天，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都市警察局局長對特警處迪克森副長官和托馬斯偵探長說：「當然啦，女王陛下的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叫豺狼的傢伙是英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至多可以這麼說，在一個時期內，曾有一個英國公民涉嫌，現在已經全都搞清楚了。

　　「我們也知道，這個豺狼在法國執行……任務的時候曾經冒充過丹麥人、美國人和法國人，用了兩張偷來的護照和一套偽造的法國證件，當然，也用一張假造的護照冒充我們英國人。

　　「我們的調查證實，這個豺狼使用的假英國護照上的名字是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法國警方根據這個名字追蹤到……一個叫嘉普鎮的地方。事情就是這樣，先生們，案子了結啦！」

　　八月二十六日，法國。

　　一個男人的屍體被葬在了巴黎拉雪茲神甫公墓，墓穴上方沒有任何標誌。這個男人的死亡證上寫明：這是一個無名的外國遊客的屍體，死於車禍，死亡時間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

　　下葬的時候人員很簡單，只有一個神父、一個警察、一個登記員和兩名掘墓人在場。

　　（全書完）